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7年9月至2007年6月，我负笈珞珈，在武汉大学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十年青葱岁月。寒暑十易，我在武大的仁山智水中得其熏陶、教化，受益良多，武大的一些精神、文化传统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可说已浸入了我的血液。武汉大学，早已成为我生命中重要的精神家园。正是在这里，我不仅得到一批良师益友的关爱、帮助，而且收获了爱情、结识了自己的人生伴侣。我很荣幸，十年珞珈时光让我和武汉大学出版专业产生了紧密的交集，在武汉大学这座出版教育与学术的圣殿里我接受了系统的理论教育和学术训练，并从这里走上学术科研道路。

结缘出版专业

我是1997年参加的高考，那时的院校和专业志愿填报是在高考之前，颇似“拆盲盒”，其中的不确定性比如今更大。在填报志愿时，因深受高中班主任老师和一位学长的影响，我的第一志愿专业填报了武汉大学的国际法专业，在“是否服从调剂”一栏填上了“是”。收到武汉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看到上面的专业是“出版发行学”（现在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多少有些许意外。想来也是缘分天注定，出版专业与自己的爱好旨趣契合度很高，用我父亲的话来说，“你不是爱读书嘛，这个专业主要是和出版物打交道，以后从事的就是文化工作了。”

进入武大后的两件事，让我更加坚信进入出版专业是意外之喜。入学之初，在军训开始之前，罗紫初老师、吴平老师、方卿老师、吴永贵老师（我的本科班主任老师）召集我们全班25位同学在学院二楼会议室开了一个师生见面会，给同学们介绍了武大出版专业的历史和发展情况，在会上我们得知自己就读的专业是经教育部批准、国内最早开设的出版发行专业。第二件事是九月的军训结束后，时任学院党委副书记的孙强老师请来著名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彭斐章先生，在武大老理学院大楼的阶梯教室为全院新生做了一场“大师谈学术与人生”的讲座，彭先生结合自己的人生和学术生涯，给大家的大学学习、生活提出了希望和忠告，并借用毛泽东主席的那句经典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勉励在场学子。彭先生还详细介绍，毛主席是在1957年访问苏联期间，在莫斯科大学会见留苏的中国留学生时提出了那句名言，而彭先生就坐在会场前排、近距离聆听了毛主席讲话。这两件事让我意识到自己所在的学院、专业不仅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优良的办学传统，而且有一批可敬、可亲的师长，母校大楼、大师兼具，就读出版专业实为学子之幸。

第一学期

本科阶段的第一学期，专业课程只有罗紫初老师的“出版发行学概论”和吴平老师的“图书学”。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下，同学们得以较快熟悉了武大的环境。那时“书信很慢，车马很远”，刚进大学之初，我们与外界的联络来往，除了交通工具，大概主要就靠传统书信和201公用电话了。记得在大一时，班长常韶伟同学曾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公益性的工作：每天以一男一女两位同学为一组（班长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去武大行政楼后面的老财务处大楼内的邮件收发点取回班上同学的信件。正是得益于武大的校园人文环境和融洽的班级氛围，我所在的本科班内最终结为“秦晋之好”的同学有3对（全班25人），这一成功比率在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的系史乃至武汉大学的校史上应当都属罕见。

本科阶段上的第一次专业课是吴平老师讲授的“图书学”课程。这门课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吴老师让大家在课堂上辩论电子书和传统纸质书孰优孰劣、纸质书是否会消亡等问题；为了让大家对出版物形式的演进有直观的认识，吴老师还从家里带来了自己收藏的一些珍贵图书，她的学识、气质、谈吐，奠定了我对大学教授的第一印象。

罗紫初老师讲授的“出版发行学概论”是出版专业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他说的“发行发行，发奋才行”（当时的专业名称中有“发行”二字），让不少同学在思想上拨云见日，很快稳定了专业思想。当时，我们班还在班长的主持下办了一份班刊，罗老师给我们题写了刊名“珞珈书犊”，其中满含励志之意。

那个时候出版专业的本科生是有考前辅导的，罗紫初老师、方卿老师、吴永贵老师等都曾深入寝室，为同学们进行考前答疑。答疑时，大家将老师团团围住，老师很和蔼地逐一“答记者问”，这情景是我们许多人在上大学之前未曾想到的。

第一次科研

严格地说，我的第一次科研只能算是“业余科研”。大二期间，我写了一篇《我国书籍定价过高探源》，当时也没发表的想法，纯属有感而发，写好后就锁进了抽屉。后来学校举办一年一度的大学生课外科研创作竞赛，我又把它拿出来，将手写稿复印了两份，找到方卿和黄先蓉两位老师指正。两位老师看了后，很快给我回复，并让我去拿评语。令我颇感意外而又十分感动的是，两位老师在评语中给予那篇稚拙的文章以很好的评价，还在评语中专门说明“建议评一等奖”。后来，我的这篇“作品”荣获那一年的武汉大学大学生课外科研创作竞赛一等奖。再后来，十年之后，我申报的研究课题“中外出版价格体系比较及完善我国出版物定价机制的对策研究”有幸获得2008年度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也许这是一种历史机缘巧合（课题名称与当初的论文名称相近），但我想，如果没有那“第一次”，就没有我之后的成长、进步。时至今日，尽管住处换了很多次，但我仍然很好地保存了当时方卿老师、黄先蓉老师给我写的评语原件和论文的手写稿原件，因为于我而言，这些是记录我第一次科研经历的珍贵档案。在我看来，这篇论文就是那则爱因斯坦儿时故事中的“糟糕的小板凳”，但我很庆幸，我的老师没有像爱因斯坦的老师那样生气、批评，老师们给予我的是可贵的勉励和提掖。从武大毕业至今，母校的老师们在不同的时间、场合也给我许多关爱照拂，对此我一直感念于心。

