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希恩近影

发现艾滋病村 

中国，温暖的阳光，平原大地上盛开的牡丹花还没有凋谢。上个世纪末的中国人不知道就在那时，有一位叫桂希恩的医学教授正在做一件石破天惊的事。

后来证实，那件事与中国人的生命息息相关。

年过六旬的桂希恩沿着高低不平的村道，走进了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一户户村民的家，他用温和的笑容掩饰着内心的焦虑——从他已经掌握的血样来看，有一个可怕的事实已经不容怀疑：那就是中国不仅存在艾滋病，而且已经出现了艾滋病村。

对于专门从事地方病和传染病研究多年的桂希恩教授而言，人类所发生过的疾病和瘟疫并不陌生，从踏进医学大门的那一刻，他就将自己所有的智慧投入到这个领域。然而在１９８１年，桂希恩赴美进修时，他的美国老师沉重地告诉了他一个新的发现，人类又有了一种新型传染病——艾滋病，这是一种让人完全丧失免疫力并无法治疗的病，桂希恩听后说：“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不会有这种传染病，因为中国的传统道德与西方不同。”

后来他知道，这个结论错了。

最初是从一位进修医生那里听说，老家河南的村子里很多青壮年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并接二连三地死去。凭着一位医学家的敏感，桂希恩毫不犹豫地从自己工作的地方——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赶到了那个村子。第一次抽取了１１个人的血样，带回来一化验，不禁大为震惊。

其中有１０个是ＨＩＶ（艾滋病毒）携带者。

桂希恩心急如焚地向当地卫生部门作了报告，可是这信发出以后没有得到他所期待的回音，相反引起了当地一些人的反感和抵触。他本想在暑假期间带一个医疗队到上蔡去，再做一次更为广泛和详细的调查，但遭到了冷冷的拒绝。

１９９９年的中秋，忧心如焚的桂希恩带着３个学生悄悄地走进了文楼村。这次他们抽取了１４０份血样。结果是：一半以上的人呈阳性。也就是说，这个村子里至少有一半的人感染上了艾滋病，其中包括儿童。艾滋病——这个目前仍视为人类最可怕的疾病，已在中国的中原地区爆发流行。

这是一个让中国人震惊而又痛苦的发现。

　　大爱无边

但在当时，最震惊最痛苦的人还是桂希恩。

一位母亲带着５岁小女儿走来了，女孩儿天真无邪的笑靥像花儿一样开放。那位母亲从桂希恩那里领到化验结果，分明是遭了雷击，轰地一下跪倒在地：“救救我的孩子——！”

桂希恩热泪纵横。桂希恩想说，如果能以死换回孩子的生命，那么他也愿意去死。那会儿在青海，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满山遍野找不着吃的，村民们面黄肌瘦，老人和孩子更是骨瘦如柴，政府派出救助医疗队，１９６０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医学院后志愿来到青海的桂希恩就在那队伍里。他给所发的药取名叫“糖酥药丸子”。说是药，实际上就是红糖酥油加面粉。那药丸救了好多人的命，可不满两岁的孩子吃了还是站不起来，因为在娘肚子里营养就不够。桂希恩看了难过，从书上得知血液注射可以刺激肌肉生长，于是他就抽了自己的血。一管一管的殷红殷红的热血，汩汩地流进那些不知姓名的孩子身上，红润了他们的小脸，滋养了他们的筋骨。所以哪怕自己一米八的个子东倒西歪，哪怕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可还是一管一管地往外抽，他得救那些孩子！

我以我血荐轩辕。可是现在，他桂希恩仅靠鲜血救不了文楼村的村民，就是把自己的血抽干也无济于事。他要做的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以一颗天使般的心灵向瘟神开战，向与科学相悖的愚昧无知开战。

古时的中原，曾经孕育过深厚的中华文化。而当今不幸的事实却是，艾滋病在河南上蔡文楼村的流行正是由于人们的愚昧无知，许多村民曾以卖血为生，血站非法采血而引起交叉感染。

学者桂希恩住在文楼村附近２０块钱一夜的小旅馆里，很有些像是当年的“地下工作者”，用个别接头的方式，将一个个病人接到旅馆里诊疗，搜集各种数据。进展异常艰难。驱赶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旅馆换了一家又一家。有的听说这瘦高个的老人是为艾滋病而来的，就好像他也成了艾滋病，捂着鼻子让他赶紧走。有的是当地的官员，觉得这事弄坏了当地的形象，明确禁止他进入文楼村的地面，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有几次还动用了当地的警察，差一点没把桂希恩当成流窜的非法游医逮起来。

