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辉，1957年生，湖南武冈人。编审。武汉大学78级历史系学生。曾任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湖北出版（集团）总社副社长，局党组副书记。现任湖北长江出版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湖北出版总社社长，中国剪辑学会副会长，中国书评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编辑学会会长，武汉大学客座研究员，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长期潜心研究编辑工作和出版理论。责编的图书《闻一多全集》获国家图书奖和中国图书奖，《中国人民通史》、《楚辞的文化破译》分获中国图书奖一、二等奖，《中国文化知识精华》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出版的著作有《新编辑观的追求》、《书评散论》、《人在书旅》、《读书人生》（台湾版）、《荆楚文化》、《名流随笔》、《王建辉自选集》、《思想的背影》、《老出版人肖像》、《文化的商务》、《新出版观的探索》等，并在《北京大学学报》、《文史哲》等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多次荣获全国出版科研论文奖，并应聘担任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出版通史》副总主编。1993年被评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4年获“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称号，1996年国“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2001年获我国出版界最高奖“韬奋出版奖”。

 

对王总的采访在湖北省长江出版集团16楼他的办公室进行。一进他的办公室，我们便被里边丰富的藏书和随处可见的书法作品所深深吸引，大家不免赞叹不已。靠窗的一张桌子上，笔墨纸砚一应俱全，一个架子上整齐地排放着数十支大小不一的毛笔。在这里，就是一个世界，属于他自己的，也属于接触到他的每一个个人……

那么，请让我们一同来走进这位著名编辑家、出版家的内心世界，去品味他的独特思想……

 

 

王总是我校78级历史系学生，与历史学院李工真、杨果教授当年都是同班同学。在谈到文化大革命之后为何选择高考及为何选择武汉大学时，王总说道：“在此之前，我在我湖南老家下乡。然后又作为所谓工农兵学员，在一个师范院校念书。77年参加了高考本来考上了，平均分73分，已经是相当高的分数了，因为当时凭掘坟40份就能上大学。但是因为是在校生，学校不允许我去，所以那时候我自己写了几个字：欲速则不达，算是安慰自己吧！（笑……）当年武汉大学的影响和知名度比现在大，应该在全国排第三、第四的样子。我们湖南那边流传着一句话叫‘考过长江去’，过长江自然首选武汉大学。”

 

王总说用“三点式”来形容他的大学生活再贴切不过了。作为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二批大学生，积攒了十年的学习热情，一下子迸发出来了。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奔波于宿舍、食堂和图书馆（和教室）之间，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作为学历史的学生，他当年饱读了有关美国历史方面的书，如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等。

但是努力学习的同时，王总似乎又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好学生”。那时作为已经有过工作经验的曾下过乡的青年，王总对于大学有着自己的看法：“我倒比较赞同‘大学60分万岁’。因为大学主要还是靠自己去自学去思考，咱们国家的教育主要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去背老师所讲的东西，那怎么能有自己的见解呢？在国外，按照老师的观点去答问题那属于侵权呢，老师的东西怎么可以随便拿来用呢？我那时候并不怎么看重课堂的东西，主要靠自学。当然这可能和学校的主流教育不合。但是作为现在的大学生，社会阅历各种经验都没有我们当年丰富，老师这根拐杖还是必要的。”

 

“印象最深的课不是老师上的课，而是当时北大地理系主任，现在已经是学术泰斗的候仁之先生给我们的一次讲座，讲的是北京的形成。他给我们讲北京这个城市是怎么来的，水系和地形是怎么变迁的，城市的布局和设计中又有着怎么的历史文化含义。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觉得他的讲座将学问和实际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很好！”

“而印象最深的事，当属后来成为武汉大学副校长的吴于廑先生给我们进行的新生谈话。他给我们讲到了王国维的三大境界，就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三句话，其中有一句话他可能当时讲错了一个字。后来他都已经回去了，我们还在进行其它项目，但是他又回来给我们更正。一位这么知名的学者，为了这么个小事来给新生更正，不简单呀！这是武汉大学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事情，表明了一位学者的严谨。这也直接影响和教导了我做事要严谨。”

 

作为历史学的学生，王总可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才子！不仅现在拥有著作十四本，大学期间就崭露头角，在学校的刊物甚至是一些社会上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王总还给我们展示了他保存的大学期间登载了他的文章的刊物。事过近30年，这些刊物虽然纸张已发黄但仍完好无损字迹清晰，可见主人对她们的呵护有加。

