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大别山走到珞珈山,再从珞珈山走向五指山；从学生成为教授,再从教授成为院士,每一步,我都用坚实的足迹,不断延伸着自己的奋斗和追求；每一步,都凝聚着武大的培养、团队的协作和家庭的支持。”

在武汉大学,有一个人被老师和同学们称为珞珈山最富有的人,有“珞珈山的地主”之称,这个人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英国。之所以说他最富有,是因为他拥有珞珈山面积最多的土地,最多的时候竟有40亩,这片土地就是他的杂交水稻试验田。

当记者在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走廊里,初次见到74岁的朱英国院士时,他看上去就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老教授,上身穿着藏蓝色西服、白衬衣,没系领带,下身穿着黑色西裤,脚穿一双休闲运动鞋,背着双手,步履坚定且轻快。见到记者后,他用比较浓郁的湖北方言说道“你来早喽,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几分钟”。

走进朱英国的办公室,记者一眼就注意到,在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张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视察武汉大学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鄂州实验基地时,与朱英国等人的合影,这张合影曾屡见各大报端。朱英国坦言,习近平总书记当时表示,我国的粮食安全要靠自己,他对于杂交水稻研究的重视与厚望,让他为之振奋,更坚定了信心。

秋日的阳光暖暖地洒在身上,坐在办公桌前,朱英国向记者娓娓道来他在武大的圆梦之旅,以及他与武大的点点滴滴,“屈指一算,从大别山走进珞珈山,再从珞珈山走向五指山,耗费了我54年的时光,让我从青年一步步走过了中年,走向老年。感谢生命中的这三座大山,承载并成就了我年轻时的梦想。”

梦想的种子在武大生根萌芽

曾有一位记者这样说:“人们尊敬他,是因为这位科学家拥有土地般博大深沉的襟怀,对田野怀抱着绚丽的梦想,对梦想进行着虔敬的追逐。”

1939年,朱英国生于大别山区罗田县。儿时,他曾是儿童团的一员,给八路军放过哨,后念过几年私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1959年高考前夕,一个布衣青年静静地站在湖北省罗田县第一中学的后山顶上,遥望江南,仰望星空,默默地许下一个心愿——考武大。“梦想遥不可及,甚至于非常模糊。因为那个青年只是听说武大是一所名校,但压根就不知道武汉在哪里,武大在哪里。那个怀揣梦想的青年就是我。”

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朱英国连填了3个武汉大学生物学的志愿。他说,“理由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农业科学家,让家乡的亲人和自己远离贫困和饥饿。”

最初的梦想终于实现,朱英国当年就考上了武汉大学,攻读植物遗传专业。“当时,我的父亲挑着一个装着行李的担子送我到武汉,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大别山。我们走了两天才坐上船,三天三夜才赶到武汉大学的珞珈山。”

朱英国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傍晚时分自己和父亲到达武汉大学,校园门口迎新的学生非常热情、亲切。这也是武大留给他的第一印象。

“刚进入大学不久,我和许多人一样遭遇了席卷全国的惨烈饥馑。这场饥荒在我心中留下了长久的悲悯,也更坚定了我少年时的梦想:让世界远离饥馑。”5年后,朱英国大学毕业留校,专注于水稻科研工作。

英国天文学家阿·安·普罗克特说,梦想一旦被付诸行动,就会变得神圣。“学生时代,我聆听过高尚荫、孙祥钟、余先觉、何定杰、公立华、杨弘远、周嫦、汪向明等老师的讲座和讲课,他们的科学精神一直激励着我。1964年,我参加了汪向明教授领导的水稻生育期遗传教育部重点科研组,开始水稻遗传研究。”朱英国称,在武大,他梦想的种子开始生根、萌芽。

梦想,用信念支撑,行动坚持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杨弘远院士曾说:“在一所综合性大学,在一个看似不适宜农业研究的地方,朱英国的可贵在于怀抱一个梦想,甘之如饴。”

上世纪70年代初,湖北省成立湖北省水稻三系协作组,研究水稻雄性不育与杂交水稻。武汉大学作为组长单位,选定朱英国担任组长,组织武汉地区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50余人,集中在沔阳县(现仙桃市)排湖原种场开展大协作,研究和推广杂交水稻。

在武汉经历了烧锅炉提高育种温度失败的窘境之后,朱英国想到了温暖的海南岛——现在,这里被誉为中国种业的“硅谷”。南繁育种,每年可以比湖北多种一季水稻,大大加快水稻育种科研速度。

于是,春夏之际,朱英国和他的队伍留在湖北沔阳协作攻关；秋风乍起,朱英国奔赴广西南宁；寒冬来临,他又转战海南岛;直到次年春天,他才揣着希望的种子返回湖北。就这样,从1972年起,他便开始了“水稻候鸟”的生涯,追逐田野的春天。

然而,“候鸟”之旅,是艰辛之旅,顺利的话也要花一个星期在路上。稻种、棉被、蚊帐,肩挑手提,每人要带100斤甚至150斤,一路站着也是常有的事。

“梦想,需要我们用信念去支撑,用行动去坚持。”朱英国说,“众所周知,水稻研究既是一种艰苦的脑力劳动,又是一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我和同事们除了在试验田里忙碌外,还要自己砍柴做饭。为了呵护精心培育出的禾苗,我们时常要与毒蛇、田鼠激战,与疾病、寂寞抗争。”

