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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与中国高等教育

发布时间:2015-03-13   作者:孙劲松   来源:武大新闻网   访问次数:

自强学堂: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创建之先声

清末,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张之洞、李鸿章分别以武昌、天津为中心,开展以“采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改革。1890年,张之洞对“书院”进行改革,开设部分西学课程,后逐步废除书院,兴建“学堂”。1893年11月,张之洞奏设自强学堂,本着“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之精神,设立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个专业,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书院谈经论道的办学模式。自强学堂是中国最早以“中体西用”的教育理念和西式教育为主的教育机构之一,它的创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1902年自强学堂更名为方言学堂。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以方言学堂为基础,于1913年设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武昌高师1923年更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5年又更名为国立武昌大学。1926年,国立武昌大学、国立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以及私立文华大学等合并建立国立武昌中山大学,设大学部和文、理、法、经、医、预6科、17个系2个部。这也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次合并重组。1928年7月,国民政府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并任命地质学家李四光为新校舍建筑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929年,任命法学家王世杰为武汉大学校长。李四光最终与王世杰选定东湖畔落驾山、狮子山、侧船山一带为新校址。李四光先生聘请美国建筑师凯尔斯采中西之长,集古典与现代之美,开当代建筑风格之先河,建成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规划完整、布局流畅、山灵水秀、中西合璧、磅礴大气的美丽校园。

王世杰:担起文化中枢的责任

1928年-1933年王世杰任武汉大学校长,在此期间提出了一系列办学思想和高等教育理念。王世杰在1929年5月22日欢迎他就任武大校长集会上讲:“我不是来维持武汉大学的,此行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新的武汉大学。”王世杰的讲话不仅向人们表露了他的打算和气魄,也给武大师生以鼓舞。他把“巨大的新校舍”视为办好武大的先决条件。20年代末,他亲领师生在珞珈山造林,半年植树50万株。如今的武大被誉为花园式、园林式的大学,凝聚着王校长的心血。
在王世杰的心目中,这个新的武汉大学“要能履行新的使命,担起文化中枢的责任”,是“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同时还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完全的、名副其实的学府。对这样一个新的武汉大学的创造,王世杰认为需要有五个条件:巨大的新校舍、良好的设备、经费的独立、良好的教授、严整的纪律。他非常重视大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职能,推动大学的教学科研水平,在他看来关键是选聘到兼具研究能力与教授能力的学者,他还把大学的学术研究看成是一种精神建设:“我们的建设不仅是物质的建设,还有最大的精神建设,无论在学术建设方面或文化事业方面。”大学的科学研究属于大学精神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学生培养方面,王世杰提出,“人格的训练”和“知识的灌输”并重,要加强学生的体育训练、培养学生的自尊心和自治能力、加强学生的外语训练、强调学生的求学能力。王世杰的这些办学理念对当前的高等教育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王星拱:不愧为全国知识的中心

1933年5月至1945年7月,化学家王星拱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他在1929年就提出,“我们要秉承学术独立的精神,以满足我们共同求知的欲望,使武汉大学不愧为全国知识的中心,这是我们对于武汉大学所抱持的极热烈的希望。”他还提出,让“武昌”变成“文昌”,提倡重视教育、学术独立,“教育乃是百年树人之大计,它的任务,是要研究学术的。有一些关于物质方面的学术,乃是公共的、中立的……”在办学理念上,针对当时教育部门重视技术学科、重视教学而忽视基础理论学科、忽视学术研究的做法,他提出“我们固然不能漠视应用,但我们也不能为应用而抛弃理论,这种理论方面的探求,是大学所应当去做的。他强调教学与科研并重、理论(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并重的观点,“大学应当承担起研究高深理论的任务,就是要求大学处理好理论与应用的关系,处理好教学与研究的关系。”
王星拱认为,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中心,更应该是文化、道德的中心。他据此提出了自己的大学使命观:“在道德方面,应该在困难的状况之中,有毅力把道德的标准树立起来;在经济的方面,我们应当刻苦用功,充分的学习近代事业所需要的知识,以求建设一个现代国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武大开始了为期八年的乐山办学时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武大坚持出版《文哲季刊》、《社会科学季刊》、《理科季刊》、《工科季刊》。几乎每周都有高水平的学术讲座。国民政府在乐山时期《视察国立武汉大学报告》中指出“该校素以学术研究著称”。抗战八年,武汉大学与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一道被誉为“四大名校”。

周鲠生:建成华中文化中心

周鲠生是我国著名的国际法专家,1945年,王星拱校长因病请辞,7月,教育部任命周鲠生接任校长。此时,学校已设有“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包括21个系和8个研究所,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望。
1947年夏天,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对新闻界发表了关于挑选和办好重点大学的谈话,建议在10年左右的时间,像英国的剑桥、牛津那样,首先办好北大、清华、武大、浙大、中大等。周鲠生校长与胡适遥相呼应,提出,武汉大学要“肩负起建立华中学术文化中心的使命”,他根据当时中国现状,提出中国应该集中力量办一些一流大学。希望武汉大学在质和量并重的前提下,办成“拥有五千人或是上万人的大学”。

周鲠生校长指出“提倡实科,压缩文科”,“在学术教育的立场上,这实在是不妥当的”。他还提出,应该鼓励大学自由发展,大学的整齐划一,推到极端会严重妨害大学教育的发展。多如牛毛的教育法令会让教师、同学、行政人员以及校长处处受限制,不利于学术研究与人才成长。

他认为现代大学“第一个是造就人才,二是提高学术,三是社会使命”。周鲠生认为大学负有养成专门人才的使命,而且基于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他认为人才的内涵不仅须具备完备的学问知识,而且在道德品性上,应有充分的修养。在学术研究方面,他指出:“大学最高的使命,究竟是提高学术”,要多产生几个一流的学者。“学生不能徒以环境、校舍、设备骄人,还得在学术上竞争。”在改造社会、完成社会使命方面,他提出“知识社会化”的观点,指出高等学校研究、传播的知识是要成为社会的宝贝,不是作为个人的工具;知识是为大多数人增福利的,不是为私人造势力的。不应该把这个知识作为一种特殊阶级, “知识社会化”应作为大学的精神加以传承。

新中国:建设国内外知名高水平大学

武大历来重视学术研究,一代代学者名师营造了活跃的学术氛围和优秀的学术传承。辜鸿铭、竺可桢、李四光、闻一多、郁达夫、叶圣陶、黄侃等曾在这里教书育人。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武汉大学成为全国重点文理综合性大学。1953年至1964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教授出任武汉大学校长,提出一个中心、两个结合的办学思路,强调以教学为中心,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教学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确保了武大获得长足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是武大教育与办学理念不断深化的30年。20余种跨学科特色人才培养试验班成为中国大学亮点之一。武大学分制走过从“学年学分制”到“完全学分制”的教学管理制度改革创新过程。2000年8月新武汉大学成立,提出“三创”教育理念,旨在“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基础深厚、综合素质高、适应性强,富有创造、创新、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打造世界一流本科教育。武汉大学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科技革命相伴随,始终走在全国高校前列,5个一级学科、17个二级学科入选国家重点学科,6个学科入选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居全国高校前列。我校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服务经济发展,一批跨学科科研机构承担“863”、“985”、“973”等国家重大重点项目逾百项,先后获得国家科技“三大奖”20项,科技经费总量是合校之初的5倍多。2008年度31项课题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居全国高校第二,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航母”之一,为建设国内外知名高水平大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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