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辅礽1927年7月26日生于浙江宁波，上小学时，正值抗战爆发，便随家人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１９３８年，他随家人辗转到了陪都重庆。寓居重庆期间，他读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得以了解时局和国共两党不同的政治主张，这对他以后有意识地接触进步组织，最终为共产党工作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董辅礽来因父亲到汉口任职而迁居武汉。翌年夏天，他报考武汉大学经济学系，在数千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被录取的五十人之一。

在珞珈山下，他有幸遇到了著名经济学家、时任系主任的张培刚教授，成为张先生留美归来后所教的第一批学生之一。良好的天赋、良师的教诲和自身的勤勉，使得董辅礽为今后的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广泛涉猎，旁听了外系的许多课程。他后来在《董辅礽选集》中回忆说：“那些经济学以外的课程，包括我在外系旁听的一些课程，对我也很有帮助。因为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他还参加了一个名叫“求真读书会”的组织，接触了《资本论》等经济学名著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政论。他回忆说：“尽管那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读得不多，更不系统，但终归是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道路上学步的第一步，这第一步对我来说同时也是决定日后人生道路的第一步，所以是重要的一步，也是值得怀念的第一步。”

勤奋带来真知，也带来荣誉。董辅礽后来成为法学院惟一获得当时的院校奖学金——四明银行奖学金的学生。要知道，这是他在一面刻苦求学，一面投入大量精力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活动的情况下取得的。

1948年，董辅礽参加了党在武大的秘密外围组织“武大地下学联工作组”。他以极大的热情印刷宣传品、宣传马列学说和中共的和平主张。

解放前夕，他又参加了旨在护校的“安全互助团”，反迫害、反破坏、反迁移。由于他的出色工作，武汉解放前夕，他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堂奥沧桑

解放后，仍在武大求学的董辅礽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校务委员会委员。1950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曾任教工党支部书记、校党总支宣传委员。1952年，被保送到苏联留学，就读于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在莫斯科经济学院的四年里，董辅礽既未曾在跳舞成“疯”的学院里轻歌曼舞，也未曾去烈酒醉人的酒吧中小憩片刻，而是在楼层的拐角处“安营扎寨”，看书，写文章。

工夫不负有心人。董辅礽在参考资料奇缺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了学位论文《苏联和中国的国民收入》。院方高度重视他的科研成果和“新颖独到”的见解，顺利授予他副博士学位，并建议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国内急需人才，董辅来坚决响应祖国召唤，按期回国。回国后，他先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后又回母校武大工作.在这期间，他的人生道路出现了一个转折。
 
   1956年，时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孙冶方率团到苏联中央统计局访问，中国驻苏使馆选派董辅礽来当翻译。孙冶方对董辅礽的工作状况、翻译水平和专业知识很赏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8年，孙冶方邀请苏联中央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司司长、著名经济学家索波里来华讲学，点名要董辅礽来京做翻译等工作。通过再度的合作和考察，孙冶方认定董辅礽是很有作为的青年经济工作者，决定调其进京，留在身边作助手使用、培养，并任命他为国民经济平衡组组长。良好的环境，使得董辅礽从事专业研究的条件更加成熟，他开始进入经济学研究的堂奥。同年，他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苏联国民收入的动态分析》出版。

在“文革”开始前的岁月里，董辅礽来在一个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中系统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国民收入和国民经济平衡问题，引起国内外同行的瞩目。

但从1964年的“四清”运动开始直至十年内乱结束，整整１２年，董辅来被迫停笔缄口，没能发表任何学术观点，但一颗受良知驱使的大脑，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荒谬岁月里生产力水平下降、体制僵化产生的恶果的思考。

粉碎“四人帮”后，董辅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次民主选举会上，被选为业务行政领导小组组长，挑起了业务行政的领导工作。1978年，社科院任命许涤新为经济所所长，董辅礽为副所长。

