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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牌“国立武汉大学”六字考

发布时间:2015-04-08   作者:涂上飙   来源:武大新闻网   访问次数:

2013年,学校举行了120周年校庆,书有“国立武汉大学”六个字的校门牌坊也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常有人问校门牌坊上的六个大字是谁写的,笔者就所了解到的情况作一综述。

国立武汉大学时期校名的五种说法

“国立武汉大学”六个字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武昌街道口的木牌坊上。1928年学校正式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李四光、叶雅各等人择定武昌郊外的珞珈山一带作为新校址。

1931年,学校在街道口的起点处,建起了一座木结构的校门牌坊,这是校史上第一座校门牌坊。后因不够坚牢毁于大风。牌坊上的六字,因无从考,不知何人所为。

之后,学校在原地重新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牌坊,牌坊正面仍写有“国立武汉大学” 六字。从档案馆所藏1935年和1936年的国立武汉大学毕业纪念册推知,钢筋混凝土牌坊建于1937年前后的可能性较大。

关于此时校牌上六个字出自谁人之手,目前有五种不同说法。

第一种说法,这六个字是文学院著名的“五老八中”之首刘永济先生所书。

这一说法来自长江日报资深记者皮公亮。皮公亮是当时学校教务长、经济学家皮宗石之子,刘永济长女刘茂舒的丈夫。他表示曾听其岳母黄惠君说过,这六字为刘永济撰写。

笔者分析,这六字为刘永济所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一是以他在学校的地位及学术水平,书写校名会得到师生的认可;二是这一说为其夫人所言,因无档案记载,夫人所言应为其本人亲口陈述。

第二种说法,这六字出自当时学校工学院教授、工学院机械工程系主任郭霖之手。

这一说法是历史学院教授吴剑杰提出的。据他回忆,2010年11月3日在历史学院退休教授马同勋的住宅附近,恰好提及国立武汉大学时期的校名是谁题写,马同勋不加思索地说:“机械系郭霖教授。”之后还如数家珍地讲了郭霖的出生、留学经历及专业。

据笔者分析,马同勋一说可以作为参考。马同勋1936年入国立武汉大学,正是武大修建石牌坊的时期,他作为一名刚入校的有激情的历史系学生,对当时校名由谁题写应该有一定的了解。可惜马先生于2013年辞世,无法了解更多的情况。此说仅作参考。

第三种说法,这六个字是从颜真卿的字帖摘录来的。

学校原建筑设计院尹向前先生回忆,他的同事沈中清先生曾接受《武汉春秋》杂志的记者采访,专门谈及到此事,说校牌坊上的六个字是从颜真卿字帖上摘录下来的。

笔者查阅过相关杂志,并没有找到采访内容。笔者分析,沈中清是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的职员,一直参与国立武汉大学新校区的建设,并从事绘图员的具体工作,应该了解相关历史。因此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第四种说法,这六个字为当时在数学系任教的萧君绛先生所书。

这一说法来自历史学院教授李工真。他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他在与父亲李国平院士谈到牌坊上的几个字时,李国平说那几个字为当时数学系教授萧君绛所书,这是萧君绛自己告诉他的。

第五种说法,这六个字由蒋介石题写。

这一说法出自江汉大学校长李进才。他表示,湖北省政协原副秘书长雷万春说过,在解放初期,他亲眼见过街道口牌坊上“国立武汉大学”六字下方写有“蒋中正题”几个字。

笔者分析,蒋介石题写校名,也不是没有可能。1937年—1938年,为准备对日作战,蒋介石多次来武汉,也到过珞珈山。他在珞珈山上做过演讲、召开过国民党最高级别的会议、培训过国民党党政军要员,也在珞珈山留过宿、散过步。所以他有可能提写校名,但目前已无从考证。

校名改用毛体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全民高度政治化的年代。在一片“破四旧”的声浪中,街道口校牌上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被“陈毛体”的“武汉大学”四字所替代。

毛主席给李达校长、他的老师谭戒甫以及当时农学院的学生陈文新都写过信,信封上都有武汉大学四个字,但因时间不同,其字体略有区别。当时选取的是毛主席写给陈文新的信封上的四个字。

陈文新院士是烈士的女儿,其父陈昌是毛泽东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的同窗挚友,后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陈昌被捕入狱,被反动派杀害。当时,陈文新只有3岁。

陈文新考入武大后,1951年4月,其母让她代写一封信给毛泽东。她自己也写了一封一同寄给了毛主席。4月29日,陈文新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收到回信,不仅她高兴,学校也沸腾了。当时的校报——《新武大》就用了信封上“陈文新”名字中的“新”字和“武汉大学”中的“武”字、“大”字。所谓“陈毛体”即主席给陈文新写信时的字体。

