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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武大记忆

发布时间:2017-12-18   作者:黄奇志   来源:   访问次数:

2013年,武大120岁。如此算来,1964年我成为武大学子时,母校武大已经71岁了,而我,时年17岁。

196417岁的我,身体甚至尚未完全发育,由于长身体时恰逢三年困难时期,我们这一茬人是在半饥饿状态下完成中学学业的。考入武大时,我的身高只有158厘米,体重才39公斤。成为武大学子后,享用学生食堂美味的油饼、油条、馒头、肉包、稀饭早餐(我的中学时代没有早餐,一天只午、晚两餐,只有寡油少盐的青菜,绝对没有肉),午餐晚餐不时变换的鱼肉蛋(油炸鱼块、红烧肉、粉蒸肉、鸡蛋炒番茄、煨藕汤、洪山菜薹炒腊肉……),用每月13.5元甲等助学金即可支付的丰盛伙食,使我在18岁真正完成了从少年到青年的转变,身高达到169厘米,体重达到55公斤。可以说,我是到了武大之后才真正长大成人的。

光阴荏苒,在纪念母校武大校庆120周年的时候,我已是一位66岁的老人。回首往事,我在武大度过的日日夜夜仍是那么清晰,那么亲切。武大的校园、武大的师长、武大的同学,是那么值得怀念。

一、校园记忆

武大是我的高考录取第一志愿。高考前中学宣传栏张贴的全国各高校的招生简章,武大图书馆老斋舍的美丽独特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心。那孔雀绿的琉璃瓦,那翘然欲飞的檐角,那高耸雄开的拱门,是多么神圣的大学殿堂!当我如愿以偿成为一名真正的武大学生之后,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幸福感。

那时老斋舍是外文系、数学系、生物系男生和全校女生的宿舍。我们中文系以及哲学系、图书馆学系、化学系的男生被安排在四区的八、九、十、十一栋宿舍,中文系住八栋。四区的这4栋学生宿舍建筑质量不太好,听说是1958年后新建的,但在外观上依然承袭了武大老建筑大屋顶的建筑风格。八栋在1965年成为越南留学生宿舍时作了内部装修,但外观不变。中文系1963级、1964级则于1965年迁入十一栋,直至离校。

尽管在校没有住上心驰神往的老斋舍,我仍然为武大美轮美奂的建筑感到自豪。与老图书馆、老斋舍遥遥相对的是行政大楼,其下前方是宽阔的大操场,浓荫掩映的是小操场。我们的入学典礼在小操场举行,每周一次的露天电影也是在小操场放映的。1965年的元旦迎新晚会,我在小操场欣赏了本系师哥师姐们演出的歌舞《花儿与少年》,美妙的音乐、灵动的舞姿,让我如醉如痴,至今不忘!大操场则洋溢着武大学子们旺盛的青春,每天下午4时以后,这里跃动着学子们矫健的身影,踢球的、跑步的……青春的欢乐在这里定格。如果只能选一个角度表现武大校园美的话,我认为就是在行政大楼上取老图书馆、老斋舍的景,也就是我当年在武大招生简章上看到的那一张。

上大学后,与中学最大的不同是上课没有固定的班级教室。当年我们是轮着在东教室、南教室、西教室三栋教学楼上课。东教室在行政大楼左下方,距离四区宿舍最远,步行约10分钟。南教室在老斋舍右下方的半坡上。西教室就在四区八栋的旁边,离宿舍最近,我们大部分的课都在西教室。教室窗外的风景,以东教室为最好,绿树碧瓦,尽入眼中。南教室则在桂花飘香时最佳,可以闻着花香听课。西教室外是四区大操场,没什么风景,只能安心听课了。说来奇怪,我在大学里学得最好的两门课也是终身受用的两门课——《现代汉语》《形式逻辑》,基本上都是在西教室听的。

