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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国学有什么

发布时间:2015-04-01   作者:   来源:《光明日报》   访问次数:

今天我们谈国学,我以为,大约有这么几个层面:

第一是常识层面,即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ABC。针对几代人国学素养的不足,面对媚俗的大众文化的冲击,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国学初步的教育已是十分紧迫之事。这需要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配合。

第二是学术与技艺层面,即传统文化各门类各方面,包括地方文化、民间技艺、学术传统之传承。要通过微观精细地研究,抢救、整理与继承绝学,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需要国家与社会投入资金,养一些甘坐冷板凳的专门家,尤其要培养新生代,并造成代代相传的机制、环境、氛围。

第三是道德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层面。国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安身立命。例如《论语》《孟子》,按梁启超的说法,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今天我们提倡国学,主要是提倡理想人格的追求,克服工具理性的片面膨胀所导致的人文精神的萎缩或失落。

第四是民族精神,或国魂与族魂的层面。提倡国学与吸纳西学并不矛盾。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生存智慧、治国方略,我们体认得越深,发掘得越深,我们拥有的价值资源越丰厚,就越能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越能学得西方文化之真,这才能真正使中西或中外文化的精华在现时代的要求下相融合,构建新的中华文明。一味贬损、伤害中国文化之根,无益于西方精神价值的引进与融铸,无益于新的现代文明的建设。

国学并不只属于文化精英。实际上,国学具有平民化与草根性的特点。在我们的老百姓中,包括不识字或文化水平不高的像我的祖父母、父母亲那样的人,包括“文革”后期我到湖北天门县插队落户时周围的农民老乡,我当工人时到两湖、浙江几家大工厂培训两年间遇到的一些工人师傅,我们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老师们,所有这些人以不言之教与言教影响其子弟与周围人的精神的东西,主流的价值仍然是友善、仁爱、孝慈、正直、良心、为人着想,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老百姓接受的并影响他人的生活哲学,是带有儒家文化密码的蒙学读物与民谚民谣中的仁慈善良,廉洁勤谨,忠于职守,与人为善,德福一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例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和《四书》的一些内容。

但是,“五四”以来,作为中国人的国民性的负面的或所谓丑陋的中国人等等的揭露,有些过头,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性。尔虞我诈,内斗内耗,我们出现过一些丑恶的现象(其实西方也有),但人们往往就会把账算在国民性上,或要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承担责任。我觉得我们要把中华民族文化的真髓,养育、凝聚老百姓的真诚的理念,作为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的仁爱思想,浩然正气,正道直行,人格修养等等,大大地弘扬出来。我不认为这是高头讲章。比方说,老百姓中,其实有很多相互关爱的品格与事例,我们要把这些日用而不知的民间留存的仁爱忠信,仁义礼智信等的道德资源加以保护、拓展。例如武昌区吴天祥副区长,长期关爱人民群众,有很多感人事迹。又比方我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我与同学们1968年下乡的时候,我们是抱着尖锐斗争的心态下去的,以为我们是革命派,下去是去斗争地富反坏右的。结果乡亲们慢慢地化解了我们的仇恨心理,为批斗对象(多为冤案或地富子女)讲好话,以温情在物质上、精神上关爱我们这些离开城市与家庭的知青。他们家里的鸡蛋、蔬菜很少,但总是送给我们吃。在田间劳动,他们告诉我们不要蛮干,不要一口气就把一辈子的饭吃掉了,要我们学会保护自己,又教会我们干农活的技巧。慢慢的,我们就懂得了人间的温情。我小的时候,也亲眼目睹自己的父母在家里的生活非常艰难,节衣缩食,但仍对邻居与逃荒讨饭的灾民予以接济。我觉得仁爱不仅是一种理想性的东西,而且是在民间有根源的活的东西。我们现在要有一种文化自觉,把这些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有生命力的、有内蕴的价值启导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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