即使在中央对桂希恩的调查报告做了批示、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开进文楼村以后，还有人对桂希恩说：“你一个湖北的医生管到河南来做什么呢？”有人还专门从郑州赶到武汉，软硬兼施地让桂希恩不要插手河南的事。

桂希恩苦笑着说：“艾滋病是不分国界的，哪还分什么省界？”

那天，又一位艾滋病人死了。桂希恩赶到死者的轿子前，拍了一张照。拍之前他征得了抬轿人的同意。

上来一个乡长，拿过桂希恩的身份证、工作证看了又看，训斥说：“亏你还是个教授，你懂不懂法律？谁让你来这里的？经过政府批准吗？”桂希恩无言以答，因为一直他就没有得到过当地的欢迎。他来送医送药，从他的工资里拿出钱来买救命药，可当地不让发，他只好让学生分几拨偷偷摸摸地往病人家里送。骄狂的乡长一挥手，上来几个人就对着桂希恩的学生拳打脚踢。这比打在他身上更让他心痛，他颤巍巍地上前拉住他们的手，喊道：“你们别打了，我把相机和胶卷都给你们，好吗？”

桂希恩没有别的办法，虽然相机里都是他视之为生命的宝贵资料，可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学生挨打。等那些人停下手以后，他才又低三下四地给那乡长说好话。在桂希恩几十年的生涯里，他从未为个人的利益向人说过半句好话，可这回他高高地低下尊贵的头来。他分明脸色憔悴，但他的双眼却一如既往的清澈，如同纯真少年的目光，充满了诚挚和善良。他的话像山野里飘过的春雨，滋润着人的心。最终那位麻木不仁的乡长也被打动，沉默着将相机和胶卷递还到桂希恩手里。头发花白的桂希恩朝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一躬让那个男人不禁朝后退了又退。是的，这文楼村里天天都在死人，有时一天死上七八个，多得让人都哭不出眼泪来了。而这个大城市里的人为什么非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呆在这里，一分钱都挣不到地往病人家里钻呢？乡长和抬轿人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乡道上、夕阳下，桂希恩和他刚挨过打的学生步履蹒跚的背影，感到有一种非同一般的什么东西在他们周围升腾。

而在桂希恩的心目中，个人的痛苦和得失早已置之度外。为了受苦受难的病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饱含的是一种大爱，对人类对所有的生命深深的怜爱。

　　他太像白求恩了

河南当地村民最初只知道这是一位和蔼的医生，一位没什么钱的医生，吃的是馒头喝的是凉水，六十多岁的人了挤在俺农村人坐的长途车上来来去去，比老百姓的日子还过得节俭。没有人知道这医生出身于书香人家，父母都是武汉大学的著名教授，家族中有一大半人在海外，有着十分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更没人知道这医生几十年从事地方病和传染病的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早已取得卓越的成就，曾多次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优秀留学人员、全国卫生系统模范工作者、先进个人和全国优秀教师，在对血吸虫病、肝病、黑热病等病症的研究方面曾多次获得全国、全军科技进步奖励。

年轻时，桂希恩在青海整整工作了１６年，致力于麻疹、伤寒、血吸虫病等传染病的防治，青海人至今记得这位好“门巴”。而在文楼村，老百姓给了他另外一个名字：白求恩。他太像白求恩了。

几年时间里，桂希恩将近２０次去到河南，为难以数计的艾滋病高危人群检测治疗。所有往返的路费住宿费，没向任何单位报销过一分钱，相反，许多病人的费用都是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艾滋病人大多家庭贫困，桂希恩只要踏进了人家的门，总要留下一些钱。这样的事他做得太多了，做过也都忘记了，但老百姓都记在心里。还有当地政府，一位县长内疚地说：“我们经历了隐瞒、认识和主动争取治疗的过程，桂教授看我们县资金困难，从武汉给我们寄来一万元，那全是他个人的钱……”

２００４年２月，欧洲银行家马丁·哥顿来到中国武汉市，将２００３年度艾滋病预防的国际最高奖“贝利·马丁”奖颁给了桂希恩。桂希恩当场就宣布，将５０００美元的奖金捐献给艾滋病防治工作。

媒体记者执意要采访他，一再追问他对金钱的看法。桂希恩说：“我不缺钱用。人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里写过一句话：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写尽金钱的罪恶。我相信这话是对的，现在就是有些人把钱看得太重，那些收购人血引起艾滋病流行的人不就是把钱看得太重吗？”

