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林洁 通讯员粤法新

编者按：我校第一届杰出校友端木正学长于今年11月28日因病医治无效，阖然长逝。端木正校友于194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获学士学位；1947年获清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50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51年获巴黎大学高级国际法研究所毕业文凭，同年，响应新中国号召回到祖国。他长期在高等院校从事教育工作，桃李遍天下，是我国法学界德重杏坛的一代宗师。端木正教授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一国两制”法律制度的构架，倾注了毕生心血，也做出了重大贡献。沉痛哀悼端木正校友，祝愿老学长的在天之灵安息并幸福！

端木正最在乎的人生位置是“教书匠”，最喜欢的是广州的冬天。于是——他永远留在了广州的冬天里。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国际常设仲裁法院（海牙）仲裁员，中国民主同盟广东省名誉主席、著名法学家端木正，28日在广州逝世，遗体告别仪式昨日下午在广州举行。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曹建明，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李克专程从北京赶来了；广东省委副书记欧广源，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统书，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广东省主委韩大建来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吕伯涛，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郑德涛也来了。在怀圣寺的小小院落里，人手一束鲜花，或雏菊，或百合，静寄哀思。

来得更多的，是端木正的学生，一拨接着一拨。端木正的关门弟子滕华从广西“飞奔”而来，半蹲着依偎在师母怀中，把哀伤化为泪，送师远行。

装着遗体的花棺安放在院落的前方，鲜花层叠，很美。

告别仪式上，李克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宣读端木正的生平，他这样评价端木正：“端木正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追求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说，“他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好朋友，使人民法院失去了一位好法官、好领导，使法学界失去了一位大师和楷模、教育界失去了一位好导师。

”
整个告别仪式只进行了10分钟。随后，端木正的遗体按宗教习俗送往墓地安葬。

两年前，也是这样初冬的日子，中山大学借80周年大庆，为端木正贺85岁华诞。当时端木正对记者说，“活到100岁我不敢夸口，等我90岁时，我还要请大家到康乐园热闹一下，大吃大喝。

”
当时端木老先生孩子般得意的神情，至今深印在记者的脑海里。

不想，记者和他满天下的学生都等不到再一个“大吃大喝”的欢聚日子了。前天凌晨，端木正在广州逝世。“他就像一颗钻石，越老越炼越发光。”一位旅美学者为端木正85华诞祝福时，这样感叹。记者再一次尝试记录他老而弥坚的传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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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壮年 高材生光着脚丫下地种田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对端木正的第一个评价就是：忠于祖国，追求进步。

端木正早在中学时代，就因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而遭国民党特务逮捕。大学时期，爱国激情促使他选择国际法作为攻读方向，获得武汉大学法学学士、清华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后，赴法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

端木正和中山大学的结缘是因为陈序经。

当端木正还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博士的时候，“在清华时的老师，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就写信给我，让我毕业后到广东来。我在解放以前没有到过广州，对广州仰慕已久，想着过来看看，以后再回北京去。

”
从此，端木正一呆就是55年，即使去最高人民法院任职，户口也没有离开过中大。

正当端木正“年轻力壮”的时候，中国的教育却在经历最混乱的岁月。端木正后来回忆：“因为不能正常教书，特别难过。住在自己亲手搭建的草棚里，光着脚下地去种田，身体上的辛苦是次要的，想到不能给学生上课最苦闷。

”
端木正说，支撑他走过最艰难岁月的是“信念”，“在大学关门、学生全部下乡劳动的日子里，我也坚信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世界上没有不开课的大学。

”
不过，后来即使回到了校园，他也只能教授“政治学”、“历史学”，因为广东在那岁月里早已没有了“法学教育”。

六十岁 从零开始复办中大法律系

1980年，端木正60岁了。可就在这个花甲之年，端木正的人生开始了最绚丽的绽放。

“当时，校领导找到我，要我参加复办法律学系，还要出任系主任。说实话，激动之余我犹豫。”但是，他更多感受到了一个国家对法治的需要，他知道“没有大量的法学专业人才，要实现以法治国是不可能的”。他迎难而上。

因为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全国大概只剩下3家大学有法学教育，整个广东法学教育是“零”。端木正后来回忆道，筹办之时，困难重重，“一无人二无书”。相关的资料书籍匮乏得很，使得端木正“为了找书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经过“招兵买马”和编写教材等一系列紧张的工作，他终于在1980年夏季首批招了40个学生开班，当时整个法律系连教师、员工等才只有七八个人。

往后的短短时间内，中大法律系成为了全国首批招收研究生的法律系，并建立起一套较完整的多层次法学教育体系。

刚忙完复办法律系，1985年，他又被全国人大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了《香港基本法》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