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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在武大进修的日子

发布时间:2017-12-18   作者:陈震文   来源:   访问次数:

我于1954年从沈阳师范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19557月上旬,正在北大旁听苏联专家毕达可夫讲学的我接到母校信函,通知我一俟课程结束,马上返校接受新的任务。此前就听说学院正在为我联系到外校进修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事,当时有两个选择:青岛的山东大学和湖北的武汉大学。我当即选择了后者。武大校风朴实、严谨,那里还有我所熟知和仰慕的一位著名现代文学史专家刘绶松教授。师院领导尊重我的选择,同意我去武大中文系进修,为期三年。我怀着青春的梦想,恨不得一下子飞到珞珈山。

1955929日,我终于来到了朝思暮想的珞珈山。走进大门,一眼就可望见如圣殿般矗立在狮子山顶的图书馆,它是武汉大学的一个地标性建筑,气势宏伟,直逼蓝天。秋天的珞珈山,依然美丽动人。行走在校园里,目之所及,林木苍翠,鸟语花香,堪比一座浑然天成的大公园。珞珈山让我一见钟情。我来不及欣赏风景,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想早点见见这里的人。中文系办公室一位中年女同志接待了我,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这很快解除了我初来乍到的紧张和拘谨。她告诉我:和我学习同一专业并由刘绶松先生指导的,有4名研究生和1名助教。研究生是杜毅伯、赵君圭、黄冠星和辛建领,助教名陆耀东,他们大部分是南方人。听了介绍,我很高兴。本想早点去拜访他们,没想到他们却一起先来看我了。为我做介绍的是一位高个子、戴眼镜、操湖北口音普通话的大男生,他是武大中文系毕业的,对学校的方方面面都比较熟悉。

我刚到武大时住在学生宿舍,和研究生们的待遇一样,只不过我是住单间。武大的学生宿舍建在珞珈山的山坡上,像梯田一样,由低向高共4排楼,每排4个单元,共16个单元。每个单元的名称不是按数字排列,而是称“斋”。采用的是“千字文”中的前16个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即“天字斋”“地字斋”等名称。我住在女生宿舍的列字斋,那4名研究生住在洪字斋。从宿舍的命名就不难看出,具有悠久历史的武汉大学,处处彰显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与尊重。

到武大一切安排就绪后,我就开始了紧张而愉快的学习生活。在这里,我接触最多的是研究生,特别是现代文学的4名研究生,因为导师给我安排的专业学习内容和进度与那4名研究生完全一致。不同的是共同课(现在的公共课)我不参加考试,共同课有中国革命史、哲学和俄文等课程。我主修的现代文学则是由导师列出书目,读作品,写读书报告,导师定期检查指导。进入学习状态之后,每天都是很紧张的,共同课的每门课程,我都按时到讲堂听。当然,更多时间是放在主修课上:读不完的作品,写不完的读书报告,还有导师安排的就社会上发生的某一种文艺现象或某一部作品进行的讨论。大约是1956年的1月,导师为我们指定一本当时社会上已点名批评的书《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进行讨论,并让我根据讨论写出第一稿。我鼓足勇气,用两三天时间把文章写出来了。后来刘先生让“高个子男生”在再次讨论后又执笔写了一遍。最后经过三次讨论、修改后作为定稿的,是“高个子男生”执笔的那篇。文章虽然没有被采用,但这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这是我的导师在有目的地锻炼我,通过实战演习,让我不断提高。在学生时代,我一直被认为是好学生,学习成绩优秀,但我毕竟只读到专科,而且又是跳着读的。我很感谢刘先生对我的精心指导和良苦用心。武大中文系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加油站,能来到武大我感到自己十分幸运,这里有那么好的读书环境,那么多优秀的“伴读”,还有尽心尽力指导我的刘先生。我由衷地热爱武大,感恩武大。

在武大的日子里,除紧张而愉快的学习外,文娱活动、社会实践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最多的当属看露天电影,诸如《列宁在十月》《脖子上的安娜》等,不下几十部。武大当时没有大礼堂,只有一个体育馆,看演出、开大会、舞会、球赛等文体活动,都在体育馆进行,看电影则都在一个小操场。为了能坐着看电影,考进武大的每个新生都会领到一个小板凳。到武大后我第一次看电影是站着看的,“高个子男生”发现后主动送给我一个小板凳。我正疑惑他以后看电影怎么办时,他说他有两个,一个是在武大读大学本科时发的,另一个则是读研究生时发的。他送给我的那个小板凳是崭新的,是他被录取为研究生之后发的。以后每次看电影,我都拿着那个崭新的小板凳。

