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会
加入收藏  
当前位置: 首页 > 珞珈文苑 > 珞珈情深 > 正文

摄影社那些事

——我的武大回忆

发布时间:2017-12-18   作者:李昕   来源:   访问次数:

要说武大中文系摄影社,还得从校学生会摄影社说起。

大约是1980年下半年,那时我在中文系读大三。一天,校学生会美工队队长刘涛来找我,说校学生会要成立一个摄影社,也就是照相馆,给同学们照照相,然后印出照片留作纪念,同学们有这种需要。我们的摄影社也可以适当收费,但价格一定要便宜,因为珞珈山照相馆收费太贵,很多同学照不起。刘涛知道我会摄影,也懂得暗房技术,所以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这事好办,只要有人有设备有暗房,肯定做得成。他说没问题,与学生会协调,他来解决。

很快,校学生会在老斋舍楼顶平台上大屋顶的角楼里面,给我们腾出一间屋子,摄影社就准备在这里开张了。刘涛本人是摄影高手,且精通书法,但是他不喜欢张罗具体事情,找到我以后,他就大撒把了。他兼任摄影社社长,让我当副社长,然后就把一切都交给我来办。首先是组建班子,刘涛只给我介绍了历史系1977级的同学夏潮和计算机系的柴潇勇,其他由我来找。我就近在中文系1978级同学中,发展了骆苗、徐江和隋圻,又找了物理系的徐世斌,还有经济系的一位陈姓同学(名字已忘记了)。后来摄影社开张,因为和外系的同学不住在一起,那时又没有手机,联系不方便,所以摄影社一共八九个人,其实主力就是中文系的四位。

那时的摄影,用的是传统胶卷相机,拍的是黑白照片。我们要做的,就是先拍照,然后冲洗底片,再用底片放大黑白照片。这在当时也算是高技术含量的活了。首先得有放大机,校学生会出资100元,让我们去买机器。我和刘涛跑到汉口,按照预算,抱回来一台80多元的,当天晚上架上一试,发现洗出来的照片都是虚的,对焦不准;再一看,原来是放大机的铁支架太软,时有轻微晃动,影响对焦。于是第二天又马不停蹄地跑回去换货,按理说已经拆封启用的机器,是不退不换的,我们好说歹说,照相器材店的女服务员看见我们是苦兮兮的穷学生,就同意给换了一台“海鸥”牌的,这一架就贵多了,共花了130多元。

其他设备就是相机了。校学生会无此预算,只能用我自己的相机。我的相机其貌不扬,就是一个接近正方体的小铁盒子,上面露出一个镜头,看上去笨头笨脑的。它是20世纪40年代东德的产品,品牌是“维拉”,几乎无人知晓。50mm的定焦,焦距是12.9。懂行的人一看便知这是一个非标准化产品,因为一般相机的焦距,有1212.813.5等,从没听说过有12.9的。但在那个年代,老百姓中拥有相机的家庭恐怕十不及一,一个大学生能把这样一架老旧的相机带到学校,已经是一种奢侈了。这架相机成像极好,用过的人都说它特别“出片子”。我在农村插队时,曾经带着它走遍公社的村村落落,用它给老乡们拍过几千张照片。我发现它不论室内室外,无论光线好坏,拍出的照片清晰度都很高。记得我当时为讨好大队党支部书记,特地给他拍了一张近照,然后用10X12的相纸放大出来送给他,希望他镶在镜框里挂起来,谁知因为照片拍得太清晰,把老书记脸上的七沟八梁、疙疙瘩瘩都表现无遗,就像罗中立画的《父亲》似的。老书记见状说,“我有这么丑吗”,竟然当场将照片撕成两半。由此你就可以知道这相机的“写真”能力了。

设备有了,还得做广告呀。我和徐江、隋圻等同学平时在一起拍过一些照片,可以贴出去作为样品,但这时同学陶家凯说,你们几个秃小子的形象,能吸引顾客吗?打广告得有美女呀,可到哪去找美女呢?本年级里有6位女生,个个都是“读书的种子”,问都不用问,肯定是不肯做广告招摇过市的。于是找刘涛帮忙,他给我介绍了历史系的两位美女,一位是1977级的朱雯,另一位是1979级的虞织文。这两女孩是闺蜜,出双入对,形影不离,平时在校园里就是引人注目的一对,总惹得男生给她们起外号。我在一个星期天约她们到校园里转了一圈,在图书馆、体育馆、湖边,她们尽情地摆出pose;我拍了一组照片,然后把照片放大出来,贴到了校学生会的布告栏里面。