武大的澡堂和游泳池也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我们两广的同学,天气转凉后,仍坚持用铁桶盛水在宿舍洗漱间冲凉。但武汉的冬天可不是好受的,在同学的鼓动下,我终于鼓起勇气到学校大澡堂去洗澡了。第一次进去,脱光了衣服,竟看见了教我们写作课的老师,老师也脱得赤条条的,而且还笑盈盈地主动打起了招呼:同学,你也来了?师生如此“赤诚”相见,在我还是平生第一次。之后,也就习惯成自然了。湖滨游泳池则是夏季消暑的好去处,即使不游,只静静地泡在水里,任凭湖水有节奏地拍打着身子也是非常舒适的。头上是纯净的蓝天白云,默念着毛主席的名句“极目楚天舒”,惬意极了。

武大校园的美在于其有山有水,建筑融汇中西风格,植物蓊郁,种类繁多,一年四季景色分明。夏天,高大挺拔的法国梧桐枝浓叶茂,大大消减了武汉逼人的暑气;秋天,金桂飘香,沁人心肺;冬天,腊梅怒放,青松傲雪,令人神清气爽;春天,樱花虽说只有短短10多天的花期,但是以它的热烈灿烂,绝对是武汉三镇春景的主角。人生而有幸求学于武大,得享此“物外桃源”(郭沫若《洪波曲》赞武大语)之美景,此生足矣!

二、师长记忆

按当年的学制,中文系要读五年,一、二年级为基础课,到三年级才分专业。我1964年入学,1966年卷入“文革”无休止的动乱之中,严格讲只上过近两年的课。1968年“复课闹革命”,又断断续续上过一些课。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老师学生进行军事化编队,取消系别班级,中文系被编为四大队十六连,开赴襄阳分校隆中广德寺参加三线建设,666768三届于1968年离校,6970两届1970年分配离校。一、二年级时多是在课堂上接触老师,而在襄阳隆中,则是与老师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了。

“文革”前中文系老师有“五老八中”之说。“五老八中”是我们心中崇敬、仰慕的师长。“五老八中”之中,我们这一年级有幸听过其中“一中”刘绶松教授的一堂课,他是讲现代文学史的,在我印象中,他讲课平平,也许是专业性太强,那堂课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工宣队进校后,“清理阶级队伍”,听说从他老家洪湖来了几个贫下中农,要揭发他“地主家庭”的罪恶。那是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在十一栋周围扫地,在那棵樟树下,我作为学生,见到了也在扫地的他,我礼貌地朝他笑笑表示问候,他也朝我以及我旁边的同学笑笑以示回礼,看不出有什么异常。扫完地,他可以回家过周末了。谁知第二天上午传来消息,刘教授和他爱人(外文系老师)前一晚在家里把大床竖起来,双双上吊在床两边了!时隔多年,不知十一栋宿舍旁的那棵樟树还在不在?樟树下刘教授对我们的那一笑,又该如何解读?

“五老”中有“一老”,人称“鲁老”的席鲁思(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个头瘦小,总是一身长袍马褂。“文革”初期大家都贴大字报表示“拥护”,鲁老贴的是两个巴掌大的小字报,用毛笔从右到左竖行书写,这是我在系办公室亲眼所见。及后,被当成封建遗老遗少打成“牛鬼蛇神”,他说“士可杀,不可辱”,绝食而死。

“八中”之中的周大璞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是我入学时的系主任,河南人,慈眉善目,见人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入学分班,让我担任其中一个班的班长,当时全班32位同学,我个子最小,年纪也最小,甚至还不是共青团员,担心当不好。在他召集的学生干部会上,他亲切地鼓励我:大家会支持你的,好好干!那目光,就像父亲鼓励自己的儿子一样。

