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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诗的青春

发布时间:2019-03-11   作者:卢圣虎   来源:   访问次数:

青春是一段无法忘怀的历史。我人生的很多第一次是在武大完成的:第一次进省城,第一次在正规报刊发表诗作并收到第一笔稿费,出版(自印)第一本诗集,做家教赚到第一笔钱,第一次接触足球并成为铁杆球迷,第一次醉酒,第一次给女生送鲜花……在武大四年,除了这么多的“第一次”,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诗歌写作。也许是珞珈山诗风深入骨髓的滋养,它是我大学毕业后坚持得最好的一件事,虽然曾经时断时续。

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功利和实用,不再是诗意盎然的时代。从大势上说,市场经济浪潮席卷而来,朦胧诗潮及第三代诗歌运动日渐式微。在“诗意的发源地”,万千学子争睹樱花诗赛的盛景不复再现,创办“珞珈诗派”的李少君、陈勇、洪烛、单子杰、黄斌、孔令军、张静等诸君已经长啸远去,武大校园留下“盛极必衰”的诗歌真空。1992年秋天进入美丽的武大,方知我敬仰的诗人王家新、高伐林是前辈学长,通过校报,也记住了马竹、吴晓、李浔、邱华栋、李建春、吕岛、胡沙岸等熠熠生辉的名字。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著名学长是现象级的,是后来者的偶像和标杆,也让喜欢写诗的我感到莫名的兴奋和温暖。其时,在大学里写诗是不合时宜的,也是孤独的。初入校,我便能感受到:学习成绩优异者最易获得尊敬,写诗则被认为是歧途,是“情种干的事”或“疯子干的事”(1989年海子卧轨自杀,当时毁誉参半;1993年顾城杀妻自尽震惊世人),令人不屑甚至遭到嘲笑打击。

喜欢上写诗且欲罢不能,对我而言既是必然也是偶然。因为专业不吃香,历史系的学生备受歧视。这种“出身”使我写诗的初衷有些功利:既为“稻粱谋”,又是为自己争口气。进校不久,我发现发表作品可以在年度评奖学金时加分,还有稿费。自己家境贫寒,因为外语一般,学习成绩不可能优异,又不太热衷于当学生干部为大家服务,唯有捡起高中时办文学社的一点底子为自己加分。1992年年底,我的处女作《亲情》(组诗)在校报上发表,领到了第一笔稿费。不多,但足够支付两天的伙食费。尝到甜头后劲头更足了,我的诗作在校报基本上成为“免检产品”,这里特别要感谢当时主持校报的李玉龙、张海东、陈剑鸿、周绍荣等老师。我有一组诗在《大学生》发表,领到了最高一笔稿费——75元,解决了我近半个月的伙食费!稿费加上每年评到的奖学金,这些物质的奖赏帮我度过了困难而充实的大学四年。

就这样,我爱上了诗歌写作。那种痴态就像一个人处于愤怒或痛苦状态,骂出来或找人倾诉出来就通体舒畅了。通过分行的文字写出自己想表达的,是当时最快乐的事。我从来不认为写诗很神圣,也没有成名成家的文学理想,直到结识了古竹。

古竹原名胡小良,和我同一级,中文系的保送生,高中时就发表了一大堆作品,大二时当仁不让地成为武大浪淘石文学社社长。1993年春夏,他以一本散文集《莫欺少年一时穷》轰动校园。我记得,这位来自湖南耒阳山村的才子像名人一样在桂园食堂门前签名售书,一桌一椅一台录音机,老狼忧伤而动情的民谣伴着桂花的馨香,俊男美女端着饭盆纷纷驻足,属于文学的光荣与梦想似乎又回来了!