董辅礽重新拿起了久违的笔，为经济学界解放思想做了大量的理论工作。他在自己主编的《“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一书中，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拨乱反正，归纳了极“左”经济理论的十大特征，系统批判了不切实际的观点，这对理论界，尤其是经济学界正本清源，可谓开风气之先。

此后，为深入探讨理论问题，董辅礽等人组织经济理论界召开双周座谈会，这是一个旨在深入探讨理论问题，充分发表个人见解的学术探讨性质的务虚会。参加会议的起初只有历经磨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三缄其口的经济学家们。但后来随着话题的深入，影响日益扩大，经济所以外的单位，包括高校、国家计委，甚至部队的理论工作者纷纷加盟其中，有些外省市的理论工作者也前来参加会议。“双周座谈会”成了经济所的专家与经济学界的其他人士之间的双向交流会、思想启发会。

为了推动经济理论研究，董辅礽还参与创建了经济科学出版社，创办了《经济学周报》。

经过十多年的蹉跎与等待，经过多年的沉寂与思考，董辅礽终于又站在了理论的制高点。

    “

八宝饭”理论

董辅礽是一个敢闯禁区的学者，他的理论似乎总是带有一些“超前性”。1978年9月，社科院召开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邀请董辅礽来做报告，题目自定。董辅礽宣讲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实行政企分开，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实行政社分开的观点，并系统阐述了“两个分开”的必要性和理论依据。

 当时，“人民公社好”、“一大二公”早有“定论”。董辅礽来如此对所有制结构直接发起“攻击”，让许多人为他捏了一把汗。而董辅礽来不仅当众讲明自己的观点，而且使之理论化、系统化，后来又发表在1979年第一期《经济研究》上，立此存照！20年后的今天，回头再看看这篇文章，让人不得不敬佩它的勇敢和洞见。1983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1984年10月公布《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政企分开、简政放权。80年代以来，深化所有制改革，推进国企发展的改革进程更验证了其理论的正确性。

如果说，改革所有制结构中不合理的成分，只是董辅礽来依据生产力发展的现状提出的“匡正方案”的话，那么，主张多种所有制并存的“董氏八宝饭”理论，就是他为改革推进到产权阶段而奉上的一道“大餐”。 1985年5月，董辅礽应邀到牛津大学作访问教授。一天，他与布鲁斯教授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后来他们一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或者说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经济。回国后董辅礽用“八宝饭”作比喻向同事讲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社会主义经济好像八宝饭，八宝饭由多种原料构成，社会主义经济也应由多种经济成分和所有制结构构成。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相结合的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这就是著名的“董氏八宝饭理论”。

    倡导市场经济

1985年，董辅礽接任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一职。针对农村改革已向纵深领域发展的事实，他把乡镇企业列为重点研究课题，并积极组织研究人员到乡镇企业发达的苏南地区、晋江地区和温州地区搞调研。

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董辅礽亲自带队到温州地区考察。热闹红火的市场，井然有序的交易，令董辅来一行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巨大潜力和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回京后，他写文章、作报告，从理论上阐明温州模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他在北大演讲时特意播放了自己从温州带回的录像带，并谈了自己的感受、体会。一石激起千层浪，温州模式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及定性问题，遂成了理论界的一个热点。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逐渐引起产、经、学、研部门的重视。有人把这两者的关系问题，归结为姓“社”姓“资”的问题。一开始董辅礽就主张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而不赞成“两个调节”。随着对中国改革进程的研究日益深入，董辅礽来积极倡导市场经济的指导作用。他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就是以这些多种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以市场调节为机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若用公式表述，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效率”。

    参政议政

1988年，董辅礽当选为七届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并在1993年的八届人代会上连选连任。十年来，他主持起草了《期货交易法》，主持讨论、审定了《证券法》、《破产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外汇法》等。不仅如此，他还仗义执言，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都凭着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和责任心直言不讳。他在人代会期间提议案，提建议，平时也针对经济工作中出现的现实问题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也有不顺“风向”和逆舆论而动的时候，但他都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就此，他的观点是：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第一要有提出不同意见的勇气，不唯唯诺诺，人家喜欢听什么就顺着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