武大中文系当时共有10名研究生,另外6名分别是研究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的。我和他们很快也熟识了,彼此之间关系十分融洽。冬季武汉室内特别冷,没有取暖设备,学校照顾我这个来自东北的进修生,特给我配备了一个烧炭取暖的火盆。我充分利用这一“特殊条件”,经常把研究生们请来,用火盆给他们做点好吃的,比如用铝饭盒在火盆上油煎糍粑,把糖块化开加入花生米制作花生糖,等等。

和研究生们在一起,除学习、听报告外,还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劳动和社会活动。如和研究生们一道参加美化珞珈山的义务劳动;到汉口第一纺织厂参观;到长江大桥工地参观大桥的建设工程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下乡帮助合作社社员劳动的社会实践活动:那是1956年的25日,我们一行10人乘坐校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到达了目的地 —— 灯塔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领队苏者聪和合作社的负责人接洽好之后,我们就分成两组开始劳动了。我们的任务是帮社员种菜,共劳动了5天。210日返校时,社员们热情地和我们话别,并赠送给我们每人一份糍粑作为礼物。这是我到武汉后才吃到的一种南方美食,类似北方的年糕。

19564月,我从“列字斋“搬到了东湖之滨的武大教职工宿舍,研究生同学们都为我高兴。

我喜欢东湖。它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不仅在武汉的雨水调蓄、生态平衡、淡水养殖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更以它勃勃的生机给历史悠久的武汉大学注入了青春活力。从我居住的湖滨宿舍步行出发不到10分钟,就可见到那十分开阔、碧波荡漾的湖面,湖水清澈,水天一色,令人心旷神怡。

搬到湖滨宿舍后,研究生们到我这来得就比较频繁了,特别是晚饭后,他们常来邀我一起到湖边散步。来得最频繁的两位研究生当属陈竹梅和那个“高个子男生”。陈竹梅是我介绍入党的新党员,她常常在周末跑到东湖来找我,有时还捧着一束在上山路上采的野花送我;我则留她在湖滨食堂,吃她最爱的粉蒸肉。武大的食堂,不论是学生食堂还是教工食堂,在我吃过的多个学校食堂里是最好的,物美价廉,鱼类等鲜活水产品多,新鲜蔬菜多,菜品种类也多。在食堂挂着的食谱上,总是琳琅满目一大串。只是我一贯坚持节约的原则,在食堂买饭时,总是只看菜单的最后一款。我在武大食堂吃的次数最多的一道荤菜是鱼杂豆腐,6分钱。粉蒸肉之类,只是在招待陈竹梅或母校来南方出差到武大看我的同事们时才享用。

住湖滨宿舍期间,频繁来宿舍的另一位,就是那位“高个子男生”,有时是邀我到湖边散步,有时是教我游泳,有时则是到我的宿舍看书,我这里相对安静、凉快。我的书架、书桌、抽屉摆放的不够整齐甚至零乱,他爱整洁,看书间歇也帮我整理图书、物品。时间久了,我就有点神经过敏了,这是待字闺中的女孩惯有的思维方式。我不希望他常来,特别是一个人来,而他的特点正是特立独行。我开始逃避了。当发现他从山下向我的宿舍走来时,就跑到和我住同一楼层的好友的房间躲起来,我希望他和其他研究生一样,和我保持单纯的同学关系,我在进修期间不谈个人问题。这以后,“高个子男生”就再没来过我在湖滨的宿舍了。我发现他也是个很敏感且自尊心极强的人,以后的友好相处表明他并没有怪我,我很感激他。

后来我发现,“高个子男生”乃是刘先生在他的4名研究生中最看好的一个,他很勤奋、用功,基础知识比较扎实,文章也写得好。刘先生家住在有名的教授住宅“十八栋”,离我们宿舍较远,有什么事要通知我们,总是先找“高个子男生”,然后由他转告我们。我在珞珈山上生活学习近一年的时间里,得到过“高个子男生”的许多帮助,事无巨细,但我却从未邀请他出去玩过,也未邀他到教工食堂吃过饭或表达过谢意,想起不免有些愧疚。