当时,朱英国住在海南陵水桃万八队,自己种菜,自己砍柴。6点起床下田,早晨一身露水,中午一身汗水,晚上一身盐水。海南的3月,火辣辣的阳光透过草帽直往皮肤里钻,朱英国和同事们全然不顾。小心翼翼地剪去谷子头,用细镊子取去6个花药,套袋,抖入另一品种的花粉,然后封住袋口。整个程序精细得不亚于绣花,一个组合要这样做10多个穗。数千个套袋和杂交组合,都得抢时间做完。为了保护正在灌浆的禾苗,朱英国和同事干脆把床搬到田边,夜不成眠,手持长杆,和田鼠激战。

还记得有一年的4月中旬,海南岛气候反常,稻子晚熟。为赶上湖北的育种期,朱英国收下稻种,来不及晒干,就匆忙启程。但是,仓促间忘了带《病虫害检疫证》,湛江站禁止他们通行。稻种已经发热,如果再耽搁半天,几年的心血就将付之东流!由于又累又饿又急又气,朱英国竟昏倒过去。此情此景,令车站负责人大为感动,破例放行。

1974年,朱英国利用红芒野生稻与莲塘早杂交,培育出中国新的细胞质类型“红莲型”不育系。它与袁隆平的野败型和日本的包台型,被国际公认为三大细胞质雄性不育类型。而且只有“野败型”和“红莲型”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种植,被冠以“东方魔稻”的美称。

在研究水稻雄性不育与杂交水稻的过程中,朱英国提出从农家品种中发现新的不育种质资源的设想。1984年3月,经过大海捞针,农家品种马尾粘中一棵不育株被他们发现。经过3年反复的杂交试验,马尾粘细胞质雄性不育系终于成功培育出来了,它就是“马协A”。“马协A”的问世,拓宽了当时杂交育种的理论视野。

凭借“红莲型”和“马协型”两项不育系科研成果,朱英国先后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2002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和湖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我的梦是武大梦中的一个”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朱英国坦陈,圆梦,是一种幸福。

多年来,朱英国抱定对“种子效应”的信念,率领研究团队不断进行水稻育种材料源头创新,培育和选用杂交水稻新品种,成功地选育出优质的红莲型不育系珞红3A和红莲型杂交稻组合红莲优6号、珞优8号和粤优9号等优质组合,推动了中国优质杂交稻的发展。其中,珞优8号的最高亩产达876公斤,并且达到国家二级优质米标准,一步跨入“超级稻”行列。

2010年,朱英国的团队另一个新品种“两优234”通过湖北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被专家们认为是首次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成功选育的抗虫杂交稻并用于生产。这种抗虫基因是野生稻的天然抗褐飞虱基因,由栽培稻与野生稻多次杂交后为人类所利用。

生命是船,梦想是帆。一晃,朱英国从事红莲型杂交水稻研究已经40周年了,这40年里,他和团队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产业发展紧密相结合,在克隆了红莲型杂交稻不育基因和恢复基因后,迅速将这些基础研究成果在生产中应用。

2011 年6月25日 ,经科技部批准成立的中国首个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挂牌,这个由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共同组建的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将致力于实现超级杂交水稻亩产1000公斤的目标,并围绕杂交水稻持续增产这一核心目标,启动杂交水稻种子创新与基因挖掘、杂交水稻繁育、杂交水稻超高产等6大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为中国水稻持续增产和粮食安全提供技术支撑。

朱英国表示,已经先后成功选育出以红莲优6号、珞优8号为代表的高产优质杂交水稻品种,实验室将进一步提高杂交稻的产量,为实现培育亩产1000公斤的超级杂交稻的愿望努力。

目前,红莲型杂交稻累计推广已经超过了1亿亩。并在菲律宾、越南、斯里兰卡、孟加拉国、莫桑比克等国试种,比当地品种增产20%至50%,出口潜力巨大。

在全国“国家水稻产业技术发展报告会暨红莲型杂交水稻现场考察会”上,谢华安院士、颜龙安院士、陈温福院士等200多位专家对以珞优10号为代表的红莲型杂交水稻新组合给予高度评价,武汉大学的杂交水稻在全国同行中再次得到了高度肯定。

“我从大别山走到珞珈山,再从珞珈山走向五指山；从学生成为教授,再从教授成为院士,每一步,我都用坚实的足迹,不断延伸着自己的奋斗和追求；每一步,都凝聚着武大的培养、团队的协作和家庭的支持。”朱英国说,“我的梦,只是武大梦想中的一个。我的下一个目标是,‘高产、优质、广适、生态’,培育出更多、更好的种子,让饥饿远离中国。”

朱英国,这位著名杂交稻专家,站在珞珈山上,将再一次为这个年轻、新生的梦想张开坚实的翅膀。

http://elite.youth.cn/gnb/201311/t20131108_417127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