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h/images/log.png
加入收藏  
当前位置: 首页 > 珞珈文苑 > 珞珈史苑 > 正文

70多年前入读武汉大学的回忆

发布时间:2016-04-26   作者:   来源:   访问次数:

(口述:王宏侠 文字整理:陈裕鸿)

求学路长烽火连,乐山武汉正华年。

不辞耋髦重回首,往事如新又眼前。

我是安徽省潜山县人,家在该县大别山山区,在六安县安徽省立第三临时中学念高中。1943年夏我高中毕业,参加了安徽省教育厅组织的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省高中毕业会考。从考场出来,自我感觉良好。记得作文题目是《学问为济世之本》。我是这样开头的:“人非生而知,必待学而后知;人非生而能,必待问而后能。学问之重要性可知其一斑矣。”当时,大半个中国沦陷,日本侵略者主要占据着大中城市和铁路沿线。安徽省教育厅设在地处安徽、河南、湖北交界的小县城立煌县(今金寨县)。我托人到省教育厅打听,得知我的会考成绩优异:语文98分,全省第一;数学和物理均满分;英语超过95分;政治成绩已不记得;化学成绩则比较差。省教育厅保送我到后方读国立大学,我填报的志愿有武汉大学。当时入读国立大学,需要先到教育部报到,待教育部正式分配,而教育部已迁往重庆。我立即筹措经费。有三位同学会考成绩不太好,准备到后方复读,明年再考大学。几经联系,我和他们结伴前往四川。大概在7月上旬,我们四人从立煌县金家寨出发,徒步跋涉,昼行夜宿,来了一次长征。途经河南省的商城、潢川、息县、正阳、汝南,到达驻马店。人称河南有“黄(河)、旱、蝗(虫)、汤(汤恩伯)四害”。在驻马店附近,我们遭受了蝗灾,无数蝗虫突然飞来,遮天蔽日,黑压压一片,恐怖至极。在驻马店与漯河之间的遂平,我们趁着夜色往西越过平汉铁路(今京广铁路),再经南阳,到达了湖北省的老河口——李宗仁任总司令的第五战区司令部所在地,离开了沦陷区。随后我们经谷城、保康、兴山,爬高山,穿密林,到达巴东。算来自安徽出发之日起,已经过去了20多天。巴东往重庆有“同心”和“同德”两艘军舰运送旅客和难民。我二哥一个同学在“同德”号上当二副,通过他,我们上了“同德”舰,前往重庆。不料军舰在城陵矶夜触礁石,虽未沉没,但已进水,不再前行。我们只好上岸折返巴东。还是那位二副帮忙,我们改乘“同心”舰。抵达重庆后,我们找到教育部。经过核对,教育部开介绍信让我到乐山武汉大学英文系报到。同行的三位同学被安排到江津,入读先修班,第二年再考大学。那年我20岁。

当时,武汉大学的名称是“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有别于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也有别于公立大学,是教育部主管的、国家办的大学。1938年,武汉会战爆发,武汉大学从武汉珞珈山搬迁至四川乐山。当时校长是王星拱,他是教育家、化学家、哲学家,国民党元老,安徽人。解放后,陈毅曾称誉他为“一代完人”。虽在抗战期间,武汉大学院系仍然相当齐全,有文学院(含国文系、英文系、哲学系、史学系)、法学院(含法律系、经济系、政治学系)、理学院(含物理系、化学系、数学系、生物系)和工学院(含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电机系、矿冶系),没有农学院和医学院。英文系系主任,起初是方重,著名文学家、乔叟研究专家、翻译家、中古英语专家,后来赴英国讲学,接替他的是教务长朱光潜,美学家。当时学制四年,学生人数不多,全校只几百人,一般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我所在的英文系,全系不过几十个学生,一年级新生只有10多人。记得我的同班同学有贾道恒,山东人,解放后曾任武汉建工学院副院长。同系不同年级的同学,记得的有章振邦、刘静远、张世坦、鲍汝麟。印象中,学校的校训是“明诚弘毅”;校徽近乎圆形,周边有钝齿,像南方吊灯花的叶片,中间有竖排篆体“武大”二字。

