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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李健章先生二三事

发布时间:2015-03-24   作者:苏者聪   来源:武大新闻网   访问次数:

李健章先生是我进校时中文系有名的“八中”(八位中年教师)之一,从教先秦两汉文学史多年,擅长散文、书法。1958年由于历史原因,服从教学需要,改教元明清文学史,还兼任过中文系主任。

先生是老一辈进步爱国的知识分子,解放前,他痛恨国民党反动腐败,不顾个人安危,愤笔疾书,写下了《六一纪念亭碑记》,详尽记载了国民党罪恶的始末。1948年,先生以特别喜悦的心情迎接武汉解放。他靠拢组织,要求进步,申请入党,1956年终如愿以偿。先生组织观念很强,无论大小事都向组织汇报。视党如母。

先生对教学有高度的责任心,对青年教师培养十分热心严格。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古代文学教研室编写了一套唐代文学作品选教材,由先生指导,并修改统稿。他要求我们占有第一手材料,论述有证据,文字要精练,将可有可无的文字删去。先生统稿时付出不少心血,从观点到文字将有些段落改得密密麻麻,甚至是体无完肤,字里行间充满了先生对青年人的深情关爱。经这样严格的训练,使我们对待些小的问题也不敢苟且。

他对我们既严厉,又民主。 有两件事使我终生难忘。一是编教材时,我执笔杜甫的《又呈吴郎》,我与先生持不同见解,我肯定了杜甫的人民性,同情人民疾苦的精神。先生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杜甫是大地主,有许多田产、庄园,他站在大地主立场剥削人民,而不可能同情人民。我与先生争执起来,从他家一直争到工农楼(当时中文系教学楼与办公楼的所在地)。现在回想起来,我作为先生的学生,实在是不恭,但先生丝毫没有计较,以后对我业务上的关爱仍一如既往。1973年我给中文系1970级学生讲授唐代文学史,当讲到盛唐李白、杜甫时,我批评了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我说他太偏爱李白了,杜甫同样是伟大的诗人,一个是浪漫主义诗人,一个是现实主义诗人,是唐代两座高峰,中国文学史上两颗巨星,绝不可扬此抑彼,做学问要用科学态度,而不能凭个人感情好恶用事。下课后,先生对我说:郭老的《李白与杜甫》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的书,估计是经中央点头的,不可批评。我不同意说:“这不是政治,是学术。既是学术,可以争鸣。”先生没吭声,似乎认可了我的意见。先生是我的业师,他没有师道尊严,允许我发表不同的见解,看出他在学术上的大度、宽容与民主。

先生一向要求进步,积极执行党的政策,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仍未幸免于难,也曾关牛棚、劳改、挂黑牌。当时党中央号召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接受工农兵再教育。1969年中文系搬到襄阳办学,秋季某日我们全体师生从武昌上了火车,在车上先生忙个不停,时而扫地抹桌,时而给乘客送开水,并写下“提壶扫地为人民”的诗句。下火车后已是深夜,我们经一天旅途劳累,又步行30余华里,向襄阳隆中庙进发,沿途一边喊口号,一边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巨响攻破寂黑的长空,搅得神州大地不得安宁。我那时刚进入中年,虽极度疲惫,但还能支撑得住。可先生那里已年近花甲,体力透支,他忍受着肝病的剧烈疼痛,咬紧牙关,一声不吭,艰难地走到了终点。翌日,他病倒在床,经检查,患急性黄胆肝炎,不得已,提前回总校治疗休养。

此后二十余年后,先生身体每况愈下,难于行走,深居简出,过着书斋研究生活,重点研究明代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与公安派。先生做学问严谨扎实,旁征博引,注重资料的积累,而不轻易著书立说,直到逝世前才出版了专著《袁宏道集笺校》志疑(外二种),同时还出版了个人诗集《居蜀集·东西集》。

先生一生严谨治学与甘当人梯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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