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 年5月， 中国第一个法律援助机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在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诞生。 ” ，我国第一部《法律援助条例》开始实施。 看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无到有，从民间机构到国家制度，再到与司法救助相结合的发展过程，这其间自己的绵薄之力起了重要作用，万鄂湘感到由衷的高兴。
14年来，“中心”创办人万鄂湘一直把它视为自己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
尽管他在44岁时即成为当时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46岁时又当选为最年轻的民革中央副主席；尽管在法学界徜徉的漫长日子里他又成就了很多有意义的大事，但在他的心底，“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仍然是他最最重要的人生里程碑。
最早创建法律援助机构的法学博士
1956年，万鄂湘出生于湖北省公安县一个小镇。与许多同龄人一样，他经历了上学、下乡而后又重返校园的成长过程。1973年高中毕业后，他作为知识青年插队到公安县达河公社联华三队务农。虽然当时条件非常艰苦，但好学的他却一直坚持劳作之余读书学习。1977年万鄂湘被武汉大学录取，顺利就读于外文系英语专业。大学4年里他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功底，为后来进军国际法学并成为知名国际法专家奠定了良好的语言基础。
万鄂湘记得很清晰，作为一名外文系学生，他第一次接触到法律是在校内一次“民主与法制”辩论赛上，当时虽然以犀利的谈锋战胜对手，但是捧得奖状后他却没有沾沾自喜，而是若有所思，他清楚自己虽然获胜了，但对很多法律问题其实并不知其所以然。从那时起，他产生了要到法律领域看个究竟的念头。大学毕业后，万鄂湘以优异的成绩留在武大法律系教英语，近水楼台，他因此有更多机会接触法律方面的知识。1981年，万鄂湘考取了武汉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韩德培教授。在获得硕士学位后，他又继续考取该校在职博士研究生。1985年，在全国公派留学生考试中，万鄂湘以优异的成绩被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录取，开始在法学海洋里尽情畅游。
1988年，万鄂湘从美国学成回国。作为留学归来的法学博士，他对“法”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面对中国法制建设刚刚起步的现状，万鄂湘隐隐感到：运用法律为民众办实事，应该是使法律深入人心最好的途径。
刚到武汉大学国际法学系任系主任时，万鄂湘常常为无法找到合适的部门接收学生实习而苦恼。联想到在国外求学时所接触到的法律援助组织，一个在当时来讲非常大胆的想法渐渐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是否能在中国也建立一个类似的法律援助组织？这样既能为处于劣势地位的人提供诉讼方面的援助，帮他们免费打官司，同时又能增加学生的社会实践机会，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么？
很快，以武大法学院为基地，以法学院青年教师为骨干，以研究生、本科生为基本队伍，主要为妇女、儿童、残疾人和“民告官”者义务服务的法律援助组织雏形在万鄂湘脑海里形成。
1991年底，万鄂湘到北京参加民革会议时，与时任民革中央主席、劳动部副部长的李沛瑶先生谈起自己这个酝酿已久的大胆设想。李沛瑶当时在劳动部刚好分管妇女、残疾人就业和劳动保护等工作，他非常赞同万鄂湘的设想，两人当即对这一设想的具体操作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李沛瑶主席还即兴为这一机构命名并在万鄂湘的笔记本上题词:为了社会弱者的权利。写完后他反复端详意犹未尽，对万鄂湘说，以后我用毛笔写成大字寄给你。果然，一星期后，李沛瑶主席如约寄来了浓墨挥就的题词。
在各方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1992年5月，由民革支部成员组织参与，法学院著名教授、专家、律师和学生组成，建立在法律和教育结合点上的“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终于顺利挂牌诞生了，万鄂湘任中心主任。“中心”从成立初始服务方向即很明确：只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残疾人和行政诉讼的原告，为这些社会弱者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由于这一特别的服务宗旨，大多数求援者是在屡遭挫折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找到“中心”试试运气的，每个求援者都有一个曲折的维权故事。十几年过去了，如今回想起“中心”初创时接手的案子，万鄂湘依然记忆犹新。
印象最深的是一宗儿童伤害案。当时在武汉市郊租地种菜的农民程怀秀，其3岁的儿子肖雄刚钻入村里无门的配电房玩耍时被强电流击伤，双臂坏死一腿重伤。悲痛欲绝的她多次找到村、乡要求赔偿，却无人为此负责；又多次到区、市上访仍毫无结果。申告无门之下她辗转找到“中心”求助。面对如此无助的弱者，“中心”的律师不辞辛苦多方走访、实地调查，在法庭上他们以安全设施不全导致伤害为由代理诉讼，为小雄刚争得了巨额经济赔偿。这个案子之所以给万鄂湘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经央视《焦点访谈》播出后反响异常强烈，先后又有十几个类似的受害当事人找上门求助。万鄂湘当时便深深感到，底层民众在遇到相似问题时实在是太需要帮助而又常求助无门，武大的这个法律援助组织虽小，但一定要坚持办下去，哪怕仅仅是杯水车薪，也要坚持不懈。