“共产党员”成了我在中文系的一张亮丽名片。1950年代,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达到了至高点。追求进步的青年学子们,把加入党组织当成了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到武大不久,中文系的领导、教师、研究生们,就把我看成是武大的一员了,我也不再把自己当外人,彼此之间关系特别亲密和融洽。党组织尤其关心我,分配了我一些工作,特别是党建工作。武大作为历史悠久的名校,很重视学术研究和人才的培养,造就了许多卓有成就的尖端人才;同时政治气氛也十分浓厚,对此我有很深的感触。中文系的党员不多,研究生中竟没有一个党员,但要求进步、要求入党的却大有人在。支部经常开会研究入党积极分子的状况,要求入党的人也经常找党员谈话,所以我也成了大忙人,一年内,我做了两名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他们是我的导师刘绶松先生和陈竹梅。

中文系不仅年轻同志政治热情饱满,靠近组织,要求入党,就是一些老先生也积极,要求进步。19563月间,中文系党支部召开了一次发展新党员的大会,除了年轻的积极分子外,也邀请了刘博老(刘赜)、程千帆等一部分老先生参加。这些老先生都很高兴,认为这是党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他们都在会上做了积极、中肯的发言,表达了自己对党的热爱,希望不断得到党的帮助。我听了很受感动,和老先生们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在武大进修期间,我的另一重身份是进修教师,所以中文系教师的一些会议和活动都邀请我参加。我特别喜欢参加中文系教师的座谈会,那是我长见识、开眼界的好机会。每次开会,我所仰慕的老先生们如刘博老、袁昌英、程千帆、刘绶松等都悉数到场。这些专家学者平易、谦和、幽默、风趣,特别有亲和力。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当属程千帆先生,他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儒雅学者。在座谈会上,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发言最受欢迎,会场的气氛特别活跃、热烈。有一次,我正聚精会神地听他发言时,他却在高潮处戛然而止,我正望着他等候他继续讲下去时,先生却端起自带的小茶壶喝起了茶,并配以蛋糕。我在心中暗笑,觉得率性而为、不拘小节的程先生太有意思了。他的一位博士生在回忆往事时曾评价说:“程先生不是一位埋头于故纸堆中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他对家事、国事、天下事都很关心,热爱新社会,追求进步。”对这一点我也深有感受。我在中文系参加支部发展党员的某些会议时,就发现有程先生参加。当时能够被邀请参会的老先生,都是靠近党、追求进步的党的朋友。程先生每次到会都很高兴并积极发言,表现出自己对党、对新社会的由衷之爱。万万没料到的是,在一年后的那场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斗争中,生性耿直的他竟中了引蛇出洞的“阳谋”之计,一夜之间成了武汉大学的“右派司令”。此后,程先生便被剥夺了教书和搞科研的权利。8年后的1975年,程先生总算被摘掉“右派”帽子,出乎意料的是他却被“自愿退休,安度晚年”,变成了每月拿49元退休金的街道居民。所幸的是,粉碎“四人帮”后,他被推荐到了南京大学,并被重视人才的匡亚明校长所重用,迎来了自己生命和教学、科研的第二春,攀上了学术事业的巅峰。

到武大不久,就听说中文系教授中有“五老”,这个“老”字不仅是因为年龄大,还由于他们学养深厚,受人尊敬。而这“五老”中,就有两位(刘博平、刘永济)是国家一级教授,这让我很神往,却一直无缘见面。到武大三个月后,机会终于来了。那是1956118日下午,中文系召开全系教师大会,欢送刘博老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并祝贺刘绶松先生被评为武汉市劳模。我也应邀出席,这是难得的和大学者见面讨教的好机会,我聚精会神地等待着。不一会儿,一位身着一袭长袍的老先生在一年轻教师的搀扶下走了进来,早到的先生们赶忙起立让座,有人告诉我那就是刘博老。我拉紧的神经开始松弛下来:原来这就是“高个子男生”曾向我介绍过的,他所崇敬的著述宏富的,长期在高校讲授文字学、声韵、训诂、毛诗、周易等多门课程,又善于书法和篆刻的全国知名的老教授。据说他的全部著作都由自己用毛笔写成,笔触苍劲,自成一家,被郭沫若称之为“珍品”,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再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刘博老是1956年春节,研究生们相约去他家拜年。博老家的陈设一如他的衣着一样,简朴、整洁,给人亲切温馨之感。博老很健谈,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谈起他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见闻,言语中充溢着对新社会、对共产党的热爱和感激之情。