桂希恩的简朴，让那些走进他家的贫困病人都暗暗吃惊。陈旧的家具和电器，没有装修过的水泥地和门窗，连电灯的开关都还用着拉绳……这不像一个高级教授的家，一般乡干部的家也比这强多了。那位叫程金的病人离开桂希恩的家时，将别人捐给他的一件新衬衫塞到了枕头底下。他说：桂教授，你比我更需要它，你穿得不比我好。

５位上蔡文楼村的病人是被桂希恩请到武汉来的。除了检查治疗，桂希恩还想帮帮他们，替他们募捐一些钱。可没想到几位病人住医院的招待所却遭到周围居民的反对，桂希恩领着这几位病人走向了他的家门。很多人大为惊讶，桂教授怎么敢把艾滋病患者请到家里？桂希恩说，并不是我特意要请他们来家里住，而是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们是我的病人是我的朋友，我不安排我对得起他们吗？是的，这些备受病痛折磨和社会冷眼相待的病人在桂希恩的心里成了朋友，他的手机不对记者、官员开放，可是有５００多位艾滋病人跟他却是热线联系，只要他们一声召唤，桂希恩就是半夜三更也要接听。那５位病人跟着亲人桂希恩走进他的家，那一张张温暖的床是桂希恩和夫人亲手铺好的。那天下午，他们同吃的第一顿饭没来得及做，是桂希恩到附近的小餐馆端来的炒菜，那味道，永远留在了文楼村人的心里。

时代的真正英雄

２００５年底，美国《时代》周刊选出了全球１８名医疗英雄。在对抗人类种种苦难中，走出了一个个英雄，而桂希恩，正是其中的一位。

当年那个让人震惊而又痛苦的发现，经过桂希恩的报告，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把防治艾滋病摆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随后的几年里，文楼村和其他地方的艾滋病患者得到了政府的免费治疗和经济救助。河南共投入防艾治病的经费达到１２亿元，建立ＨＩＶ初筛实验室４９４个，确认实验室２３５个。救助病人及家属近１０万人。这片曾被瘟神的阴影所笼罩的古老土地重新回到了阳光下，那些绝望的人在阳光下绽开了笑脸。

东湖之滨，桂希恩教学的武汉大学成为训练全国治疗艾滋病医生的中心，并率先使用了３药混合疗法治疗艾滋孕妇，以及特别为儿童而设的儿童药方。桂希恩对艾滋病的防治研究不断向一个个新的领域深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走进了桂希恩那简陋的家。他坐了下来，眼里流露出缕缕温情，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的事迹，很感动。”

桂希恩说：“我只是尽了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职责。”他抓紧时间对总理倾诉他的研究和思考，认为对血液传播艾滋病基本找到了有效的控制方法，但性传播开始波及到一般人群，有增多的势头，另外吸毒感染的情况也有所增加。比如在新疆伊犁，那里吸毒的人中高比例地感染了艾滋病。他说到了林则徐，就在他当年搞建设的地方，现在有那么多人得了艾滋病，而且是吸毒造成的，我们有比林则徐更多的理由把吸毒的问题控制好。

他说，目前中国虽然已经对艾滋病进行了有效的控制，但按照客观发展的规律，正处于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的临界点，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温总理全神贯注地听着他的话，脸色越来越凝重。“一定要还国家一块净土，还艾滋病人一个美好的心灵。”温总理语重心长地说：“你是一位好医生。”

年轻时，桂希恩有过许多爱好，游泳、打猎、骑自行车，还有音乐、文学。他曾从武汉将自行车一路骑到南京，也曾打算写写散文小说什么的，可这一切都因为忙而逐渐放弃了。他越来越感到时间的宝贵，简直就是在赛跑，他多工作一分钟，或许就能多救一个人的性命。正因为如此，去年有一次他昏倒在洗手间里，被人发现之后他仍然拒绝休息，打着点滴继续给病人看病。

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印度人英·甘地说：“英雄体现着人类最高的道德水平，他吸收了人类过去最美好的一切，他是通过自己一生的实践来形成自己的思想的。”桂希恩对于人生的理解，正是远远超越了自我的狭小世界，而将人类的幸福作为一生追求的目标。我们可以仔细地品味另一位伟人的话：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真正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桂希恩与这段话是如此贴切，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7-08-10 第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