我们在《世界历史》上看到了王总大学期间发表的论文，据称这可是象征历史届最高权威的期刊，号称“核心期刊中的核心”。其间我们也看到了一张“武汉大学诗歌朗诵会”的节目单，王建辉几个字跃然纸上，原来是有王总写的诗在朗诵会上被吟诵。王总自豪地给我们介绍：“这首诗当时还获武汉市的奖了，武汉大学只有四个人获奖，分别是方方，现在是作家吧，王家新，诗人，高方林（名字的确切写法还有待确认——笔者），现在在美国，另外一个就是我了，只有我一个人是非中文系的呢！”

整个办公室随处可见王总的字，靠窗的桌子上摆放着文房四宝。砚台里的墨还没有干。作者的水平可不低！自04年年底重拾毛笔重温写字这个爱好后，不少杂志都有慕名向王总“约过稿”。王总笑谈自己只是把写字当作课间操，累了就写写调节一下，有时早上来得早也会写一下。采访结束，王总还送给我们一幅他亲笔写的字。

 

 

 “其实历史知识基本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武汉大学，或者说历史学科教给我的，就是务实！学历史讲究‘无一字无来历’，‘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就是实事求是。我现在都比较务实比较低调，我觉得这就是母校教给我的，最灵魂最可信的东西。

“过去在八九十年代，我喜欢用三个词：思辨、思政、情才。思辨就是哲学，思政就是历史学，情才就是文学。我喜欢把这三门学科融合在一起做。”

 

王总说自己是愈战愈勇型，喜欢有些挫折，喜欢和高手过招。他说办报纸就是与高手过招，湖北的报纸在全国来说都是办得比较好的，《武汉晚报》、《楚天都市报》都是在世界报纸发行量排名前百的报纸。要想在武汉的报业站一席之地，就要和强手过招，挑战性很强。

“最有成就感的事情？还没做出来呢，还在努力当中。相对而言，我在做编辑工作当中的那种模式和方式，可能是在中国具有一定特色的典型。”王总还不忘幽默一把：“我想如果我继续在编辑中做下去，可能会成为‘编辑大师’。”

 

在聊到整个社会的读书现状时，王宗认为可以概括为：读书阅读率下降和浅阅读上升，浅阅读是指诸如杂志漫画等轻松休闲读物。

“还有新的读书无用论的发生，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是一大学生读完大学之后回去读中专。这就证明大学教育有问题：不注重实践和应用。另外，网络媒体确实对传统阅读有冲击，但是传统媒体还是有相当的空间，纸媒和数字媒体也要争取互赢。关于原因，数字网络为传统阅读提供了新思维和新路径，但数字网络不能代替传统出版，纸质媒体事实证明还在增长。具有厚重文化影响的还是图书媒体。我有一个朋友提出来一个命题，我很赞同：全世界最厚重的思想在哪里？不是在电脑里面，而是在书本里！”

 

在谈到大学生该怎么对待自己的专业学习时，王总说：“专业很重要，但专业又不是很重要。说它重要，毕竟它给了你某种专业的训练。说它不重要，基本６０％－８０％的人毕业以后从事的工作和自己的专业都没什么关系。所以大学期间知识的学习并不是很重要，但是要学会从专业里边提取内核，比如历史学的内核是务实，我把它把握好了就行了。像哲学，要注重思辨，学会了考虑宏观问题，那你就成功了。具体的象康德尔，黑格尔的哪个观点，那不重要。

而谈到对学历史的学生的建议，王总给了十九字箴言：学历史要耐得住寂寞，探求历史的真谛要务实。

 

 

采访结束，我们如释重负，一行人步履轻松地走出了集团的大门。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武汉队的暑期实践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整整一个月的忙碌，整整一个月的汗水！一个月里，大家一起在武汉37、38度的高温下奔走采访，一起在队长寝室商量对策讨论采访提纲，一起在工作间里熬夜通宵整理录音，累了就拼几张椅子和衣而睡，任凭蚊子在身上咬了一个又一个的包……一个月，我们经历了开始的迷惘与彷徨，经历了自己联系校友时的被拒与无奈，但我们也收获了活动带给我们的成熟与坚强，收获了校友带给我们的成长与感动，也收获了十个人的欢笑与情谊。但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成功联系并采访了8位杰出校友，这八位，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遍布武汉市的各个行业各个部门，也不枉我们一个月的付出。在此感谢每一位可爱的队友们，大家都辛苦了！

敬请期待我们的后期成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