谈话间,刘博老特别关心地问到我这个来自东北的姑娘的一些情况,如对武汉这个新环境是否适应等。研究生们七嘴八舌地为我做介绍。刘博老对我春节、寒假都留在学校,显得特别感动,说了许多勉励的话。临别时,还特别对我说欢迎我有时间常到他家去。我被博老慈父般的关爱之情所深深打动,为有机会结识这样的学界鸿儒感到幸运,不久我竟鼓起勇气,在“高个子男生”的陪伴下,再一次到博老家造访。这次不是一般的做客,而是有求而来——即不揣冒昧地请他给我早已准备好的一方玉石刻一枚印章。当时的印章用处很多,人人必备。我已有了木质圆形的印章一枚,领工资、到邮局取款、写材料和题写留言,等等,除了签名外,还要盖上印章。我深知时间对于博老来说是何等宝贵,可当我忐忑不安地提出这一要求后,刘博老当即慨然应允。几天后,我便得到了一方镌刻精美的玉石印章,真是大喜过望。这枚带着刘博老手温的印章,成了我的手心之宝和少有的珍藏品,它蕴藏着无限的温馨和感动,陪伴我走过了整整60载的漫漫人生路,直到今天。

我的导师刘绶松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武大首次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之一。与刘先生初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先生为人热情爽朗,正直乐观,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指导我们学习非常尽职。他对我这个进修生,和他所指导的研究生同等对待,开列出我们必读的书目,引领我们制定学习计划,让我们定期写读书报告,并汇报学习计划完成情况。

19551121日,我第一次到先生家汇报学习情况。先生仔细听完以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几点意见:1、读书要精,要认真读懂,忌讳走马观花、一知半解式的学习;2、要学会搜集资料,要做读书笔记和记卡片,以备使用时查阅方便。为了尽快提高我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刘先生经常让我参加4名研究生的学习汇报会和讨论会,使我受益匪浅。在指导我们学习的时间上,先生常常向我倾斜,指导我的次数和时间更多一些,因为我的基础、自学能力和写作水平,与研究生们有不小的差距。刘先生不仅极为耐心地指导我的学习,也十分关心我的生活。为了改善我的伙食,差不多每次到他家汇报学习情况后都要留我吃饭,由师母亲自主厨烹饪美食。考虑到北方人喜欢吃饺子,师母还不止一次专为我做水饺。有时晚饭后天色晚了,刘先生则和师母一起走很长的山路,把我送到湖滨教工宿舍,使我感受到亲人般的关怀和温暖。我在武大吃到的美食,都是在导师家师母给做的。这种真诚的关爱之情,大大消解了我这个远方游子的乡愁,每一想起心中便涌起对先生和师母的无限感念。

1956年教育部决定抽调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到北京统编全国高校的文科教材。刘先生将带他的4名研究生和1名助教前往。至于我去北京与否,要由沈阳师范学院来决定。529日我接到学院的来信告之我不能去北京,须立即返校。得之这一“不幸”的消息,我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先生安慰我不要着急,让我马上给学校写信,提出自己的正当要求。我立即给院、系的几位领导同志写了求助信,恳请学校同意我跟导师一起去北京,把3年的进修任务按预定计划完成。很快就收到了汪迟书记的回信,告诉我学校已同意我跟随导师去北京继续学习,并勉励我学成之后回母校工作,为母校做贡献。一块压在心头的石头落地了。我感谢沈师院领导对我的关心和栽培,也感谢导师刘先生对我的鼎力支持。

1956年的金秋时节,我如愿以偿地和4名研究生及1名助教随同刘先生来到北京,住在中国科学院(今属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这时我的学习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共同课全部结束,专攻现代文学,学习内容更集中了。刘先生对我的指导一如既往,让我做出学习计划,按照他开列的作家作品读书,写读书报告,经他认真审阅后,提出指导意见。