今天，法律援助这个词早已深入人心，各种相关法律援助机构也已经很多，但作为我国提出这一概念并创立这一组织的“第一人”，万鄂湘创办这个“中心”还是遇到不少误解和阻力。首先是有些人对于“社会弱者”及“法律援助”这些新名词不理解，认为这是在搞西方国家那一套。其次，中心最初的运转资金仅仅是当时万鄂湘一个课题研究经费的一部分，非常紧张。还好，在武汉大学党委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中心”很快进入良性运转轨道，资金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随着“中心”所做实事的增多，名气越来越大，不但国内媒体相继报道，美国《商业周刊》也于1995年以封面故事的形式介绍了这一发生在改革开放后中国法律界的新鲜事。
做一件事，能得到政府、百姓、国际、国内社会的共同认可，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万鄂湘和他一手创办起的“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神奇地做到了这一点。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中心的志愿者们在工作过程中不但得到社会弱者的拥护和感激，甚至有些被告最后也变成了中心的朋友甚至资助者。武汉有家企业，因为自家产品质量问题而炸伤一位小男孩后拒不赔偿，“中心”志愿者在帮这位小男孩讨还公道的过程中与该企业频频接触、交锋，有理有据寸步不让。最后，对方输得心服口服，不但赔偿了受害者的经济损失，而且还反过来聘请“中心”志愿者做自己企业的法律顾问，并捐资支持“中心”发展。这家企业负责人表示：你们的获胜不仅仅因为法律知识的丰富，更重要的是道德力量在支撑，在人品上我服了你们！有你们做企业的法律顾问，我们会获益匪浅。
谈到“中心”成就时，万鄂湘感慨万千——“中心”成立14年来，志愿者逐年轮换，但其“保护弱者、伸张正义、撒播爱心”的追求始终没有改变。14年来，“中心”在帮助无数走投无路的弱者讨得公道的同时，也为社会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法学人才。这些人如今有的当上了法官、检察官，有的成为了政府官员、纪检干部和律师。无论他们今天工作在哪里，在“中心”工作的经历永远都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一位当上某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的原“中心”志愿者对万鄂湘说：“每当那些告状无门的老百姓到法院要立案时，我都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在‘中心’工作的日日夜夜，我都特别能理解他们的境遇和疾苦，为他们办理减免诉讼费也是最快的。”这位老志愿者的话令万鄂湘感到特别欣慰——很显然，“中心”工作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法律援助”、“帮助弱者”和“伸张正义”本身，在帮扶弱者的同时，“中心”还为培养青年一代的无私奉献精神，塑造青年一代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更令万鄂湘欣慰的是，十几年来，这个他始终牵挂着的法律援助中心一直在不断地成长中。“从最初在武大法学院一间小办公室里勉强挤下4张办公桌，发展到如今占据校门旁最好的5间门面房办公、接待来访者，‘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已经成为武大一块值得骄傲的金字招牌。
发展到今天，“中心”已经与国际接轨，成为真正的“诊所式法学教育和法律援助机构”，学生参与办理的案件都会与其在法学院所修学分挂钩。
2002年“中心”十周年大庆时，因工作变迁早已不在“中心”任职，但却一直关注其发展的万鄂湘返回母校参加庆祝活动，真是感慨万千。也是在那次，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欣然为中心题词——让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共同为社会弱势群体撑起一片正义的蓝天。
说起来，肖扬院长和武大这个法律援助中心颇有点“渊源”。1992年“中心”刚成立时，肖扬作为当时的司法部长对武汉大学这个新生法律援助组织就非常关注，曾号召司法部所属院校向这个小小的新生民间援助组织学习，并专门派了一个援助筹备中心主任到武大“取经”近半个月。后来他调任最高法院后，又把法律援助的概念转化为“司法救助”并大力推广。
可以这样说，万鄂湘首创的“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的成长过程恰恰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一个“触发器”。
1992年“中心”刚成立时，法律援助这个概念在我国民众中还很陌生，是个空白点。随后，北大、清华、人大、复旦等全国20多所高校纷纷仿照武汉大学模式，建立了各自的法律援助中心。而其他针对不同弱势人群，如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的法律援助社会公益性组织也在全国各地陆续出现。
两年后，司法部正式提出探索建立和实施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援助制度，并在北京、广州、上海、郑州、武汉等一些大中城市开展了法律援助的试点工作。
1999年，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我国的法律援助自此迈入法制化轨道，国家正式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形成四级法律援助体系。