乐山是座小城,滨临岷江和大渡河,乐山大佛就在江河交汇处的对岸。乐山武汉大学的校舍分布在小城几处。城西北有座文庙,学校本部包括文学院、法学院和图书馆都设在里面,“国立武汉大学”的木牌挂在文庙西侧大门上;理学院和工学院在城西门附近。一共有七个学生宿舍,分散几处,六个住男生;白塔街人称“白宫”的一个住女生。住房大小不一,都条件简陋,里面放双层床,似鸽子笼。我一个人住在一间狭小的阁楼里。学习管理比较宽松,上课不记迟到不点名,出入自由,但是考试要求严格,实行学分制,达不到学分,不能升级,不能毕业。

民国的大学,除高等师范学校不收学费和住宿费外,其他学校都要收费。但是抗战时期,国立大学对家在沦陷区的学生不仅免收学费、住宿费,还发给可维持基本生活的生活费。战时物资困难,生活条件差,听说王星拱校长亲自养猪种菜,为的是改善艰苦的生活。由于贫病交加,不止一位教授英年早逝,葬在人称学校“第八宿舍”的荒冢里。学校膳堂只供应米饭,不供应菜;学生搭伙买菜,请厨房代为烹调,学生也可以完全自理伙食。没有电灯,学校发给学生每人一盏小油灯,每晚供应些桐油,用灯草点燃。校本部有图书馆,没有阅览室。学校学习场地不足,宿舍简陋而狭窄,一到晚上,学生往往到茶馆去,或自习,或谈天,或打牌,或结交朋友,或结社聚会。四川茶馆多,乐山更多。花很少钱甚至泡杯“玻璃茶”(即白开水)也可以在茶馆坐老半天。值得称道的是,虽然生活艰苦,但教师认真教学:“国难深重,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教授们的情怀让人感动。让人感到自豪的是,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的教学质量很高,声誉很好,是全国四大名校之一。

当年学生中有同乡会、同学会,也有不少学生社团。学生社团有的是联谊性的,有的是学术性的,有的带政治倾向。社团的宣传阵地主要是各自办的壁报,活动地点则基本上都在茶馆。记得有“文谈社,文学性的,肖海燕社,左派组织;有‘立达社’,中间偏左的。我参加了‘立达社’”。“立达社”成员跨院系、跨省籍,记得社员有胡国才、夏鸿昭、张汝楫、蔡伏三、陈德根和彭怿国。胡国才给我印象最深,他是安徽岳西人,是我到乐山后认识的第一个同乡,在政治学系上四年级,交际广泛,待人热情,人称“胡大炮”;他经济条件好,曾经资助过我,毕业后去了台湾。夏鸿昭,史学系学生,解放后曾任武汉市委教育处处长。

学校有学生自治会。自治会开展了不少课余活动,如打球、唱歌、郊游、演话剧、办展览,等等。其中有象棋比赛,我参加了,获得全校第三名。第一名是李格非,国文系研究生院学生,解放后一直任教武汉大学,后来是中文系教授,曾经担任系主任;第二名是王芳礼,理学院学生,校长王星拱的侄子。

1944年10月,衡阳失守,桂林危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参加青年军,组建一支中等以上学历之青年为成员的军队。其时我正念二年级上学期。11月,日军又突入贵州,攻占贵州重镇独山;12月,武汉大学全校有几十个学生入伍,我是英文系唯一入伍的一个,凭着爱国热情,出于对蒋介石的盲目崇拜。记得武汉大学入伍的学生,有史学系的王柏善和李茂瑠,都是安徽人。王柏善思想进步,后来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改名王柏谦,曾任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李茂瑠解放后曾任武汉市三阳路中学副校长。还有陕西人袁宽寿,安徽人张世翼,都是工学院的。我们分派到青年军202师的炮兵营,师部在綦江。炮兵营共有几百人,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学生各有几十人,其他为四川的高中学生。浙江大学来的,进步学生多。入伍后,看到炮兵营并没有大炮,甚至连枪也不发,成天操练步伐,“一二一,一二一”,我感到失望。大概是1945年1月,青年军抽调100多人到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无线电班,其中有王柏善和我,训练地址在重庆青木关附近,蒋介石出席了开学典礼并讲了话。受王柏善和浙江大学进步学生的影响,我逐渐减退了对蒋介石的崇拜,对国民党的阴暗面有所认识,了解到青年军的使命并非抗日,而是把守重庆,防备四川的刘文辉和西康的邓锡侯,于是萌生退伍之意。1945年2月,我患上黄疸肝炎,病情严重,于是以需要回家治病为由退伍离开了青年军。不久,王柏善也退伍了。

