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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珞珈春秋

发布时间:2017-12-18   作者:史可夫   来源:   访问次数:

1963年,我从湘西北的慈利一中毕业,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在美丽的珞珈山度过了五年半的时光。前三年平静的书斋生活与后面两年多的“文革”风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经历,我的前辈学长没有,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更不会有。写作本文的初衷,就是希望真实地再现当时的大学生活,从个人的视角观照那个时代。

最美的大学

提到武汉大学,人们的第一反应大概就会想起它的樱花。每年春天的樱花节,数十万人涌进武大校园赏樱,这在全国的大学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其实,樱花全国各地也有不少,甚至有的地方樱花面积比武大还要大得多,为什么国内其他地方的樱花没有武大的有名?我想,重要原因恐怕就是武大的樱花开在充满书卷气的高等学府,与巍峨壮观的宫殿式建筑互相映衬,有着烘云托月、相得益彰的效果。游人到此的感受,自与别处不同。

武大的美,当然不只是一条樱花大道。人们谈起中国最美的大学,往往会提到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我去过厦大,确实是一座很美的大学,它位于海边,有浪漫的海滩和热带植被。而武大位于东湖之滨的珞珈山麓,高低错落,宫殿式建筑与周围的山水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武大与厦大之美,大概是春兰秋菊,各有所长吧。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并任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为学校建筑设备委员会主任。为了给武大选址,据说李四光骑着毛驴跑了不少地方,最后选中了罗家山。后来,根据闻一多先生的建议,将罗家山改名为珞珈山。这一改名妙就妙在读音没有多大变化,意思却大不一样,文野雅俗之别,有如天上人间。

武大的早期建筑群建设始于1929年。校长王世杰、地质学家李四光、林学家叶雅各等几位主要负责人进行总体规划,同时聘请美国建筑设计师凯尔斯、结构设计师莱文斯比尔主持设计,工学院缪恩钊教授负责建造。凯尔斯巧妙利用地形地貌,尊重自然,依山就势。他注重运用中国园林殿堂建设惯用的布局方式,精心设计布置建筑群。整体上遵循“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中国传统原则,又引入西方古典样式和现代建筑理念,融合中西建筑之长。整体上气势恢宏,布局精巧,中西合璧,美轮美奂,堪称中国近现代大学校园建筑的佳作和典范。这个系列建筑群至今给人的感觉依然庄重典雅,气势非凡,有1526栋于200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除了李四光的选址,凯尔斯的设计,武大今日之美也得益于林学家叶雅各。他是当时武大筹建委员会的委员兼秘书,作为李四光的助手,他除了协助李四光选址,还负责设计和组织武大校园及珞珈山地区的造林绿化。自1929年起,他按照建委会的规划,在校园、林场、植物园及一切可绿化的道路网和荒山隙地,亲自进行造林设计。还采取了自采种、自育苗、自栽植、自保护的勤俭建校办法,几乎每一棵耸立在校园的大树,都是当年叶雅各先生筹划甚至亲自参加种植的。

50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走进武大校园时,确实感受到了视觉上的冲击和震撼。那巍峨的宫殿式建筑,飞檐碧瓦掩映在绿树丛中,让我这个农家孩子恍如进入了仙境。当时并不知道李四光、凯尔斯、叶雅各等人是美丽武大的营造者。后来才知道,是他们留下了这份美丽的遗产,我心中对他们产生了崇高的敬意。

苦乐年华

我进武大的时候,中文系的师资力量很强,处于全国一流水平。当时有一大批知名教授,号称“五老八中”。“五老”包括古典文学专家刘永济,文字声韵专家刘博平,小学与诗学专家黄焯,经史典籍专家席鲁思,唐宋小说专家陈登恪;“八中”有现代文学专家刘绶松、古典文学专家胡国瑞、语言学家周大璞、先秦文学专家李建章、语言文字学家李格非、古典文学专家缪琨,还有享有“当代李清照”美誉的女词人沈祖棻等。而“八中”中最牛的程千帆教授已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贬在系资料室做一个小小的图书管理员。此公在夫人沈祖棻遭遇车祸去世后,于1978年离开伤心之地到南京大学任教,晚年大放异彩,成了著名的国学大师。除了名师荟萃,当时在武大求学,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图书馆的藏书过百万册,在全国大学中名列前茅。那时武大一共十个系,其中就有一个图书馆学系,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也是罕见的。

有这样好的学习环境,自然是学生之福。我和同窗每天都浸沉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遨游在知识的海洋,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眼界逐渐开阔。那时候真有一种天之骄子的感觉,心中是满满的幸福和快乐。其实,就生活条件而言,当时是非常艰苦的。我们中文系的男生住在新四区,那是1958年大跃进时建的学生宿舍,条件极其简陋,每层楼一个公共卫生间兼浴室,但浴室只有冷水。一间宿舍住六个人,上下铺,夏天酷热难耐,冬天冷似冰窖。刚入大学时,每人每月十元五角的伙食标准,生活很苦。1964年上半年提高到每月十三元五角,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可以经常吃到肉和鱼。

