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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大学的最美回忆

发布时间:2017-10-12   作者:王军   来源:   访问次数:

    洋溢着理想主义精神的20世纪80年代是出诗人的年代。在全国高校,几乎每个中文系的学生都算半个诗人。我也未能例外。当时我因中学时写诗小有名气而被保送进武汉大学,觉得一下子由混沌的尘世进入了诗人的乐园。

       1985年,我面临高中毕业。由于偏执于文学,数理化成绩一塌糊涂,连高考预考都未通过,我只好准备做个“待业青年”了,但自己仍想像高尔基那样到社会(“我的大学”)上继续实现文学之梦。有个中学同学的哥哥是开照相馆的,我甚至准备毕业后去那儿当临时工……幸好南京梅园中学觉得我给母校争得了些荣誉,想出了一招:把我发表的作品及获奖证书复印许多份(感谢那个时代发明了复印机!)向全国二十多所大学寄发了推荐函。很快,武汉大学特意派来一位负责招生的老师,领我去武汉面试。华东师范大学也约我去上海面试(他们还答应给我的中学另外五个入学名额)。最终,我选择了武汉大学,作为免试保送生,没参加高考就跨进了大学门槛。哦,对于我而言,缪斯不仅是诗神,更是我的命运女神,她带给我好运气!

    新生入校,照例由辅导员带领去瞻仰位于樱园老校舍区的闻一多铜像,因为他曾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我们不再叫他老诗人,而改口叫他老院长。整个大学时代,老院长都叼着那支著名的烟斗,坐在山坡上看我们这班后生写诗。这也是一种文学传统吧,武大是一所为诗人树有塑像的学校。偌大的武汉,也只有两位诗人以塑像的形式站立着,另一位是东湖公园里的屈原塑像。我“野心勃勃”地想:第三尊塑像会留给谁呢?我可要加把劲啊。有如此想法的也许不只我一人,那个时代的诗人都有类似的雄心壮志,我周围的同学,有不少都是在闻一多铜像前宣誓成为诗人的,譬如陈勇、李少君,譬如低年级的邱华栋,我们都是浪淘石文学社的。类似的社团,仅武大就有十来个,各自招兵买马,举办朗诵会,油印诗刊,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常去的桂园咖啡馆里,有已毕业的校友王家新的诗集出售,其时王家新在《诗刊》工作,我们便觉得北京的《诗刊》跟武大有缘,谈论王家新像谈论一个发达了的亲戚。这种亲近感是可以理解的,没准,现在武大的新诗人也带着同样的神情谈论我呢。

    每年春天,樱园的樱花便开了,武汉三镇的市民,成群结队地到武大校园内赏花,有一条路也以樱花大道命名。浪淘石文学社,也该举办邀集湖北各高校诗人参加的樱花诗会了。20世纪80年代的朗诵会,可比90年代的要阔气得多,一声号令,千人云集,有兵团作战的气势。我参与主持的几届,由学校派车接来碧野、徐迟、曾卓等老作家担任评委,评出的好诗都有奖品,且在校报、校刊上发表。朗诵者大多是各校的名花,莺歌燕舞,陪伴着各自的诗人逶迤而来,真是才子佳人大聚会,诗会隆重得像选美。难怪那时候诗人多呢,读者中美女也多,女大学生们以认识诗人为荣。顺便提一句:曾在樱花诗会朗诵拙作并获奖的华中师范大学“战地夜莺”(校广播员)孙汀娟小姐,毕业后成为湖北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十年一别,偶尔调频道重睹她的芳颜,我自作多情地猜测:美人是否还记得我的诗呢?

    武大当时在全国领先招作家班,有廖亦武等诗人。廖胡子以酒和诗团结了一批社会上的兄弟。诗坛正闹“第三代诗歌运动”,按道理最热闹的地方应该在四川,可四川的诗人极喜爱来武汉串门。成都的尚仲敏编印《大学生诗报》,每期都及时地在武大教学楼前张贴出来,惹得众人像看大字报一样争相围观。莽汉李亚伟、杨黎从重庆乘船随流而下来武大找人,敲错了宿舍门,结果认识了正捧本《星星》在读的我,畅谈一番,还送我一套他们的诗歌资料《非非主义》。那时候只要知道对方写诗,就跟在敌后碰上同志似的,对一下接头暗号顿时就变成生死之交了。多年之后,我跟李亚伟又戏剧性地在北京重逢了,他摇身一变,已腰缠万贯,手持大哥大敲我的门,拉我去楼下喝酒。问他还写诗吗,他说:诗不写了,酒还照样喝。想当年,李亚伟的一首《中文系》曾使全国各高校的诗人臣服。

    武大快成了四川诗人的别墅,廖亦武的宿舍就是一大据点。李亚伟、杨黎、马松等“游侠”经常不请自来,反客为主地邀我们这些本科生诗人喝白酒,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不少江湖知识。廖胡子捧着个大茶缸慢条斯理地招呼大家,与旧时代川江上的舵爷神似。他还邀约亚伟、开愚等人在武大搞过一次第三代诗歌讲座,谈吐幽默、粗野,像练武场上的枪棒教头,与平常助教、副教授们温文尔雅的讲学风格迥异,吓退了不少阶梯教室里的女学生。他们把绿林好汉的诗风带进了武大的校园。应该承认,他们使诗歌不仅仅停留在写作的阶段,而且接近于行为艺术。他们以流浪汉的形象,对校园诗歌进行了一场哗变、一次革命。武大很巧合地成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一座桥头堡。

    廖亦武、李亚伟他们常去法律系的女生宿舍,那里有他们一个漂亮的女老乡。而且跟这个女老乡同寝室的,还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同学。据说有一次他们泡得太久了,某女生不耐烦了:“我们明天就要交论文了。”在座的开愚说:“我可以替你写呀。”女生不信:“你写得了吗?这可是国际法专业的。”开愚讨来题目与稿纸,一挥而就,完成了一篇谈国际法的论文,女生们传阅,居然没看出什么破绽,第二天就如此交差了。由此可见开愚的博学。这是武大校园里流传的一段关于诗人的佳话。第三代诗人,大多是大学生出身,而且天性聪慧,能把死书读活了。现在看来,一座大学,多出几位诗人,还是比多出几个书呆子要强。

       19897月(20世纪80年代末尾),我离开了武大,来到了北京,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做编辑。不知是因为城市的更改还是因为年代的更替,我周围的诗人越来越少了,甚至我自己,诗也写得越来越少了,基本上改写散文了。是否可以这么认为:不管作为我个人,还是对于中国的诗人群体,都由诗化的岁月进入了散文化的岁月?诗人们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本文是一个武大毕业生、一个退役诗人的回忆录。但时代是否也会如此这番地回忆我们呢?它是记住了,还是遗忘了?

(作者系中文系1985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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