当年给我们授课的大多是年轻的讲师。教《现代汉语》的陈恩泉老师,广东潮汕人,普通话咬字却很标准,对学生的不标准发音,总是很耐心地指出纠正,我的普通话说得还可以,完全得益于陈恩泉老师的指教。蔡守湘老师,湖南口音极重,正因为学生听得不太明白,到重点处,他也就不厌其烦地重复,所以他讲授的《诗经》我们印象就特别深刻。孙家富老师,教写作课的,有一张姚晨式的大嘴巴,似乎还有酒窝,讲课妙语连珠,以至于下课铃响后大家还舍不得离去。工宣队进校前有一段时间我们班编一本《毛主席诗词解说》(后由校印刷厂印刷),我有幸和孙家富老师共同钻研了一段时间,得到孙老师指点良多,由此培养了我钻研毛诗词的兴趣。孙老师真良师也。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武大,最值得终身敬仰的师长当属老校长李达。当年考入武大,最自豪的是老校长李达是中共一大12位代表之一。李达老校长的名言是“当择天下英才以教之”。我辈不算英才,但能当上老校长教导下的学生也是很幸福的。我只见过李达老校长一面,是在四区礼堂的一次大会上,他老人家坐在主席台上。“文革”爆发,老校长被当作“武大三家村”揪斗,“三反”罪名第一条是他对《羊城晚报》社论“论毛泽东思想的顶峰”的评语:“顶峰,那还要不要发展?”老校长是哲学家,因坚持哲学而遭罪。尽管当年我并没有参与“揪斗”行动,但“打倒”的口号是跟着喊了的。老校长是因为坚持真理而死的,身为武大学子,老校长所传之道乃大道,值得我们终生领悟体行。

三、同学记忆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以毛主席之伟大,同学情谊尚且常萦心头,何况我等普通之人,能不记同窗之谊?

我认识的第一位武大同学,却不是同班同窗的,而是比我高一届的本系学长,名叫朱开扬,中等个儿,胖圆脸,身板敦实,系学生会的体育部长,入学迎新接待站是他接的我。他把我从接待站带到宿舍,一路上帮着我拿行李,告诉我等下要拿碗到食堂打饭,我说还没买饭碗呢,他说,先拿我的去打吧。说着就快步回到他的宿舍拿了一只宽口平底搪瓷碗过来给我,碗里还有刚用水洗净的痕迹。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朱开扬学长的搪瓷碗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朱开扬学长,你现在可好?

我们中文系1964级共招收63名学生。有一位姓雷的湖北天门籍同学因身体不适,报到后就回乡不再回校了。共分为两个班,62名同学中女同学只有4名。开始女同学全在甲班,我所在的乙班都是男同学,因此得了个“和尚班”的雅号,我这个小班长因此也得了个“小和尚”的绰号。第二学期,系里采纳我们的建议,从甲班调整了两名女同学到乙班来,从乙班调1名男同学到甲班去,“和尚班”成为历史,“小和尚”却从此成为同学们对我的别称。

武汉的冬天室内没有暖气,很冷。学校想得很周到,给我们这些南方来的同学都配发了棉衣棉裤。但我这个广西来的学生,以前睡觉从未垫过毯子、被褥,到武汉还真的受不了。来自河南滑县的同学袁振明,拿出他的一床褥子给我垫,这是我生平头一次睡觉垫上褥子。以后,袁振明又成了我的入团介绍人,让我在1965年成为了一名共青团员。

谢佚芳,广东怀集人,入学时他已是共产党员,是调干生。他是我们班上的老大哥,参加劳动时,重活脏活抢着干。他还是班上的义务理发员,在武大六年,都是他给我理的发。以后我俩一起分配到广东南方日报社,他又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还一直给我理发,直到我调回广西。

熊礼汇,湖北公安人,长得高大帅气,我们叫他“大老熊”,有诗人气质,是我们班唯一留校任教的同学。记得当年在隆中劳动时赛诗,描写人所遭受的痛苦,他有一句“钉板上打滚苦难言”,至今仍烙印于心。分配离校的那年,朝夕相处的同学们一个个都走了,大老熊对着空荡荡的宿舍空无一物的架床,禁不住放声大哭!之后,数次同学聚会,都少不了他热心操办。

我的武大同学们,你们的音容笑貌,你们对“小和尚”的关照,我永难忘怀!今生我们有缘相识相聚,全因为有我们的母校——武汉大学。母校不老!我们心中永远的武大!


(作者系中文系1964级校友)

来源:校友通讯2016年·珞珈记忆 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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