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媛

林白：本名林白薇，生于广西北流县，毕业于武汉大学，现居北京。19岁开始写诗，后以小说创作为主，兼写散文随笔。1994年发表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因以独特的女性话语，大胆、深刻和细致地表现了女性心理，在文学界和读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此后被认为是“个人化写作”和“女性写作”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997年出版《林白文集》4卷。

她说，只有用这样的一个特殊文本，才能表达当一个人隔了三十多年再返乡时，回望以往岁月时的心情。她盛赞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但认为那是“完全知识分子的写作”，不是属于她的写法和文本。

“有时候觉得，只有经过回忆才能使生活获得灵魂，同时还觉得，没有狂想的生活不值得一过。”她说，这是她写完《致一九七五》想到的两句话，而“幸亏没有在80年代写，否则就写成一部时兴的伤痕文学，也幸亏没有在90年代写，否则就变成新写实小说了。”

和知青的生活一样，很多极端的经验对林白都有着终生的影响。如3岁丧父、饥饿、失学、只身漫游大西南，考察黄河等。

实际上，小时候的林白并没有显露出在文学上的太多天赋。小时候林白能够找到的“精神食粮”少得可怜，家里只有两本算得上是文学书的书，一本是《阿诗玛》，一本是《红松》，后来还找到一本诗集。而那时，她的志向是当一名科学家。

“从小我害怕这个世界。”林白说，这种状态也许与她从小失去父亲，没有安全感有关。“一个小孩独自一人住在一幢大房子里，时刻准备面对那些从黑暗中冒出来的鬼。”她甚至害怕自己的亲人。

所以，从8岁起，她养成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那时没有心理医生，写日记相当于一种自我诊疗。”另外，还出于对时间的一种恐惧感。“8岁时，我就想到人是要死的，死后就进入了无限的空间，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一定要留下什么。”直到现在，保留下来的日记还有四十多本。

1982年，林白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分到广西的省会南宁，成为图书馆“流水线”上的一员，负责给图书分类。这种平淡乏味的生活使她感到窒息，那一段时间，她特别想辞职，“想换一个半夜开洒水车的工作”。于是有一天，她突然背上背包，一个人从南宁到柳州、武汉、四川、贵阳，绕着西南走了一圈。

对于林白来说，这趟西南之行的意义在于“重建了内在自我。”回来后，她变得自信，甚至连书写的字体都变了，原来很绵软，后来变得很有力，她认为自己那段时间写的字是最好看的。

从1990年开始，林白“北漂”到北京，在一家报社当记者和编辑，因为不喜欢与人交往，这个工作给她的心理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她怕上班，怕开会，怕打电话，怕组稿，怕采访。所以，在这期间，虽然她的《一个人的战争》等作品陆续问世，但1996年，她却意外地接到了下岗通知。这是她最焦虑的一年，没有工作了，却有一个女儿要养活，“我想我快没有饭吃了，我的女儿怎么办呢？如果我病了呢？而在我没病的时候就要不停地写作为稻粱谋，这样的东西能有好的吗？如果有一天写不出来了，我和女儿又会没饭吃了。”

这种被生存的“恐慌”笼罩着的日子过了好几年，林白保持着大约一年一部作品的速度，她是“非主流”作家，没有大红大紫的时候，但却一直顽强地开放在文坛的角落里。而焦虑一直如影随形，“就像把自己架在一堆火上。”2000年，她参加了一次作家走黄河的活动。从报名后开始，她就焦虑得坐立不安，嘴里不停地说，怎么办？怎么办？对于“高度怕人”的她来说，要跟人说话、谈话、喝酒、聊天都是很为难的事情，“又不是写小说，所有的语言、梦想、感觉、回忆，一点都不能派上用场。”然而，她还是坚持走下来了，一路上，她硬着头皮主动和遇到的人聊天，问人家有几口人，几亩地，每天吃什么等等。渐渐地，她觉得自己好像能够跟人沟通了，她听到了别人的声音。于是，从《枕黄记》和《妇女闲聊录》开始，她的作品里不再只有“自白”，她逐渐从自己的内心走了出来。

来源：珞珈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