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茜娟
虽然汤敏校友的日程安排十分紧凑，但听说我们编的《北京珞珈》是武大人在北京第一本杂志时，还是热情地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1977年至1984年间，汤敏在武大度过了24岁到31岁之间的7年岁月，这一段人生的黄金季正式充满梦想的年龄，他与武大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武大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
77级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班上同学层次各异，最大三十三、四岁，最小的才十四岁，还有些高中没毕业就直接考上了大学。汤敏进大学时已经25岁，已经相对成熟，“没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想扎扎实实学，能学出一门本事，能真正掌握一些知识技能。”汤敏的想法是当时的“布尔什维克”，每个人都清楚的明白上大学是老天给他们改写人生轨迹的机会，意气风发的青年们谁又会在意生活条件这种东西呢。
如同很多这个时期的电影描述的那般：晚上熄灯后，电线杆下的学习时钟才刚刚开始计时；每天到图书馆抢自习位置，几乎要造成伤亡事故。汤敏说他们首选是图书馆，抢不到就到旁边的理学院。谈到当时的学风他至今感慨不已，“哪里像现在的学生成天泡网吧”。
当时的武汉大学在全国以最自由，最开放，最激进的形象，被看成改革开放的先驱。刘道玉时任校长，武汉大学做的很多教育改革尝试，直到今天中国绝大多数大学也没有超越。比如推广学分制，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专业，可以转系，所有课程可以选修，甚至可以不听课自己研究，校园文化非常活跃。这些都使汤敏获益非浅，“现在回过来看，不但是我们数学系其他系比如经济系、生物系等都在自己的领域里闯出一条新路来。”
汤敏是幸运的，“当时我们的基础课都是系里最好的老师来教，线性代数是系主任张远达教的，数学分析是当时系副主任教的。全国赫赫有名的大教授，教我们一年级学生，这样基础打下来，对学生的学习兴趣，研究问题的方法，都非常有帮助。”由于实行学分制，并不强制学生听课，只要修满学分到时去考试就行了，所以汤敏也有逃课的经历，不仅是汤敏，许多人都得益于新制度，据汤敏说他同寝室一个同学四年大学基本没听课，就是靠自学，后来考上北大研究生，现在美国搞图像识别，尤其在指纹识别方面很有影响力。当时武大并未干涉他，可见其教学的灵活性，但是一个核心是，大家都在非常认真的学习。
在武大汤敏不仅收获了知识和能力，更是找寻到一生的伴侣。四年后大学毕业，汤敏留校任教，并和同班同学左小蕾喜结连理。美丽的珞珈山留下了他们浪漫的回忆，对于校园发生的爱情他认为只要不影响学业在高年级也是可以的，“原则上学校是不鼓励的，但我们那两届特殊，当时年龄也比较大，我快30岁了。所以学校领导也在暗中推动尽力促成这件事情。”学校的人文关怀和灵活的工作方式，竟促成这一段佳话。
我的阿Q精神比较强
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一步走出来的，尽管成功不具有可复制性，但成功的经验却值得借鉴。汤敏的成功在于他不断的选择。1977年他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转而搞起了经济预测和经济数学，l984年赴美留学。毕业后，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后，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同时邀其就职。经过慎重考虑，他选择了后者。跨进亚行大门后，他先后在马尼拉总部和规划部做研究员，个人兴趣也从学术转向政策研究，足迹踏遍亚洲各国，在东亚经济、区域间经济合作、亚洲债务、亚洲金融市场等领域内颇多建树。2000年，汤敏作为亚行驻华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回到祖国工作。他说在不断的选择中，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痛苦，他的阿Q精神比较强。
当年报考数学系说来偶然，一部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震动了整个中国社会。汤敏在高考前看的这本书正是关于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所以选择数学系就不奇怪了。当时理科的学生据说有一半都是报数学系的。
而转学经济学，才真正是他“情之所钟”，汤敏父亲也是搞金融的，有家庭熏陶影响。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改革方兴未艾，经济学当然跟着火起来。除去这些外界因素，汤敏一再强调“个人兴趣是第一位的．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最重要。”他对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
真正学进去后，才发现经济学研究方向迥异，其间巨大的空间让他神驰不已。“根据自己兴趣和需求，以及过去知识和经验积累，你总能找到一些别人没太注意的地方。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我们要做学问，特别是做政策，一定要走在社会前沿，发掘社会中那些被别人忽略，但是对整个社会发展又有重大意义的东西。”这需要大量知识的积累，不光是书本知识，更重要的是实践知识，包括在各种形态的社会和制度下的观察和思考。
汤敏先后在中国和美国上学，又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十几年，在全世界到处跑到处看，这样的经历使他的思想，考虑问题复杂得多。“你会发现第一，很多发展中的问题不是中国固有的，也不是中国一定要学美国才行，而是发展各种不同的形态。第二，各国发展中的问题有一些是共同的，不是我们急于求成就能解决的。第三，有些问题看似无解，其实别人已经解决得很好了，只要加以改造就可以直接搬过来用。”
研究经济学这些问题需要广阔的知识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最后最重要还是个人兴趣，汤敏说：“我把问题想清楚就很高兴，没想清楚心里就有个疙瘩，而这样的问题经济学里有成千上万，在这样的学科里头，你会感觉无穷的乐趣。”
《北京珞珈》：现在年轻人存在一种选择障碍，任何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一种可能性的丧失，您是否会有这样的痛苦?