既然是收费服务,就要有定价标准,我和徐江就到珞珈山照相馆去“取经”。怎么取?就是去抄他们印制和放大照片价目表。那价目表上,从1寸、2寸一直到12寸、24寸都详列价格。我们抄回来以后,就一律除以2,按半价计算。比如6寸照片照相馆收费72分,我们就收36分;4寸照片照相馆收费36分,我们就收18分。拍摄一张照片,照相馆收费要1元多,而且没有外拍服务,我们只收4角钱一张,常年在外面设点。这样比起照相馆,我们的竞争力就很明显了。

摄影社就此办了起来,我们几个人轮班,两人一组,每周两次,下午课后在老斋舍平台图书馆前,定点为同学们拍照,晚上在暗室冲洗照片。我们洗出的照片,和珞珈山照相馆相比,质量一点也不差,很受同学们好评。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各系的学生都跑来请我们照相,摄影点经常要排长队。许多同学、特别是刚入学的新生,要给家里寄照片,要在武大的校园美景留个影,我们的服务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大约一个学期以后,摄影社盈利了。扣除设备和其他生产成本(胶卷、相纸、洗相药品)和摄影社人员的出勤补贴(每人每次4角钱)以外,上交给校学生会150多元。这在当时绝不是一个小数字,大致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三个月的工资。中文系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林豪生闻知此事,便来找我说:你们干嘛要给学校赚钱呀?咱们自己系里的人,应该给系里干。这话很有点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思。我问:给中文系干以什么名义才好?他说:就叫系学生会摄影社。我在学生会成立一个勤工俭学部,你就做部长,兼摄影社社长。后来我才知道,所谓勤工俭学部,是不需要做其他任何事情的,摄影、洗照片,可以和勤工俭学画等号。

在这之后我和刘涛商量,中文系的四个人要撤出校学生会摄影社了。刘涛此时也到了毕业前夕,无心恋战,看到主力统统离开,便和校学生会打招呼,他自己也要退出。正巧,此时老斋舍楼顶平台上的摄影社暗房被盗,洗放设备不翼而飞,校摄影社不仅无人经营,而且成了无米之炊,只能宣布解散。我们几人撤回到系里,重新购买了放大机,林豪生老师协调,在老八舍三楼的女生宿舍中腾出一间屋,作为我们洗相的暗房。重建中文系摄影社,我做社长,徐江是副社长,原有的四人不够,我们又在同年级的同学中拉进来几位摄影爱好者,记得有寇勤、刘道清、李建平、陶家凯等。由于男生都住在老八舍一楼,宿舍的窗子临着一条小路,我们选定了骆苗和徐江等同学的宿舍,就在那里开窗营业,接待顾客。窗台就是柜台,来登记照相和取相的学生不用进屋,就在窗外排队。由于我们大作宣传,把海报贴得满校园都是,食堂、小操场门口都有,特别是贴到了珞珈山照相馆门前,很有一点摆擂台、争客户的味道。这样一来,一时间非常热闹,顾客增加了很多,生意比校学生会摄影社时期火了不少。我们很注意照片质量,每天洗出的照片,装袋以前都要质检,发现不合格的,立即返工。有时在景点拍照,取景不理想,比如人脸黑了,或阴阳脸了,或人像不突出与景物不成比例了,就主动联系顾客重拍,重洗照片。我印象中,摄影社营业期间我们从来没有因为质量问题受到顾客投诉,更没有与顾客发生过纠纷。