到京后,刘先生的活动范围扩大了,有时被请去做学术报告,还不时与文艺界的故交、特别是北大等高校关系密切的同窗、朋友小聚。刘先生也常带着我,把我介绍给他们,这不仅让我见了世面,同时也提供了我向专家、学者学习的好机会。

刘先生是我在武汉和北京接触到的专家教授中最迫切要求进步、也是政治热情最高的一位。1955年他被评为武汉市劳动模范,1956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刘先生更是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是组织观念极强的一位新党员。1956年,他的60万字的著作《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得到稿酬后,他当即从中拿出2000元交了党费。我当时的月工资为56元,刘先生一次交的党费,差不多是我三年的工资。通过这件事,也可看出刘先生的慷慨大气和很强的组织观念。

刘先生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是全方位的,甚至在我的婚姻大事上,也给予了极大关心,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北京时,他曾特别叮嘱那个“高个子男生”不要与我“失之交臂”。1957年春天,在黑龙江省农业厅任职的哥哥到北京参观苏联展览馆,顺便到中关村的文学研究所看我。刘先生听说后十分高兴,要求和我哥哥见见面。两人一见如故,交谈十分投机。刘先生尽地主之谊,请我哥哥吃了一顿饭,还留他在文研所研究生寝室住了一宿。刘先生的安排用心良苦,哥哥对我的个人大事很上心,他仔细观察了“高个子男生”的言谈举止,竟喜欢上了他。接下来哥哥和我做了一次长谈,转达了刘先生对“高个子男生”的极好评价:根底扎实,学习勤奋,人也老实厚道,是他4名研究生中最优秀的,在读本科时就是排在前几名的好学生。哥哥反问我:“这么好的条件,你还挑什么呢?”我一时语塞。哥哥又换一种问法:“你对他不够满意的地方是什么?”我简单地回答了一句:“他只是个团员,不是党员!”哥哥笑了,说:“你当年不也是先入团后入党的吗?年轻人只要努力,这不是问题。我看这是一桩好亲事。”哥哥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至高无上,既然他首肯了,我也就不再犹豫了。就这样,在导师的极力关照和促进下,经由哥哥拍板,那个在我身边转悠了很久的“高个子男生”杜毅伯就属于我了。这也是我在武大进修的重要收获之一。

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在10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的黑色风暴中,我们所热爱和尊敬的导师刘先生竟在经历了残酷的斗争和迫害之后,和师母同时双双自缢身亡,给我们留下了不尽的痛苦和永恒的思念!

我与被称为“武大三才女”的苏者聪1955年在珞珈山相识,成为挚友。我们的情谊从未中断过,而且似多年陈酿,历久弥香。她是我所熟悉的女性友人中出类拔萃的一位。

者聪天资聪颖,勤奋好学, 1956年从武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执教,在这所具有百年历史和浓厚学术氛围的名校中,她的才能得到了充分施展,除担任繁重的古典文学教学任务外,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特别是唐宋女性文学的研究上也卓有成就,硕果累累,显示了她非凡的学识,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她出版的著作有《中国历代妇女作品选》《宋代女性文学》等多种,发表论文100余篇,诗词300余首。1991年出版的《闺帏的探视 ——唐代女诗人》在学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港台媒体也纷纷报道,称此书是海内外第一部研究唐代女诗人的专著,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一个空白。19936月,者聪应耶鲁大学东亚系系主任孙康宜教授的邀请飞赴美国,参加中国明清妇女文学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做了精彩的演讲,获得与会者的一致好评。研讨会一结束,者聪就迅速离开会场直奔机场回国。我听到这一消息不禁目瞪口呆,不知说什么好,从中国的武汉飞到美国的位于纽约和波士顿之间的纽黑文市的耶鲁大学,旅途劳顿未消就走进会场,加上会议紧凑的日程安排,对精神与体力的消耗是很大的,而者聪当时已年过花甲,就这么来去匆匆,竟未稍事休息或顺便游览就踏上归途,这就是专心、忘我而又低调的学者苏者聪。