1945年秋,我返回乐山武汉大学,重新从二年级上学期读起。其时日本已经投降。学校的图书和仪器设备陆续搬回武汉,教学活动仍然在乐山。因为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复学不久,我又休学。待我1946年秋复学的时候,学校已经完全迁回武昌珞珈山。学生人数增加许多,已经恢复了农学院,后来又有了医学院。我仍然念二年级,当年乐山的同班同学已经上四年级了。

人们以珞珈山指代武汉大学,其实武汉大学校园里有几座山,珞珈山只是其中最大、最高的一座。校园与东湖相邻,山上林木蓊郁,湖面浩瀚碧绿,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校园里大都是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古朴典雅,气派美丽。主要建筑在狮子山,上面正中是图书馆,图书馆右侧是法学院,再右边是大礼堂(二楼)和膳堂(一楼);左侧是文学院,再左边是理学院;前面是沿山而建连在一起的4幢男生宿舍,叫斋舍,共16个,以《千字文》开头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16字命名,即“天字斋、地字斋……列字斋、张字斋”。斋舍下面是网球场和运动场。运动场过去一点是珞珈山麓的工学院(解放后改作行政大楼),工学院的后面是水工实验室。女生宿舍在理学院的左后方,相隔有点远,人们还是叫它“白宫”。农学院在图书馆后面的山下,就是解放后水利电力学院所在地。学校的早期建筑,还有一座体育馆,由黎元洪后人捐资所建,故以其字命名为“宋卿体育馆”;珞珈山山腰的“十八栋”,抗战期间,周恩来和郭沫若在那住过;另有两栋教员宿舍和一栋女职员宿舍。此外,校园里有交通银行,有邮局和合作社,后者就是商店。学校新建有牌坊式校门,在靠近街道口的地方,距离校园有点远。校门正面上方横排“国立武汉大学”六个大字,楷书工整端庄。医学院不在珞珈山校区,在武昌城里。跟今天的武汉大学相比,当年的武汉大学规模不怎么大,但在从乐山迁过来的我们眼中,实在大极了;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跟乐山比,有了天壤之别,但也不再有坐茶馆的便利了。我住在盈字斋,3个人一间房,跟我同室的是刘治汉和张世翼,都是安徽人,都不是英文系学生。

迁回珞珈山时,王星拱已到国立中山大学任校长,继任的校长是周鲠生,国际法学家、外交史家和教育家,湖南长沙人。朱光潜已调到北京大学,继任的英文系系主任是吴宓,陕西人,文学评论家、诗人、国学大师、西方文学家,他开的课是英诗。

除了公共课如公共英语、公共国文一般都是助教担任之外,专业课均由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开设讲授。乐山与珞珈山时期,我听过的本系开的专业课有:朱光潜和吴宓的英诗、戴镏龄的英国文学史、朱君允(女)的英语散文、孙家琇(女)的实用英语、英籍教师Mr. Rainer的英语发音学、袁昌英(女)的莎士比亚剧作……学生可以到别的系旁听,我到国文系旁听过刘永济的宋词、黄焯的《文心雕龙》,到史学系旁听过吴于廑的世界史。因为考大学时化学成绩不好,我也曾到化学系旁听过化学课。另外,独立开设的缪朗山的俄语课,我也听过。学校的教师,除了上面提到的,我知道的还有土木系的俞忽、法律系的韩德培、中文系的苏雪林和经济系的张培刚。吴于廑、韩德培和张培刚,都是周鲠生校长从美国哈佛大学引进的,人称“哈佛三剑客”。苏雪林又是女作家,有名的“绿漪女士”。社会名流也会到学校来演讲,乐山时期,我曾听过冯玉祥和黄炎培的演讲。冯玉祥演讲大概在1944年冬,他讲了抗战的形势,勉励大家好好学习,他讲话比较风趣。珞珈山时期,胡适曾经来校演讲。

给我印象深的教授,有教“英诗”的两位:乐山时期是朱光潜,他的名气很大,对我们来说,主要不是因为他是美学家,而是因为他发表过影响很大的《给中国青年的十二封信》,他讲授“英诗”,非常注重英语的节奏和韵律,强调声调、韵律的和谐和对意境的欣赏,他示范朗读时全神贯注,一丝不苟,他又会时不时叫学生起来朗读,因此上他的课,同学们事先都得做一番准备,惟恐被他叫起来时出洋相;珞珈山时是吴宓,吴宓对英诗的“格”、“步”、“韵”的讲解极其详尽,让我收益颇多。还有教“实用英语”的孙家琇,从她口中说出的英语是那样流利、自然、动听,美不胜收,我深深地认识到英语和汉语一样,都是美丽的语言。