我们班的同学大部分来自农村,家庭条件普遍贫困。当时全班33人中只有两名女生有手表,她们还不敢戴,怕别人说有资产阶级思想。我在班上属于最贫困的学生之一:家里根本无力负担我的任何费用。有一年,家里只给了我一块钱,全靠国家助学金生活。不知道当时助学金是由哪些人评定的,第一学期给我每月十元五角,仅够吃饭。冬天穿一条裤子,腿脚都生冻疮了。后来给我增加到每月十四元五角(最高的每月十五元五角)。其中十三元五角为伙食费,还有一元零花钱。一个月一块钱怎么花呢?钢笔墨水是必须的,但一瓶要两毛钱,我就买两分钱一包的墨水粉,用凉开水融化后装瓶使用。买不起牙膏,我便买食盐来刷牙。每周周末学校小操场的电影是必看的,每张电影票四分钱。有时实在没有钱看电影,就把餐票退掉,只吃饭,不吃菜。在外面理发至少得一毛钱,当时学雷锋,班上成立了理发小组和钉鞋小组,理发这笔开支也就省了。去学校澡堂洗澡,一次也得五分钱。而我从1962年秋天开始冷水浴,在武大的五年半,我一直坚持洗冷水澡,冬天还常常到东湖去游泳,这样也节省了一笔开支。直到大学毕业前夕,才花了五分钱去学校澡堂洗了个澡,算是留作纪念吧。除此之外,偶尔上街去远处,还要搭乘公共汽车,一次也得几分钱。夏天看到卖冰棒、西瓜和酸梅汤的,哪怕口渴难耐,也从未买过,更不用说下馆子了。有一次,在学校参加植树劳动,就是在从街道口老校门到珞珈山的道路两旁挖坑栽法国梧桐。我干了四天,拿到四块钱,用这些钱买了一套北大王力教授编的《古代汉语》,这套书现在还保留着。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些法国梧桐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

在上大一的时候,我看了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其中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对我影响颇大。他是一位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为接近民众,跑遍了整个俄罗斯,干过樵夫、锯工、石匠、纤夫,最后成为职业革命家。为了锻炼意志,他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还经常睡在一条扎满小钉的毯子上。我从他身上汲取了力量,不再是被迫过穷苦的生活,而是为锻炼身体和磨练意志自找苦吃。一年四季睡在仅仅铺了一床草席的木板床上,从来没有垫过棉絮。每天清晨,打着赤脚在珞珈山校园跑一大圈,哪怕是冰天雪地也是如此。坚持冷水浴和冬泳,直到大学毕业。

处于青春期的学子,自然也会渴望爱情。但那时校规极严,学生不准谈恋爱,更不要说结婚了。至于暗恋和各种各样的地下活动,那是无法禁止的,谁能禁止春天樱花的开放呢?每当莺飞草长、樱花盛开之时,春情也会在心中涌动;夏日在荷塘边读宋词的时候,会有一种无名的惆怅;盛夏去东湖游泳的路上,遇到数不清的俊男靓女,心中会生出“遍地佳人谁属我”的感慨;深秋季节,看到珞珈山的红叶,偶尔会想起红叶题诗的浪漫。然而,美好的爱情在哪里呢?只能把这种渴望深深压在心底。当时对于师生恋,也是严格禁止的。一位教写作课的老师在一位女生的作文本中夹了一张表达爱慕之意的纸条,被发现后,再也无法在武大立足,调到四川教中学去了。

当时除了读书,学校还组织了一些社会实践活动。1963年冬,我们全年级同学去红安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吃住在农民家,在乡下呆了一个多月。1965年春夏之交,由学校安排去黄陂驻军部队下连当兵月余。19663月,中文系几个年级到襄阳隆中前面的广德寺办武大分校。在那里边劳动边上课,直到6月中旬才返回武大,参加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疯狂岁月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目标对准北京的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所谓“三家村”。紧接着,在武大也揪出一个“三家村”,就是当时的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和副校长何定华。我们回到武大时,整个珞珈山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接连不断,这里再也不是适合青年学子读书的宁静校园了。

我在武大求学期间,李达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身体不好,我们很少见到他。他是中共“一大”代表,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于1927年脱党,从事教育和著述,1949年经董必武介绍、刘少奇批准重新入党。当时揭露他的主要罪状有几条:其一,他说“一大”会议通知是他发的,当时毛泽东还不是共产党员,只是共青团员,是他错发了通知,毛来了上海,就只好让他参加;其二,他说《矛盾论》《实践论》主要是根据他提供的资料写成的;其三,李达将自己写的《社会学大纲》 送给毛主席看,毛做了许多修改。李达拿回来后,把毛改的许多地方又改回去了。他还狂妄地说:俄国是普列汉诺夫培养了列宁,中国是我培养了毛泽东。这些在当时自然是滔天大罪。李达曾写信给毛主席,希望主席能救他一命。但信件被扣押,李达在被批斗两个多月后于824日含恨去世。

