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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振华: 传承学术,坚守理想

发布时间:2016-04-26   作者:   来源:   访问次数:

毛振华先生为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曾先后在湖北省统计局、省委政策研究室、海南省政府研究中心、国务院研究室等单位从事经济研究工作,199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信用评级机构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毛振华先生在宏观经济、资本市场和信用评级理论方面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出版了《资本化企业制度论》等专著;主持了中国诚信的评级方法与制度研究,发起和参与了多次国内外大型研讨会。

毛振华先生毕业于武汉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毛振华先生为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董辅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武汉大学董辅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并受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

我先回顾一下我们国家的改革之路。1992年中国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其实我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改革不是这一年,而是在198 0时代。1978年至19 92年这14年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要时期。虽然当时积累的社会问题很多,但是最高领导层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全面控制社会局势的情况下,调动几乎所有的资源,推动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改革。那个时期改革最大的中国特色就是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那时整个知识阶层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形成了一股改革的潮流。

我就是在那个年代上的大学。1979年,我15岁,考上了武汉大学。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从我家的公社到我们石首县城要过三道河,从县城坐船到武汉更要十几个小时。那一年,我们县一共只考取了17名大学生。武大给我带来的改变十分巨大,我对学校亦怀有很深的感激之情。这种感激倒并不是因为武大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境遇,让自己有了见识,见过很多大人物或者说赚了点小钱,而是因为武大她改变了我的思想,大大开阔了我这个农村孩子的思维。

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家乡那个地方是最好的,因为紧邻洞庭湖,是鱼米之乡,粮食产量很高,就是在文革时代也不缺吃的。当时,我们觉得全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自己家乡以及中国人民是过得最幸福的。到了武大之后,慢慢感觉不对。这对思想上的冲击是巨大的。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世界上还有如此伟大的思想,这些思想就如心里的航灯一样,照亮了很多刚刚启航的年轻人。

我们大学毕业时,没有太多选择,大家都想到机关做干部。我那时年纪小,很不起眼,我开始想去新华社做新闻工作。那时的银行并不吸引人,大家觉得只是政府的出纳而已。但后来机缘巧合去了湖北省统计局。

经济学专业对我工作帮助很大。我很喜欢关注一些数据指标,比如在钢厂实习时,我就关注炼一吨钢需要多少电、多少矿石,如何配比,实习回来后就写了一篇小文章《提高鄂钢的经济效益才是发展鄂钢的基本途径》,做了一个全国钢铁厂经济效益的比较,得出鄂钢的效益最差。当时管人事的领导就说,这小伙子很有特点,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文章经过修改后发在专门给领导看的一份内部刊物上,结果文章被当时的省长看到了,还给了专门批示,说这篇文章写得好。省长还让省委办公厅专门找我做进一步研究。当时我进统计局不久,因为这次的省长批示,我很快成了单位里文章的主要写作者。不久后,我就被调入省委政策研究室。

后来,我的一个老领导从湖北调到海南,他让我去组建海南省政府研究中心的政策研究室。那时我是科长,老领导说去了后可以当副处长,主持工作。我觉得可以考虑,陈东升一直是我最好的同学,我当时还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有这么一个机会,问问他的意见,他说很好,可以去。现在一个省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有一个写作班子写的。但那个时候,海南省的第一届政府工作报告,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是自己写的,提出了一些概念和方针,包括建立大特区等等。当时觉得自己的价值很大,感到天生我材必有用。再后来就到了北京,去了国务院政策研究室。

那个时候,对前途的憧憬,让自己慢慢忘记了在学校时的那份情怀,很纠结,感觉自己怎么就沦为一个非常世俗的人了呢。我一共干了九年公务员,四个单位,提了四级,差不多换一个单位提一级。

我搬过好多次家,最大的遗憾就是把自己曾经写的东西弄失了。那时搬家时不太注意自己写的东西,其实现在看起来,当时自己写的一些报告、感想等文章,是很有价值的。去年我找到几张纸,上面是自己82年写的一首诗,看了有点小激动。还有一本手抄版的泰戈尔《飞鸟集》。我现在还很感慨,当时怎么会把如此厚的一本书全部抄下来呢?

1992年,在干了九年公务员之后,我就去做公司了。当时,自己有一种判断、一种观念,就是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没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市场经济正是中国所需要的,我们就应该去创造。于是我就选择了去做公司。

有一年,我去陈东升家里拜访,有段时间甚至就住在他家,每天晚上都说到三、四点,兴奋得不得了,商量着要干点什么事情。陈东升的主意很多,我说,你别搞这么多,搞好一个就行了。后来,他做了泰康人寿,做得非常成功。陈东升喜欢研究,他当时研究了世界500强企业,发现其中不少大公司是人寿保险、金融机构、连锁商业与资源型企业。在经过充分研究之后,他决定做人寿这个行业。

而我选择了做评级这个行业。当时为什么选这个行业?是因为当时中国没有。那时我觉得美国的债券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很牛,拿了人家这么多钱,还如此强硬。当时自己就想,我们也可以做一个,但很快发现这个想法是错误的,评级公司主要服务于债券市场,那时中国都没有债券,如何做评级?评级又不是评先进,而是评人家的风险,说人家的不好。后来,我们国家开始慢慢发展债券,评级行业才有了市场。

那个时候,我们办公司很勤奋,也做了很多事情。只是这块业务直到2004年才赚钱,最近几年增长比较快。1992年下海的大概有数十万人吧,但现在你会发现真正还在干公司的并不太多。中国公司的死亡率太高了,平均寿命是2年零8个月。而我们公司坚持了下来,大概所有公司经历的困难我们都经历过。

那个时候中国真正做企业的,后来没剩下几个。我看很多人的事业,包括我们自己,根本就没有轰轰烈烈过,没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但是只要你跟着走,走过来,你就成功了。中国这个阶段是一个特别的历程,正在经历巨大而深刻的社会结构调整,当中有很多波折。所以我觉得邓小平曾经在描述自己走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感受时说的三个字——“跟着走”,很有分量,也很有气势,同时也很悲壮。

再谈谈我的理想。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选择事业时都应该有理想,这个理想不是简单的功利主义,而是在这个社会中找到一个值得坚持的原则与方向。首先你要知道做哪些事情是高尚的,做哪些事情是耻辱的。虽然有时候你可能会做一些不那么高尚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那是错的,是耻辱。只有高尚的理想才能让你的事业坚持得更长久,所以你要坚持原则,坚定方向。80年代时,我树立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能把个人微小的事业与国家民族的发展结合起来。

另外一点,除了坚守理想,还要敢于投身洪流,踏实做事。一个成功的理想主义者,必定也是一个艰苦探索、脚踏实地的人。创业者需要具备这个素质。

(作者系经济系1979级校友,原载北京校友会《大珈》2期2015-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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