汤敏：选择永远是比较痛苦的，我们永远在选择，每时每刻都在选择，比如我不选择和你打这个电话，就会面临这半小时做什么的选择。选择也很简单，一是凭着直觉，你觉得现在干什么最高兴最好你就去做，很多东西就是感性的。二是要有一个阳光的心态，从正面的角度，积极的角度去想，不要患得患失，不然永远是一个失落者，总觉得自己没选好，觉得选另一个会更好，中国人和外国人相比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太没有自信心，应当认为我现在选的就是最好的，因为谁也不知道选的到底对不对，选了以后会怎样，但认认真真做下去，总能做出点东西来。有时来点阿q的精神胜利法：我选的就是最好的，自我高兴一下，和谐社会讲快乐指数，为什么不使自己快乐一点呢?
《北京珞珈》：可以说您事业真正展开是来到亚行工作，那也就是您36岁以后，考虑过年龄问题吗?
汤敏：我觉得看你想干什么。要是想得诺贝尔奖、世界第一、全国第一，年龄大了肯定是劣势，但如果只是想找个领域自娱自乐，不去争什么东西，任何时候都不晚。年龄不是问题，重要的是找到好的领域努力去做，并且是高高兴兴地带着自己的兴趣去做，不在于能否脱颖而出，在于自己快不快乐，满不满足，如果你自己不满足的话，就算得了诺贝尔奖又怎样，之前有很多人得过了，得了世界第一又怎样，明年还有人得，关键是自己要快乐，快乐的前提是努力，拿到一个问题能给自己建立一种好奇心，去解答它，纯粹的自娱自乐。
不是值不值钱的问题
很多人最初知道汤敏这个名字，不是因为亚行，也不是因为他和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共同主编的《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已成为经济系研究生的必备参考书，而是因为七年前的一封信。不少人现在还在抱怨汤敏，说那封信是导致今天毕业生就业难的“罪魁祸首”。那年他回国探亲，发现有些孩子上不了大学，加之当时亚洲金融危机正在蔓延，很多人手里拿着钱不愿意去消费，各方面都希望找到一个突破口启动内需。汤敏和他的夫人左小蕾认为，居民教育投资是当时拉动内需的一个重要力量，居民可能不会去买彩电买汽车，但是让孩子上大学肯定会投入的，于是他们就建议大学扩招。此建议引起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中国大学扩招就在这以后开始。
至今为止他也并不认为扩招是错误的，“没有事情是十全十美的”。至于扩招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不论是否扩招都存在，这些问题需要不断改革加以解决。社会在发展，人们的要求一定会越来越高。
《北京珞珈》：您当时是提三年扩招一倍的，现在是五年扩了五倍，您觉得速度是不是过
快了?
汤敏：不能这么说，第一，3年扩招1倍，并不是说5年就不能扩招5倍，我们没有能力看得那么远。尽管当时我们做了各种计算觉得扩一倍好像问题并不大，但这只是一个建议，建议中也说应该找专家班子做很细的研究，我们并不是搞教育的，只是从经济学角度提出这个建议，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对这个问题怎么做，要有一个深入的研究把它推动起来。第二，对于中国社会扩招五倍多了吗?不见得。现在很多人说大学生多了，找不着工作，掉价了，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点，我在其他的文章里批驳过这种观点，当教育在扩招时就一定就会有所谓的掉价，这有什么奇怪呢，50年代的中国社会一个小学毕业生就不得了，现在大学扩招，大学生多了，当然就会相对不值钱。在发达国家大学生就是不值钱的，因为大家都是大学生。我们那时大学录取是一百个人中取一个，全国才二十多万的大学生，现在多少了呢，五百万!这怎么比，二十万人和五百万人比你说谁更值钱?其实这不是值钱不值钱的问题，关键我们有这个机会，就应该扩大，中国到现在为止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可以上大学，不到菲律宾、泰国的一半，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怎么就多了呢?”