现在学校的校徽、校标、武汉大学报以及一些单位和个人使用的信纸上的“武汉大学”四个字,都是毛体。

现用校名的两种说法

第一是郭霖所书的延续。

坚持这一说法的是历史学院教授吴剑杰。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郭霖先生题写的位于街道口的校名,在计划经济时代被石灰粉刷盖住,换上了“陈毛体”。改革开放以后,街道口牌坊上的石灰粉被敲掉,原来的老字就重新显现了出来。所以,现在学校大门牌坊上的六个字,就是郭霖先生所书。

第二是书画篆刻家曹立庵题写。

档案馆原馆长徐正榜说,1983年学校为了迎接校庆(此时的学校校名使用的是毛体),邀请了许多书画家来学校参与校庆纪念活动。当时,书画家曹立庵就应邀题写了校名。

1993年,为迎接100周年校庆,海内外校友集资,按照老牌坊的样子“复制”了一座新牌坊,这就是后来大家经过八一路时看到的武大校门,但牌坊上的六个字依然是1983年曹立庵所书。2013年,学校举行120年校庆时,校门牌坊向里面推进了许多,但牌坊上的六个字还是沿用的1993版。

笔者咨询过现居深圳的原武汉大学副校长傅建民。他说,1983年好像重写了校名。因为街道口牌坊上的毛体字被敲下来以后,原来的字被敲坏了,有的已经看不清楚了,于是就动议重写。

据调查,1983年校庆时,曹立庵等书画家确实是作了画,现在档案馆还存有他们的作品,时间是1983年11月15日,参与作画的还有端木梦锡、江雪川二人,但没有见到书法作品。后又多方求证,一直没有找到曹立庵题写的证据。

考证结果综述

第一,现在校牌坊上的六字应该是民国时期的传承。

从上文的调研情况来看,基本是两派意见:一种认为那六个字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形成,一直延续传承到现在。刘道玉、吴剑杰、尹向前、乐建文等都持这一说法。一种认为是1983年校庆时,曹立庵先生撰写了校名。徐正榜、傅建民二人支持这一观点。

从调研的情况来看,曹立庵先生题写校名这一说法可信度不高。一是在调研中,笔者询问过时任校长刘道玉以及当时负责校庆的主要同志,他们都不知道题写校名一事;二是徐正榜、傅建民二人没有亲眼见过曹立庵先生写的字;三是学校目前只见到曹立庵等人作的画,没有发现他写的任何字;四是档案中查阅不到学校关于题写校名的记载。

因此,笔者分析,2013年学校校牌上的六个字,应该是民国校牌六字的传承。

第二,校门牌坊“国立武汉大学”六字出自颜真卿字帖。

首先,当时学校在选谁题写校名时,也许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请政治人物、校领导、学术大家和书法功底见长者等都考虑过,于是有蒋介石、汪精卫、王世杰、闻一多、刘永济、郭霖等说法。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最后倾向于从大家颜真卿书法中找。

其次,从颜真卿书法中找,一是因为其人时代久远,无任何恩怨事非可谈;二是其人声名远播,能得到众人的认可。

最后,取自颜真卿的书法,有当事人的证言。尹向前先生作为沈中清先生的同事,曾听沈先生亲口所言。

考证有待深入

支持学校校牌民国传承说,还有一些问题待弄清楚,所以考证还有待深入。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

一是通过走访弄清老牌坊上的字是否动过。

民国老牌坊上的六个字,在解放后是否动过,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在计划经济时代用“陈毛体”代替了民国的六个字,具有可信性的依据何在?虽然有一张照片可以作为参考依据,但具体时间、是何人所为等都有待考证。第二种说民国老牌坊上的六个字一直就没人动过,老校长刘道玉等持这一说法。

因此,走访学校当时的老师和老牌坊附近的住户,就显得十分必要。牛太臣先生在提供信息时说,还可以采访一下张清明、李汉昌、曾勉之三位先生。

二是查阅相关档案材料。档案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它有原始性。通过查阅各个不同时期的档案,对于弄清一些史实,是会有帮助的。

三是对街道口石碑进行认真考证。查清楚石碑上的六字是否为上世纪30年代所刻,是否有题记。

 

1931年修建的木牌坊

 

20世纪30年代后期修建的石牌坊

20世纪50年代的校门牌坊

20世纪80年代刊有“陈毛体”的校名牌坊

 

1993年校门牌坊

2013年为迎接120周年校庆新建的校门

资料图  编辑: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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