最年轻的共和国大法官
“作为法官，要居中裁判，但是当事人一方明显偏弱时，要时刻注意更多地倾听弱者的声音。”这是万鄂湘在给法官学院学生上课时常常强调的一点。很明显，万鄂湘把办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时的思想带到了他全新的大法官岗位上。
虽然仕途一帆风顺，但实际上万鄂湘并不怎么在意头衔中的那个“长”字，而是特别珍视“大法官”这一名衔。
那段时间，万鄂湘常常回想起1994年他到耶鲁大学法学院讲学时的情景。在到达的当天，他昔日的老师、耶鲁大学法学院凯拉·布雷希院长刚好被克林顿总统任命为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那一天几乎成为了耶鲁大学的节日，所有的耶鲁人都认为这是一种无尚的荣光。置身其中，万鄂湘深深感受到，这不仅是对学识的尊重，同时也是对一位法学家人品、人格的最大认同。6年后，他自己也被任命为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大法官，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导师、同学、朋友更为之骄傲，纷纷发来贺电祝贺，而他自己也感到无比自豪。
万鄂湘热爱法学教育 他一直认为教学相长这句话在他身上得以充分体现，很多时候他都是把学生当成老师。从耶鲁大学回到自己热爱的祖国后，万鄂湘一直在武汉大学任教。1993年，万鄂湘在37岁时被破格晋升为教授，1995年任博士生导师，1997年任国际法研究所第三任所长，2000年，在他的带领下，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研究基地”。万鄂湘逐渐成长为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并入选教育部的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他对国际人权法和国际条约法的研究和实践，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
1996年秋，万鄂湘被任命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1999年12月，他又被任命为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他担任法院副院长时，还身兼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湖北省人大代表等职务。
作为一名学者型法官，许多人都说他把法学院从武汉大学办到了法院。对此说法，万鄂湘欣然接受。
万鄂湘希望法官能“把时间和精力从牌桌上、酒桌上拉回到书桌上”，希望大家都能读高品位的书。他鼓励本科毕业的法官考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读完了读博士研究生。他如此劝学的动机很简单，因为“近朱者赤”，如果法官的精神追求不是打牌喝酒，而是比一比多看了哪些学术著作，法官们谈论的话题也就不是赢了多少、喝了多少，而是高品位的学术问题，这样整个法官群体就是学术群体了。虽然法官的修养和文化品位不是靠一本书、几句话就能迅速提升的，但是让法官长期沐浴在催人向上的文化氛围中，终会有潜移默化的效果。
鉴于此，万鄂湘把“无形的法学院”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现在又办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如今他分管的民四庭的20位审判员、书记员，几乎全是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分管国家法官学院后他又把申办法学硕士学位点纳入议事日程。
在对下属严格要求的同时，万鄂湘没有丝毫放松对自己的学习要求，他现在还兼任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在工作如此繁忙的情况下，他还坚持招博士生的真实想法是：他把招学生当成招老师，以此来给自己增加压力，抵制人身上固有的惰性。
万鄂湘本质上是一位学者，但却并不拘泥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古训，而是大胆说出自己的欲求，并为之努力、拼搏。他希冀鱼与熊掌兼得，但前提是在“唯求公正”的座右铭范围之内。
在最高人民法院，万鄂湘分管民四庭。
这是专门针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涉外案件会大幅增加且具有很强专业特征而设立的，有关涉外、涉港澳台的经济、投资、贸易、海事、海商案件以及外国法院的判决到中国法院承认与执行、涉外仲裁的司法审查等都归民四庭管辖。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代表着自己，还代表着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承担着改变世界法律体系中不合理游戏规则的重任。作为民四庭的掌门人，万鄂湘深感压力巨大，肩上的担子和手中的笔都显得分外沉重。
万鄂湘清晰地记得，刚到民四庭接手的第一个案子标的就是几亿元，“签字的时候手都发抖”。是啊，面对几千万、上亿元标的的案件，稍有不慎，一个涉外案件就是一场国际官司，国际官司又可能演变成国际政治问题。正因为此，每一个经他签署的判决书，都要反复推敲，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所有涉外案件都要满足WTO的透明原则，审判过程要公开，审判结果要公开，要把公正看作司法的灵魂，把公开透明作为实现公正的途径。他知道这涉及对外司法形象，不是他个人的形象，不是民四庭的形象，也不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形象，而是整个中国的司法形象。