汤敏告诫大学生不要理会这种社会言论，大家自娱自乐，自己把自己培养好，更加灵活得适应这个社会，也不要等什么教育改革从而怨天尤人。特别是不能死读书，要深入社会融入社会。大四最后半年汤敏他们曾到武汉市预测办公室预测市场，看洗衣机、电风扇的需求。“我们一个一个市场跑，和老百姓谈，这样跑了好几个月做调查，用学过的东西做预测。你有一点感性知识，才能知道这个社会到底是怎样的，才能有一点能力，毕业出去后就会有人觉得你的想法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就会要你。”
自娱自乐的大学生活
在政策之外勇于实践，是汤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在市场洗礼中解决问题的特点。在国内他参与茅于轼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发起的“小额贷款计划”，用孟加拉“乡村银行”的经验扶贫；2002年上半年，他们考虑到城市保姆需求的市场广大，决定创办一所面向市场、成本低廉、所学实用的“保姆学校”——“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地点在：北京昌平。夫人左小蕾评价汤敏说：“对于亚行的很多项目，他都能提出特别有操作性的建议，这可以说是他的一大优势。”这些特质是不是在大学里就培养出来了呢?
汤敏觉得这是任何人都做到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在于你愿不愿意去做，想不想去做，是否想到去做这些事情”。在学校里汤敏是个不安分的学生，“我们数学系就挺逗的，那时国内杂志少，图书馆有限的几本全校人都在抢，我们也抢不着，我们后来就琢磨自己去订，谁看收谁2分钱。只要二三十人借，钱就收回了，用这个钱再去订，把它滚动起来。我们订了好几百本杂志，每天一到吃饭时间就专门派一个同学坐在那登记收钱，当时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很少人能想到这个。”
不仅租书，汤敏他们数学系还开了当时全校第一家洗衣房。“当时刚有洗衣机，我们找学生会申请了些钱还弄了一个洗衣房，想看看有没有商业化的操作，怎么弄大家算了半天，本来好像应该是经济系来做这件事，没想到反而是我们数学系第一个开始的。因为我们系有一批思维特别活跃的人，有一些敢为天下先的人，这个为天下先不是什么大事，而是一些小事都是自娱自乐，我们就是想看看通过这些小事能不能改变一些东西，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在校大学生都可以做一些像这样的小事情。”
采访后记
《北京珞珈》：是否考虑写自传?
汤敏：没有，也许以后弄个博客什么的。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有这个写自传的时间不如去做点别的事。
《北京珞珈》：我们武大的北京校友会，您是否能提忠告?
汤敏：要跳出传统的方式。现存这个刊物太多了，怎样能使武大的校友爱不是手，从这里面的找点什么东西。与其他的校友会通讯不一样很难的，从经济学角度，首先看需求，看他们缺什么。有市场就是解决人的需求问题。
《北京珞珈》：您在武汉和北京都呆过，你比较喜欢哪个?
汤敏：各有优缺点。武汉是中原重镇，武大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但信息流量没有北京这么大。这些事情也很难说，很难对比，像英文中说的一个苹果和一个桔子，你很难比，这两个地方都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都是很喜欢的。我四海为家，不止北京武汉，我还在马尼拉，美国什么的，都很不错。
《北京珞珈》：您最希望在哪定居?
汤敏：当然是中国。毕竟是自己的国家，对情况比较熟悉，比较容易出成果。
《北京珞珈》：有没有在学校的爱好一直保持到现在的?
汤敏：对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的研究就是我最大的爱好。
《北京珞珈》：您那时候怎么学习，有没有一些非常好的习惯?
汤敏：第一个是要跨学科。我当时除了数学还学了很多经济学的东西，后来毕业后留在武大经济系，后来是整个转到经济学了，第二个角度说就是学一些边缘性的学科，不能读死书。还有就是要参加一些社团。我自己是当时武大团委的组织书记，我们自己组织一些社团和活动，包括文艺活动，跳舞什么的。
汤敏， 男，1953年出生于北京。1977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赴美留学，成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经济系博士研究生；1989年，博士毕业后，被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聘为经济学家，负责东亚经济、区域问经济合作、亚洲债务、亚洲金融市场方面的研究；2000年，作为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回国工作。
来源：《北京珞珈》武汉大学北京校友会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