“文革”运动还在发展,八月以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中文系的一些老师,包括老教授刘永济等都被打成“黑帮”或反动学术权威,接受批斗和监督劳动改造,在烈日下被迫在地里干活,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当时武大成立的是9.12”红卫兵。因为毛主席曾于1958912日到武汉大学视察,“文革”中就把912日定为武大的校庆日。我也参加了“9.12”红卫兵。19669月下旬,我和同学们一道上了北京,于国庆节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回武大后不久,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所谓“大串联”,就是要发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矛头指向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时,各地都有红卫兵接待站,提供免费吃住,有些地方要打借条,那也不过是个形式,没有人会还账的。我和班上另外两位同学一起乘火车到桂林,然后又乘车到杭州。车上十分拥挤,我们站了十来个小时才到。然后从杭州到上海。在上海见到红卫兵给路人剪掉长发,还见到红卫兵将行人的喇叭裤和旗袍剪烂,这些在当时都被认为是“破四旧”的革命行为。而所谓“大串联”,对于大多数大中学生而言,其实就是免费游山玩水。

“串联”的第一个阶段,是免费乘车到全国各地,后来又兴起步行串联。我也参加过步行串联。1967年元月,我和另外七个在武汉上大学的老乡一起,从武汉步行到慈利,途经沔阳、潜江、荆州、公安、津市、澧县、石门等地,耗时半个月。这是我一生中连续步行最长的经历。

进入1967年以后,各地派性斗争升级,许多地方演变成武斗。武汉的武斗在全国也是有名的,武大物理系就有两名学生在武斗中被打死。当时在校园中为他们立了纪念碑,后来拆掉了。武大内部主要分为“龙派”和“虎派”。我属于“虎派”,开始参加一些活动,后来慢慢厌倦了,成了逍遥派。1967年武汉“7.20”事件后,武汉的武斗基本停止。81日,武汉组织五万人横渡长江,我和班上几个同学也参加了。那一次组织指挥失灵,竟有200多人被淹死,其中有不少是大学生。当时我也很危险,差一点葬身长江,想起来感到后怕。

1968年年初,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但是,课还是上不起来。除了这年春天组织去麻城县“支农”,其余时间,同学们大多凭兴趣干自己想干的事。有的雕刻印章或练书法,我当时也曾学习刻印章,还花时间写了一本篆体《毛泽东诗词》,至今保存完好。也有个别同学每天跑到树林里学外语,外语系四年级有一个姓龙的同学创办了一个“世界工农革命大学”,找了一批被批斗的教授和赋闲的老师,免费教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我去听过两次日语课,没有坚持下去。我见过那位“龙校长”,是位有个性的人,每天清晨跑到毛主席塑像前读外语,别人不敢接触那些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教授,他偏不怕,让他们出来上课。他说,他们每个月拿了国家的钱,还是要发挥一技之长,这叫做废物利用;他开办“世界工农革命大学”的目的,就是为解放全人类培养外语人才。因为没有学习压力,大多数同学都在混时间,等毕业。有的到珞珈山、磨山去采蘑菇,有的到东湖或其他地方去抓鱼捞虾,回来一起改善生活。在这种气候下,一些同学的地下恋情也浮出水面,我们班当时就有一对男女同学结婚,还有一些同学则是回到老家去结婚了。

1968年秋,“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进驻武大及其他高校,一盘散沙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工宣队”每天领着大家读“红宝书”,跳“忠字舞”,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斗私批修。一旦有毛主席新的“最高指示”发表,马上组织上街游行,哪怕是深更半夜也要拉出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年底。十二月份,开始毕业分配。我本来是分配回湖南的,但我当时的想法是“好男儿志在四方”,不要做屋檐下的麻雀;特别是受了艾芜的《南行记》的影响,向往少数民族地区的奇风异俗;加之班上一位玩得好的同学分到了云南,他鼓动我去大西南。在确定分配名额的最后时刻,我跟工宣队提出,把回湖南的名额让出来,自己去边疆。工宣队负责人说,只剩下一个贵州名额了。我说:行,那就去贵州。从此,人生轨迹发生了很大变化,莫非这一切是宿命?

离开母校将近半个世纪了,当年的同学早已风流云散,往事依稀如梦。可是,不管走到哪里,我心中总有一座山。她是那样美丽、那样亲切,她承载了我的青春、寄托了我的梦想。她,就是我终生眷恋的——珞珈山。借用一位校友的话:“如果青春可以重来,我依然会选择美丽的武大;如果时间还可以倒流,我依然会做那珞珈山上的翩翩少年。”


(作者系中文系1968届校友,原名史国富)

来源:校友通讯2016年·珞珈记忆 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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