万鄂湘是创新型学者，更是创新型大法官、管理者。几年来他身挑重担如履薄冰，使民四庭取得了颇为引人注目的成就。
随后，广州海事法院又率先在涉外商事海事审判中公布合议庭的少数意见，彻底揭开了合议过程的神秘面纱，改变了法官个人意见不公开的“暗箱”操作方式，使审判活动从“审”的公开向“判”的公开迈出了一大步。万鄂湘认为，法官的文化修养亦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表现出来，在他的指导下民四庭对建国以来沿用了几十年的法院裁判文书的传统模式进行了改造，倡导合议庭法官对案件的个人评议意见在裁判文书中表述出来。这样一来，无论是持多数意见的法官还是持少数意见的法官，都能用法律语言表达自己独立的想法和裁判意见。
万鄂湘属于那种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和创新的人，如果工作中没有创新，没有看得出的变化，没有实实在在的成果，就不是万鄂湘的特点。从这一点来看，民四庭这些引人注目的改变也就极其自然了。
最成功的世界法律大会秘书长
世界法律大会被誉为法律界的奥林匹克大会。万鄂湘有幸参加过两次这一盛会，而且是以迥异的身份在不同时间段参加，个中体会自然不同。
1990年，中国成功举办了第14届世界法律大会，当时，刚刚从耶鲁大学学成归国不久的万鄂湘作为联络员参与了那届大会；而15年后中国再次承办这一盛会时，他则成为了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组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负责会前的日常筹备工作和大会期间的组织工作。从个人15年的经历中，他深切地体会到，中国的立法、司法、行政和法学教育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应该通过一次成功的世界法律大会让全世界的法律人士全面了解中国的法制进步和成就。
为了筹办好这场大会，万鄂湘率领秘书处下设的办公室、会务部、专题部、宣传部、总务部、保卫部6个部门，按照其职能分工，具体落实会议的总体方案，夜以继日地做了大量工作。这次大会也确实得到了来自55个国家的500多位法官、检察官、学者、律师和其他法律界人士的一致好评，他们称赞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是最高水平的大会，是协会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大会，是中国对外交流的盛会，是世界法律界的盛会。
在与世界法学家协会负责人讨论会议筹备事项时，万鄂湘建议大会主题确定为“法治与国际和谐社会”。从历次世界法律大会的主题来看，都离不开法律、法治、人权与世界和平，世界法学家协会最初就叫做“通过法律维护世界和平中心”，因此，法律与和平始终是世界法律大会的主题。
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的主题依然围绕着法治与和平，却又有所创新，这就是通过构建国际和谐社会来维护世界和平。在一定意义上，和谐是和平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和谐，就容易出现冲突、纠纷，和平就很难实现，即使实现也很难持久。因此把“法治与国际和谐社会”作为这次大会的主题，世界法学家协会十分赞同。
“法治与国际和谐社会”的主题不仅得到了与会各国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和其他法律界人士的认同和呼应，而且也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许。胡锦涛主席还多次在联合国大会等国际场合号召各国领导人共同为构建“国际和谐社会”而努力。
会后，参加大会的各国首席大法官、大法官都纷纷发来感谢信和贺电，盛赞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大会。
最年轻的民革中央副主席
2002年底，在民革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万鄂湘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成为民革历史上最年轻的副主席。从1990年10月加入民革，到成长为党派中央的领导人，万鄂湘只经历了12个年头。
万鄂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五位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领导职务的民主党派人士。他常常跟人说，我能有今天的位置，不是我个人有多大能耐，是机遇，我赶上了好时候——一是中共中央对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更加重视，民主党派成员在国家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步伐加快了；二是我国加入WTO，国家确实需要学国际法专业的人才；三是最高人民法院对领导班子的知识层面要求提高了。万鄂湘集年龄、专业和党派三方面优势于一身，很自然成就了今天的事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周铁农都对他十分关心，他们体贴地对万鄂湘说:民革一般不会给你安排活，只要你能专心致志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对国家、对民革最大的贡献。