说到纠纷,倒是有一次发生在我们和珞珈山照相馆之间。这家照相馆是武大校园内唯一的国营照相馆,位于12路公交车终点站旁,紧临一间热干面馆,其位置,离老八舍不过两三百米。因为我们的生意火爆,珞珈山照相馆变得门庭冷落,眼看要被我们挤垮了。一天下午,他们忽然派出两名员工,到我们老八舍一楼的营业部门前探头探脑,见到我们的营业广告牌上手就撕,用脚踹,弄得稀巴烂。他们大概觉得我们是非法经营,且对他们构成了不公平竞争。严格地说,我们的确没有履行工商登记,属无照营业,但我们以勤工俭学为名,又有校方支持,也自恃理直气壮。当时我不在宿舍里,后来听说,几乎是打了一场群架。最先发现有人搞破坏的是同班的杨铁原,此人是湖南汉子,人称“潇湘酒徒”,一向侠肝义胆,好打抱不平。记得不久前我们开门办学,在农场里发现一个小偷儿,大家义愤填膺喊抓,也是杨铁原一马当先,提着此人脖领送到派出所的。这天杨铁原从宿舍里冲出,大喊一声“住手”,随即挽起袖子,扑将过去,与那两个照相馆员工扭作一团。因是在宿舍门前,同学们纷纷涌出,将那两人团团围住,形成群殴之势。那两人犹如过街老鼠,见状不妙,夺路而出,狼狈而逃。从此,再没有人敢来摄影社门前滋事了。

另一个小插曲是,我那架老旧的东德相机有一天突然坏了,快门无论如何按不下去。预约摄影的单子已开出了一大批,相机出故障,急死活人,这可是我们唯一的摄影工具呀!我们想找汉口的照相器材店维修,但是考虑到这架已经是文物级别的外国相机,估计维修人员都没有见过,怕是修不了。这时,当兵出身的同学万凤琪凑过来看看,摆弄了两下,说:“我来试试吧。”我们知道这家伙心灵手巧,平时就喜欢鼓捣些半导体收音机之类的小玩意,但并不相信他能修相机,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谁知万凤琪把相机拿去,几下就把它大卸八块,一两个米粒大的小弹簧、螺丝钉拆出一大堆。拆开一看,发现机身内部,已经积下一层尘土。原来它像钟表一样,是需要“擦油泥”了。于是万凤琪把每个部件用汽油清洁一番,又原样安装回去,这机器立刻完好如初,快门咔咔作响,分外悦耳。

中文系摄影社又红红火火地开办了一个学期,后来学生宿舍搬离老八舍,我们的营业窗口没有了,摄影社就不再对外营业,但是作为本年级同学的内部社团,仍然为大家提供自娱自乐的服务。毕业前同学们颇为活跃,组织过学生毕业论文演讲答辩比赛,请校长刘道玉和众多教授亲临现场;又组织过中文系优秀毕业生写作讲习班,面向社会招收了1 000多名学生,盛况空前。这些活动都被摄影社完整记录,有些照片还被发表在报刊上,作为新闻报道的插图。毕业前夕,全班同学一同到磨山游览,摄影社的记者一路捕捉精彩镜头,记下了大家当年的风采。我想那时武大的学生,大概没有哪个系哪个专业的同学,可以像我们中文系1978级同学这样,在大学期间留下那么多珍贵的照片吧。

说到摄影社的功劳,还有一条需要记上一笔。我们号称“勤工俭学”部摄影社,为系里赚了一点学生活动经费,那是不值一提的事,但是对摄影社内部的成员来说,还真是有一点“勤工俭学”的意义。摄影社里有几位同学,家庭生活蛮困难,我们规定每个成员每值班一次,给4角钱津贴,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小的外快。比如后来做了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的寇勤,现在是高薪名车别墅都有了,但当时却是依靠每月领取甲等助学金买书、穿衣、吃饭的,手头的拮据可想而知。那时学生食堂改善经营,提供夜宵,晚上8点以后,供应馄饨、油条、荷包蛋等,生活富裕的同学每晚加餐,而另一些同学只能往肚子里咽口水。我想,像寇勤等摄影社的同学,拿到出勤津贴以后,恐怕是狠狠地享受了几次荷包蛋吧?

最后再啰嗦几句,说说我那架东德相机。毕业前夕,我交了女朋友,作为礼物,女友送给我一架崭新的国产海鸥牌相机。这时万凤琪对我说:“你的旧相机反正也用不上了,不如转让给我。”我想,这架古董相机,说不定哪天又要修理,大概也只有万凤琪可以摆弄它,于是便同意了。不知后来,这相机陪伴了万凤琪多久?如果一直留到今天,或许能送到寇勤的嘉德公司去拍卖,卖出一个文物价呢。


(作者系中文系1978级校友)


上一条:乔木思旧国 珞珈唤归魂      下一条:我的武大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