我已记不太清和者聪是怎样相识的。19559月我到武大进修报到时,她还是大四的一名学生。在我的记忆中保留得最早、最清晰的印象,是应邀参加她和何国瑞的婚礼。时间是1956714日,正值武汉的盛夏,当时我俩其实已经是很熟悉的朋友了。为祝贺她的新婚,我还送了她一份薄礼:一对当时很流行的针织缕花枕套。我还记得她的另一位要好的乔姓女友,送她的礼品是一床白绸子被面。而这两样礼物,当天就出现在她的婚床上,可见者聪对友情的珍惜。我对者聪的婚礼记忆深刻:婚礼虽十分简朴,但气氛极为热烈、欢快。让我惊奇和意外的是,主婚人竟是我的导师、也是两位新人的老师刘绶松先生。

1956年者聪毕业后留校执教期间,担任过党支部书记,她曾带中文系研究生和我下乡参加社会实践,任队长。在劳动中,她很能吃苦,事事带头,又很会照顾大家,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的接触和了解增多,友谊也日益深厚。她对远离家乡的我关怀备至,假期回老家长沙,也不忘给我带一瓶苏妈妈腌渍的美味可口的辣萝卜。者聪虽然只比我大1岁,但她的成熟稳重和干练却是我所不及的。她在公众眼里最突出的特点是淡泊名利,刚直不阿,抵制歪风,弘扬正气。这也正是作为一名老党员的者聪的高尚品格。

和者聪真正相处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就随导师刘先生离开武大,去了北京。在北京期间,我们仍保持着联系,常常互通信息,交流情况,彼此关注。1958年秋天,我又回到武大,等待毅伯研究生毕业分配的消息。一天,我去探望者聪,刚走到她家楼梯口,巧遇苏妈妈,她立即惊喜地朝楼上大喊:“者聪,你的好朋友来了!”离别两年,老人家不仅记得我,而且反应还那么迅捷,让我欣喜异常,十分温暖,我至今仍怀念这位善良、热情、有爱心的老人。

者聪的成功,不仅表现在事业上,还表现在她拥有一桩幸福美满的婚姻。她和夫君何国瑞志同道合,共同追求进步,同一天入党,大学毕业即喜结连理。婚后尽管生活清苦,但两人相依相守,艰苦奋斗,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退休后过着幸福宁静的晚年生活。过去的几十年间,我和者聪除书信来往外,她还给我书赠过情深意切的诗词,因我不谙此道,从未敢贸然唱和,深感歉疚。

1955年的除夕之夜,我参加了中文系的一个小型茶话会。在座的年轻人都是各个专业的研究生,他们边品茗边畅谈自己的理想,气氛热烈。1956年元旦,全校教职工举行盛大的团拜会,在鞭炮声中,李达校长为新建的俱乐部剪彩。之后,中文系的教职员工又举行了新年茶话会。会上不少教授即兴发言,其间还穿插表演了文艺节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语言教研室的李格非教授清唱的京剧选段,声音高亢、洪亮,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喝彩。会后,我和4名研究生应邀到导师家吃饺子,这肯定是刘先生和师母为了照顾我这个北方人过年吃饺子的习俗。

212日是大年初一,上午中文系举行春节联欢会。首先由工会主席李健章教授致祝词;之后,由从北京出席政协会议归来的刘博老报告会议的见闻;接着,刘绶松教授谈了他以市劳动模范身份参加武汉市慰问团的见闻和观感;我也在支部书记许文庆的推荐下,谈了下乡与社员一起参加劳动的几点体会。

午后,研究生们又齐集在“列字斋”我的单人宿舍,吃喝玩乐了一下午才散去。我是一个随和并喜欢让别人快乐的人,我自己虽然很节俭,但招待朋友,总是倾其所有。年轻人聚在一起,快乐无比。我的单身宿舍,成了大家的活动中心,我在他们的快乐中也得到了快乐。我虽然远离家乡,但1956年的新年和春节,过得仍然充实、欢快。

1955年的金秋季节,我怀着兴奋、好奇而又有些胆怯的心情,来到名校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愉快而紧张地学习,增加了知识,开阔了眼界,结交了许多好友。三月的樱花,夏日的荷花,九月的桂花和冬季的腊梅花芳香,永远散发在我的心里,流淌在我的血液。珞珈山上留下了我青春的足迹,留下了我欢乐的笑声,也留下了我不尽的思念。我十分怀念在珞珈山上度过的这一段美好时光。我多么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有机会重返珞珈,再次与它亲近,重温旧梦!


(作者系中文系1955级进修生)

来源:校友通讯2016年·珞珈记忆 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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