有人担心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府部门和司法机构任职会没有实权，有“花瓶”之嫌，在万鄂湘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他在多种场合都强调，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他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所具有的权力和其他副院长没有任何区别：凡是他分管范围之内的事，他负责的案件他都能拍板定案。有些复杂的案件，他还亲自开庭审理，只要合议庭意见一致，他签字送达就生效。最高人民法院的所有会议，比如说院长办公会、重大人事任免会议他都参加，并且他的建议和提议时常成为最高人民法院一些重要决议的内容。没有人把他当“外人”，他自己也从不把自己当“外人”，该发表的意见，要谈的想法，他都畅所欲言，因此，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花瓶”。
2005年，万鄂湘以不同的身份两次赴贵州等中西部基层法院考察，办成了两件他最想办的事情，而这两件事情，都与中西部法官、法院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
情况真的有如此严重？万鄂湘决定亲自去看看。当年“五一”节，万鄂湘约上几个武大法学院的毕业生以私人身份悄悄来到贵州探访实情。真是不看不知道，万鄂湘在所到之处不仅发现法官缺额严重，经费紧张，而且当地孩子的贫困失学现象也非常严重，大部分学生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根本无法升入高中继续求学。最让他揪心的是，就连法院系统干部的子女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有的四口之家每月仅有不足800元维持生计。这也是法官队伍留不住人才的原因之一。
万鄂湘坐不住了。回到北京后立即决定从自己做起，发动武大校友救助贵州的贫困学生。为此他专门召开家庭会议讨论救助方案。讨论的结果是一家人一致把援助对象锁定为高中贫困生——因为高中以下是义务教育阶段，问题不大；大学生们又已经有了勤工俭学的能力，只有高中阶段是最关键也是最紧张繁忙的人生转折点，当然最需要救助。目标确定后，他一方面请贵州相关部门选两名贫困生由自己先期救助，以积累经验，测算救助每个学生所需费用；另一方面立即着手倡议武汉大学北京校友会和广大校友募集助学资金。凭借他在武汉大学的号召力，迅速创办了“珞珈改变命运工程”，以帮助贵州贫困山区的学生完成高中学业，为贫困学生创造改变命运的机会。
2005年7月，助学工程成立了第一届管理委员会，负责助学工程的资金筹集、管理、使用和监督。万鄂湘任名誉主任。
当年，万鄂湘先期资助的两个贫困高中学生一个考上南京的大学，一个考上了贵州民族学院，这令他十分欣慰，同时也特别嘱咐知情者永远不要告诉受救助孩子自己是谁，只说是北京的一个教授即可。此后，他又迅速另外救助了两名高一贫困生。爱心传递速度是惊人的，在万鄂湘的感召下，更多的武汉大学校友纷纷捐款，参与到了“珞珈改变命运工程”中，2006年的资助对象将扩大到100名。
如果说5月初到贵州是出于“一个教授的良知”，完全属于个人行为，那么下半年万鄂湘再次踏上贵州土地考察调研，则是作为政协委员的责任催他前往。
2005年11月，由周铁农同志带队，全国政协、民革中央和最高法院组成的联合调研组远赴贵州和广西，深入地处偏远的基层法院，与法官座谈，了解情况，倾听心声。对于这次历时近半个月的调研，万鄂湘用了“触目惊心”这个形容词。调查组驱车从贵州到广西，一路看尽了最贫困最基层的法院和法官们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有些地方的基层法院办公用房是四处漏雨的危房，办公桌椅也是缺胳膊少腿；还有的法院根本就没有工作用房，开庭时还需要借房子“救急”。这次调研回来后万鄂湘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贫困地区基层法院工作如此艰辛，当地法官后继乏人的情形更是令人担忧。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调查组返京后迅速形成并上交的书面调研报告很快受到国务院高度重视，在2006年年初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中央财政决定拨出27亿元的专项资金解决基层法院、法庭的经费保障问题。听到这个消息，作为调查组成员之一，万鄂湘的心终于稍稍放松了些。
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万鄂湘提出过很多独到的极有分量的提案。他参政议政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的提案一定是在自己研究和长期关注的领域之内，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正因为此，他的提案尤其关注司法体制改革。
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他主持了民革中央向全国政协提交的《关于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司法公正》的提案，这份提案被全国政协评为5年来的优秀提案之一。此后十六大报告吸纳了这份提案中有关司法改革的内容，强调从司法制度上保证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将司法体制改革专辟为一个题目来论述。对此，万鄂湘非常惊喜和激动。肖扬院长也特地托他转告民革中央，对民革表示感谢，并希望民革成为最高人民法院推进下一步司法改革的坚定同盟军。
来源：《人物》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街办事处八一路299号（武汉大学校友总会）
联系电话：027-68752057 027-68752816
邮箱：xyzh@whu.edu.cn
Copyright © 2021 武汉大学校友总会
鄂ICP备0801222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