此后,以古竹为首的浪淘石文学社一帮人似乎成了学生中最忙的人。除了筹办一年一度的樱花诗赛外,还干了几件风光无限的事:一是浪淘石文学社成立了分社“新管子”和“汉江流”,并分别以“浪淘石”名义出版了文学副刊,扩大了文学社的校园影响力,据说当时社员达到300人之众。二是邀请校内外著名作家、评论家来武大讲座,如当时知名文学刊物《大家》主编李巍、《今日名流》主编方方及当红作家苏童、格非、张炜等,还有於可训、昌切等教授、评论家。场场爆满,吸引力丝毫不逊经济、管理等实用讲座。三是以“浪淘石文学社丛书”的名义自印学生诗文集。算上古竹的《莫欺少年一时穷》,我们先后又无比自恋地推出了四本小册子:我的诗集《鱼光灿烂》、秦志勇的散文集《光与灰尘》、舒原的小说集《欲罢不能》及古竹、我、秦志勇合著的文集《三生石》。这套丛书的自印出版,在校内外反响较大,《长江日报》《武汉晚报》均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四是融合浪淘石文学社、大学生通讯社等力量,组建了“风雨同舟武大郎”(“武风”胡如平,“武雨”古竹,“武同”陈明明,“武舟”周旋)文学工作室,集策划、写作、宣传包装及经营等于一体,与武汉大学校报、省内媒体及杂志社联手,如《知音》《今日名流》《芳草》等,广泛推介武大,集中展示武大校园文学实力。

回忆我的珞珈岁月,不得不提“废园”。这曾是武大化北楼旁的一个小院子,几间散落的平房很破败,但宽敞、安静,家境较为殷实的一位学弟曾在此租住。我们几个喜欢舞文弄墨的朋友便隔三岔五地聚在一起,饮酒作乐,相互取笑或取暖。这个院子原本没有名字,我们将这个废弃的一角取名为废园。虽然如今“废园”早已不存,平房推倒建起了楼宇,但每次有机会回武大,我都会停下来看看这片演绎过激情与梦想的“竹林”。物移人非,令人感慨。

客观地说,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校园文学渐趋衰落。即便如此,武大一群年少轻狂的学子仍试图冲出一条血路,以期延续珞珈文脉,呼应着刚刚树起的“珞珈诗派”大旗。但大势所趋,文学的寒潮很快降临,我经历的这段珞珈岁月可谓“校园文学世纪末的挽歌”。1996年夏天,离歌四散。这群小有名气的校园文人完成无愧青春的燃烧后,就此“相忘于江湖”。据我所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及21世纪最初的10年,武大校园诗歌似乎再无特别出彩的表现。直到荣光启、李浩、黎衡、朱赫、赵成帅、王家铭等诗人集体强势涌现,李少君等“珞珈诗派”的初创者时隔近30年后重整回归,武大的诗歌现象才再次醒目地进入公众视线。


我想英雄的事业都在露天之下诞生

正如自由的诗歌产生于孤独

就让我一个人站在这里吧

我会让空气也变成奇迹


这是古竹在毕业前(1996年)留在桂园7舍楼顶的诗句,墨迹早已褪去。这位少年成名而视文学为精神家园的才子,如今在长沙奔波于非商非文的道路上。晚一届的秦志勇据说在皇城脚下混得风生水起,我却再没读过他的美文。致力于小说写作的舒原毕业后就销声匿迹。其他如王志维、华静、付勤、黄宏、季彤等在校略有小成的文学精英,从商的从商,为政的为政,谋生的谋生,已经被文坛诗坛遗忘。他们的走向就像风光难续的20世纪90年代校园文学,有激情无建树,有理想却惘然。20多年过去了,古竹的这几句诗仍印在我心中,每次记起来都热血沸腾,却又无限唏嘘。

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武大20世纪90年代校园文学的文章。相较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名家辈出的蔚为壮观及最近10年的井喷式崛起,中间这段时期几乎是一片空白,曾经的希望之星现今大多籍籍无名,这段岁月也少有人提及,这是耐人寻味的。2015年年底,因“珞珈诗派”微信群的建立,我得以见到众多久仰而亲切的名字。学姐、著名评论家陈卫曾嘱我写篇回忆文章,以备其研究“珞珈诗派”之资,我怕记忆不全,又恐笔力和认识有限,误了历史。前不久,现居武大的诗人张朝贝向我了解浪淘石文学社的情况,我匆匆数语,肯定不能令他满意。恰好这次“珞珈诗派人物专辑”约稿,有一道命题作文《我的珞珈岁月》。我觉得,对于一个成熟的诗派而言,暗淡的历史也是历史,空白更值得嚼味。我最好的青春有最美的武大作为天空,这篇难产的小文可以看作是迟到的怀念和补充。


(作者系历史系1992级校友)

来源:校友通讯2019年·珞珈记忆 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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