第一次讲课

2001年，我在罗紫初老师的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研习出版学理论。罗老师对学生宽严相济，给予学生很多锻炼的机会；师母杨永莲女士对学生视同己出，在生活上给予学生悉心的关怀。刚一开始，罗老师就推荐我和同学胡苗去武汉信息传播职业技术学院讲课，讲授“出版学概论”课程。我还记得那个冬天，罗老师叫了一辆的士，带着我和胡苗前往该校，将我们介绍给学校的一位系主任，并亲自帮我们把教学上的一些事情落实好。为了帮我们尽快适应角色，罗老师把还自己的教学讲义给我和胡苗使用，并就授课技巧对我们进行提点。后来读博期间，我也曾在罗老师的课堂上给武大的本科生讲过两次课。2009年，我在浙江大学遇到一位2005年考入武大、毕业后进入浙大出版社工作的师弟胡伟，他第一次遇见我时就认出了我：“你在‘罗爷爷’的课堂上给我们上过课。”

正是在武大读书时的这些教学历练，使我得以在进入浙江大学之后，较快地适应了从讲台之下到走上讲台的角色变换，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各项教学工作。

在武大求学期间，出版科学系还有不少赴外地函授讲课的机会，黄先蓉老师和各位导师有时会把这些机会给一些研究生同学，这给我们创造了一些绝佳的“游学”经历——在授课的同时，我们可以和业界人士愉快交流，并得以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其间还有很多温馨的回忆：我和同学刘超到昆明讲课，遇到徐丽芳老师，徐老师邀我们一同上街去吃汽锅鸡和过桥米线；同学朱丹红在外讲课时，行李箱坏了，恰好也在同一学校讲课的黄凯卿老师热心相助帮她修好，解除了朱丹红对回程的担忧。

一直延续的温情回忆

作为一名曾在珞珈山求学十年的武大学子，自然对母校的青砖绿瓦、一草一木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2021年的某一天，在母校出版专业任教的许洁师妹在“武汉大学出版发行人”的微信校友群里，发了一张她拍摄的一张楼宇窗框和窗外蓝天的照片，让大家参与“有奖竞猜”——谁能首先猜出那张照片是在武大哪栋楼拍摄的，将会得到一份奖励。我看了照片上窗框的形状和窗户上附着的爬山虎植物后，有幸抢答正确。许师妹随后惠赠了纪念母校信息管理学院办学一百周年的两本珍贵书籍。有同学、校友问我是怎么知道的，那可是母校的教四楼！在那栋颜值颇高的楼里，我和我的同学们一道，曾聆听过许多老师授业解惑、上过很多次自习、参加过许多场考试、也蹭过不少讲座和公开课！武大给我留下温情记忆的地方还有很多，其中，曾经的枫园“一棵树”不得不提。“一棵树”是一家位于留学生公寓对面的小饭馆，因其在装修时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樟树包进屋内而得名。紧邻“一棵树”的是“国际大饭店”，这是一家正对留学生公寓大门的饭馆，平日里肤色不同的各国友人频繁光顾因而得此赫赫大名，其实装修简陋，四壁萧然，但店内甚至备有中、英、法文对照的菜单。但厉害的是，跟“一棵树”一样，两家店都生意奇好。读研时我所在的2001级出版专业硕士班，但凡有同学有新作发表、获得奖励荣誉等喜事，或者有新成员要“入伙”（初涉爱河的班级成员将自己的那个“TA”介绍给同学们），大家会很自然地相约前往“一棵树”聚会一番。罗紫初老师也曾和我们在“一棵树”聚餐、讨论课题。2004年，我继续在武大读博，某日下午我和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太太再次前往，愕然发现“一棵树”和“国际大饭店”已成一堆瓦砾。二人唏嘘一番，颓然而返。在我们心目中，这两家小饭馆和梅园的老邮局一样，都承载了珞珈学子对母校的许多温情记忆。从珞珈山“下山”之后，母校给予我的温情记忆仍在不断延续，因为来自母校和老师们的关爱一直都在。2018年冬天，时任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的吴平老师作为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专家组副组长，来浙大开展本科教学评估，我得知这一消息后联系吴老师、希望去看望她，吴老师欣然同意，在百忙之中安排我作为青年教师代表参与调研。见到吴老师后，她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你在这里怎么样？他们对你好不好？”这句话让我非常感动，有一种“娘家来人”的感觉，现在每次回想起来仍有一股暖意在心中涌动。

作者简介

作者：吴赟，1997年考入武汉大学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学习，后继续在武汉大学攻读硕、博士学位，2007年获管理学博士学位后进入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任教至今。

原文发表于武大出版微信公众号，为2023年出版专业创立40周年特别策划系列，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