时值内战,时局动荡,社会上发生大事件,师生们都自觉不自觉地参与进去。1947年1月,美国士兵强奸了北京大学女生沈崇,武大师生举行了示威游行。从珞珈山出发,前往汉口武汉关附近美国领事馆,提交抗议书。沿途由我们英文系的同学用英语领呼口号:“美国佬滚出中国!”“美国畜生滚出中国!”“打倒美帝国主义!”1947年5月,全国各地爆发了一次学生爱国运动,口号是“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武大学生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1948年8月,洪水淹了汉口后湖地区,一片汪洋。武大学生走出校门,开展救济灾民的募捐活动,把物资送到灾民手中。

学生社团方面,乐山时期的“文坛社”、“海燕社”,在珞珈山仍然开展活动。1946年底,英文系的张中文等五位同学发起成立了“五星社”。成员多数来自文学院和法学院,少数来自农学院和医学院,我是社员之一。至1948年秋,社员一共有34人。前后担任社长的有英文系的张中文和朱晖南。这是进步读书会性质的社团,或一星期一个下午,或两星期一个下午,社员在一起共同读书,自学与讨论相结合。社团共同学习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沈志远的《政治经济学》和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等等。读书之外,“五星社”还积极投入社会运动,如参加上述声讨美军兽行的游行,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参与救灾募捐活动等。学校选举学生自治理事会,“五星社”起了一定的作用。我当时是学校安徽同乡会主席,社团让我做同乡的工作,说服他们将选票投给非安徽籍的进步学生崔明三,而不要投给背景复杂的安徽籍学生唐某。我很为难,夹在社团与同乡之间。最后,我按照社团要求,做了同乡学生的许多工作,让他们投了崔明三的票。

当时师生有不同政治派别,彼此对立之势日益鲜明。学生之中,有中共党员,有进步青年,有一般学生,有三青团骨干,也有特务。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军警与武装特务一千多人包围珞珈山,学生中的特务蒙面领着武装特务搜捕进步师生。进步学生奋进反抗,进行营救。天亮时分,武装特务信号枪一响,枪声大作,陈如封(政治学系学生,台湾人)、黄鸣岗(史学系学生,湖北人)和王志德(土木工程系学生,江苏人)在斋舍门前和窗口被射杀;多名学生和教授被捕,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事后,师生在学校体育馆公祭罹难者,又抬棺大游行,群情愤怒,要求枪毙武汉警备司令彭善。迫于压力,当局后来释放了被逮捕的师生,将彭善撤职,枪毙了射杀学生的凶手。1947年11月,学校在校园一角修建了“六一纪念亭”。亭内立碑:正面的碑记和背面的三死难者传均由国文系讲师李健章撰写(李一直在武汉大学任职,后来是中文系教授,曾任系主任)。1949年1月,有几个学生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进步学生发动罢考进行营救。放人时,学校派车接回被捕学生。临近解放,学校教学活动照常进行,但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中共地下党组织进步学生开展了护校活动,保护校产,保护文化区,保护教授安全。国民党曾经打算把学校迁到广西桂林,进步师生通过做校长的工作,抵制了迁校之举。校长周鲠生,国共两党都在争取他,一方想把他弄到台湾去,一方想请他留下来,最后周校长选择了留下来。

在珞珈山,学校学生自治会也举办过象棋比赛,跟乐山那时一样,我还是第三名,第一名、第二名仍然是李格非和王芳礼。

因为两次离开学校,1943年入学的我于1949年夏才毕业,前后历时6年。1949年5月16日,武汉市解放。政权更迭,学校不要求毕业班学生交毕业论文就可以毕业,并发了毕业证。我的毕业证号码为32084。奇怪的是,我的毕业证被人冒领了。6月1日,我参加了工作,分到武汉市外事处。

王宏侠1949年毕业照

王宏侠(左)在口述历史(2014年3月18日)

(作者系英文系1943级校友)

上一条:“国立武汉大学”牌坊六字考      下一条:纪念吴瀛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