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啸云
中共中央党校坐落在北京西北郊颐和园旁，目前不仅是我党高级干部的培训基地，更是中央高层决策的重要智囊机构。走进党校南门，庄严肃穆的气氛萦绕四周，常常让人“不敢高声语”。想起此次前来竟有机会以武大校友的身份见到党校的高层领导，自然是应该“洋洋自得”一番的。在秘书的引领之下，我们来到一座古色古香的六层小楼，简单寒暄之后，黄宪起学长与我们分享了他颇为“老实”却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学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大哲学系，毕业之后又考入本系读硕士研究生，1984年才离开武大，前后在学校七年，可以说是一个彻底的武大人了。当时像哲学、中文图书馆等文科类专业都是炙手可热，高考的高分同学都纷纷往里头挤。他在本科的时候选择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77级哲学专业当时是两个班，共70多人。由于刚刚恢复高考，大家都很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班上同学学习都很努力，年龄大的多，党员也多。学长虽然年龄小点，但表现一直很好，凭着学习成绩优异，入学之初就被选为班上的党团支部书记，后来于1979年入党，是该年级的第一个学生党员。等到上硕士的时候，学长就当了我们系里面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参与组织了三届的党支部的各项工作。
学校很注重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学长认为这是很好的传统。在他注册进校之后的第二天，学校就组织大家去参观了校史馆。武大的校史展览馆里面，有很多毛主席在武大视察的剪影。学校还专门请了一位姓张的老红军，从他的亲身经历来给大家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还有，在老斋舍下面的台阶上，用凿子凿开了印，用红色水泥附上，看起来血迹斑斑的样子，这是国民党当局屠杀学生造成血案的纪念。这些不同形式的教育，都让人印象深刻。
“当年的学习条件可没现在这么好，不像现在，想看什么书都有”，学长回忆道，当时就连必要的课本都没有，比如英语教材都是公共课教研部自己打印的，厚厚一大本。79年前后，想要购买国家广播英语教材，都要排大队，有很多人还买不到。那时候的书籍很少，到了81年的时候，随着经济的逐渐繁荣，书是多了，但还是不能跟现在比。汉译名著推出的时候，大家都要事先直接跟商务印书馆定购。本科的时候的他对外国哲学史情有独钟，上课领悟得比较好，两个学期的期末考试都考得很好，有一次考了本专业第一，第二次也处于专业前列。后来，顺理成章地，硕士期间的专业也就选择了外国哲学史。学长师从于陈修斋、杨视陶两位前辈，潜心修学，打下了良好的哲学功底。陈、杨两位先生的学术研究在国内都具有相当影响。陈修斋先生当过外国哲学学会的理事长，是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专家，也是国际上有名的研究莱布尼斯的专家，在国内翻译过很多外国的学术著作，但是他为人处事非常低调。而杨视陶先生，主要是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研究康德、黑格尔，这么多年来也翻译了大量的书稿，现在仍然笔耕不辍……虽然都是研究外国哲学的，但他们所体现出来的都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教人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人。恩师的学术涵养和道德品格都深深地影响着他，他回忆说，恩师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做老实人吃亏，但不吃大亏”，现在想起来仍觉得异常深刻。
学长说，武大的校园风景如画，如今还是历历在目。当时最喜欢的是站在老斋舍顶台上往东看东湖，常常会长时间忘情地凝望。更有甚者，在老图书馆最高层外围有一个走廊，学长和同学常常上去，站在上面远眺，可以看到长江大桥……登高望远、直抒胸臆，那时候的感觉是，好不容易考上大学，才有了难得的机会，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以天下为己任、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豪情壮志油然而生，兴奋、激动，让人至今难以忘怀。学长说，随着时光流逝、年岁渐增，特别容易想起武大，想起在武大的生活。前两年去武汉，他还特地让司机在武大转了转，以寻找昔日的美好记忆。“早晨很早起来，看这一帮年轻学生在武大操场晨练，突然间就觉得自己好像星外来客一般，当年你也在那呆过。”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觉，在熟悉的母校里，看见了曾经的自己，怅然若失间，也心生感慨，自然想起来自己当年如何如何……
1979年前后，刚刚从四人帮的肃杀气氛中走出来，大家面临着一个思想的转轨，国内思想界普遍比较活跃，后来还有个“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学长介绍说，他们那一届同学整个上大学的过程，都是一个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伴随的思想解放的过程。对于很多问题都有一个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转变。比如怎样对毛主席进行重新认识，比如刘少奇冤案的平反，针对这些重大问题，学校都要将学生集中起来，在大教室里一起收看实况录像。我的理解，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全国性的思想启蒙教育，我们的改革开放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才能取得如此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而学长作为其中的一分子，自然也受益不少。
自84年离开武大之后就来到了中央党校，并一直工作到现在，学长感叹道，一晃就是20多年了！在这20 多年间，按照组织的要求，大致更换了几个部门。当初来党校本来是要到哲学教研部工作的，但是考虑到当时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生要上西方政治思想史的选修课，学校就让他到了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工作要求他重新学习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知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有关改革开放的方针、路线、政策，这时候他的哲学专业背景发挥了巨大的优势。在给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生讲西方政治思想史大约有七八年，又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下属的社会主义研究室，边学习、边授课、边研究，在那里又工作了七八年。在94年底，因为表现优秀，被提拔为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教学秘书，并接着在95年的上半年，被任命为学校组织部干部二处的处长，由此完成了一个由教学研究者到组织领导者的转变。干部二处主要负责学校教师队伍的建设，如教师的培训，专业职称的评定等工作。在组织部干了六年多，最终走上了如今的领导岗位。
这样的经历说不得很辉煌，但是没有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的务实工作是不可想象的。学长反复强调这样一句话：做老实人吃亏，但不吃大亏。他解释道，老实人当然要吃亏了，但这是短期、眼前的利益，长远来看，肯定不是吃大亏的。别人如果能很快地成功，当然很好，你也不必眼红，你就踏踏实实的作自己的事，总会得到应有的回报，不管是早还是晚。在学长看来，这既是恩师的谆谆教诲，也是武大精神的精髓——踏踏实实做学问，老老实实做人——这种统一，正是武大务实的学风，也是我们武大优良传统。
当年老校长刘道玉总结了校训，诚实、朴素排在前两位，这正是武大精神的真谛。“陈东升哪有什么背景？还不都是这么踏踏实实做起来的。”学长指出，他所认识和接触的武大校友，基本都没有什么背景，都是凭着自己的辛苦的工作，奋力打拼，赢得领导和同事的信任，然后一步一步地，脚踏实地，搞学问也好，搞行政工作也好，逐步地走到一定的岗位，担负一定的职责，才有今天的成就……包括在中央党校的其他很多校友，都是老老实实在工作的，不是那种爱哗众取宠，爱出风头的样子，大家就是干好自己的事。
在采访将近结束的时候，我问学长对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学长说，没有别的，就是要做一个老实人。年轻人当然要有抱负，要有理想。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一代，就是我们国家第三步战略的实施者和完成者，有了理想才会有责任感。但更重要的是，做一个老实人，发扬武大的这一光荣传统，不论在什么行业、领域，不论从事什么工作，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老实人吃点小亏算不得什么，总有一天能成功的。
将近一个小时的采访很快地结束了，和学长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没有丝毫的陌生，谈起关于武大的话题也让人格外愉快。时而凝望深思，时而开怀大笑，学长没有一点领导的花架子，我当时还在想，这样一种亲切感、亲和力，或许正是这个“老实人”的生动体现吧。
（黄宪起，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委员、进修部主任、教授。作者为2002级经济管理学院校友）
来源：《北京珞珈》200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