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87岁退休老教授杨恩泽一生简朴，身患癌症，却拿出所有积蓄30余万元资助家乡小学建了一座科学楼。他说，我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我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我要把一切回报给党和人民。

近日，一封群众来信反映，天津大学87岁高龄的退休老教授杨恩泽一生简朴，身患癌症，却拿出所有积蓄捐资30余万元，在广东省饶平县所城镇中心小学建起了一座科学楼。市委宣传部领导批示，要深入了解杨恩泽同志的事迹，结合正在进行的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活动进行宣传。

是怎样的动力使得如此高龄的老教授倾其一生积蓄捐资助教？在捐资助学的背后，还有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到天津大学采访。通过周围人和他本人的讲述，我们走进了杨老师丰富而崇高的精神世界。

党和国家需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初次见到杨老师是在他的实验室。面前的杨老师清癯硬朗，精神矍铄，身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的确良短袖衬衣和已经有些褪色的灰色西式短裤，异常简朴。学生们讲，虽然是暑假，杨先生每天仍准时到实验室，几十年来，这已成为先生的一种习惯。而杨老师自己说，他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工作是他最大的人生乐趣。

1919年，杨恩泽出生在旧中国的战乱年代，祖国和人民的苦难激励他从小立志要为民族的强大而努力学习。1943年，满怀报国之志的杨恩泽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之后，他辗转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从事通信技术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杨恩泽于1950年7月1日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事业与党和人民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

杨老师曾先后在几所高校任教。工作的频繁变动对于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来讲，无疑很不利，但杨老师总说：“党和国家需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把新的工作环境当作更好的学习机会，兼收众家之长，在工作实践中逐渐成长为通信领域的专家，先后从事了许多在我国通信领域有重大影响的工作：1955年他在天津大学电子系工作时，随全国院系调整的需要，与中国微波通信与光纤通信的开拓者之一的叶培大教授一起进行北京邮电学院的创建；1960年到我国著名的通信研究机构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工作，后任该院总工程师；1978年，他主持研制的“准毫米波空间通信设备”，在首届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通信是发展最快的科学领域之一，杨老师始终追赶着本专业的发展潮头。与传统的有线和无线通信相比，光通信无疑是一场革命。当光纤通信技术研究在国际上刚刚起步、在国内还是空白时，杨老师就率领团队潜心于这片处女地，攻克了一个个难关，成功开通了“武昌—汉口市话中继光缆通信实用化系统”。这段13.6公里的线路，成为我国第一条经国家鉴定并验收的实用光通信线路，也是当时全国最长的正规光通信线路，为我国光纤通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85年，该项目分别获邮电部和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并与34Mb/S光通信系统一起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杨老师对天津有着特殊的感情。在这里，他不仅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还实现了人生的飞跃，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这些都成为杨老师内心深处最重的情结。1985年，他在事业达到高峰的时候，应天津大学之邀回到天津任教，白手起家，建起了天津第一个光通信实验室，并主持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攻关，圆满地完成了“863”科研课题。

在天津大学，杨老师孜孜不倦进行科研的同时，把大部分精力用在教育培养学生上。他的敬业精神、敢于创新的胆魄和严于律己的人品风范，深刻地影响着弟子们。平时，杨老师不仅注重专业知识上解惑授业，也特别注意在一点一滴中培养学生规范严谨、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一次，博士研究生王文睿等同学在实验中偶然发现了一个现象，他们就把这个结论用在了自己的论文中。杨老师发现后，要求他们通过理论推导做出解释。王文睿认为，这个结果已经过专门实验，应该没问题。但杨老师严肃地说：“科学研究不能有任何想当然的侥幸，光有实验结果的论文是不完整的。没有理论推导，实验就没有根基。”杨老师带领学生选择最佳方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一步一步地推导，终于从理论上证明了实验现象的客观性。在一次实验中，博士研究生王健觉得实验台上没地方了，就把仪器放在椅子上。杨老师看到后马上说：“仪器要放在该放的地方。”边说边整理起实验台，一会儿工夫就腾出了一大块地方。他对学生们说：“形式往往会影响内容，仪器乱摆乱放，实验结果也许会出现偏差。搞研究一定要养成规范做事的习惯。”老先生的言传身教深深触动了学生们。从此，实验规程和定期整理内务的制度就在实验室坚持了下来。

60多年的教学科研经历，杨老师培养了一批批优秀学生，其中既有享誉盛名的院士，也有学有所成的博士、硕士，他们都把杨老师作为事业的导师、人生的楷模。而杨老师则把他们与自己完成的一项项科研课题一样，当作自己对人民回报的成果。

在谈到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时，杨先生说得最多的是“一定要严格、精益求精”。但在谈到自己的生活时，杨先生却总是说：“过得去就行。”家里的摆设陈旧而简单，人们看他穿的衣服几乎都是旧得褪色，每当问及此时，他总说：“已经很好了。”杨老师身边的人说，四五十年前的衣服他现在还在穿！每次外出开会，主办方都要为他安排单间，可杨老师总是坚持和别人住双人间，不让为他多花钱。直到80岁之前，他在北京出差时，还是骑着自行车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跑，他说：“这样方便。”

就是这样一位对自己的生活几近“吝啬”的老先生，对于实验室的建设，却从不在钱上计较。在天大光通信实验室初建时，实验中急需一台26万元的科研仪器，可当时一下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得知情况，杨老师毫不犹豫，带头放弃了原应属于自己的正常科研提成用于仪器购置。在杨老师的感召下，实验室的老师们纷纷响应，保证了实验正常进行。他曾代表国家有关部委管理科研项目立项，在这个“肥差”面前，他从没有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半点好处。

论资历，杨老师在国内的光纤通信领域是公认的元老级人物。他曾任国家科委光通讯专业组成员兼理论组组长、天津电子学会委员和天津电子学会光通讯组顾问。他主持研究的成果获得过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主编、编译了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在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上百篇。尽管杨老师业绩显著，但平时为人却谦和、低调。许多人曾对他说：“您的学生辈中都有人做院士了，您要是争取一下，也会是院士了。”每当这时，杨老师总是付之一笑，谦虚地说：“当不当院士不重要，关键是能为国家做些事就行了。”淡淡的一句话，透出杨老师高尚的名利观。

退休后，杨老师本来可以过上乐享夕阳的晚年生活，但他依然每天到实验室，一方面继续搞科研，一方面义务帮助自己的学生带研究生。人们说80多岁的杨老师看上去也就像60多岁，问他有什么养生的“秘诀”，他笑笑说：“生命在于运动。体力运动锻炼自己的身体，脑力运动让大脑保持健康。”多年来，他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偶尔还约上学生骑车去郊游野餐。科研工作是他脑力运动的最好形式，80多岁的人，思想一点也不保守，当得知一种新软件能够提高运算速度时，他马上查阅资料，一丝不苟地学习操作方法，直到熟练掌握。

2005年，杨老师出现尿血现象。博士生王耀天和同学们陪着先生一起到医院检查。可杨老师好像忘了自己是去看病，一路上始终在谈论王耀天进行全光3R再生理论推导的问题。11月，杨老师被确诊为膀胱癌，进行了手术治疗。出院后，在大家的反复劝说下，杨老师终于答应不再去实验室了，但他叫学生在家里的电脑上安装软件，继续进行理论研究。他说：“我1943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得了肺病。那时候肺病就像现在的癌症，但是我挺过来了。从那以后，我认为自己的时间都是赚的，能够多工作一天，多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就是我生命最大的意义。”一席话折射出杨老师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和他对生命意义的深刻理解。

2005年底，杨老师在深圳接受膀胱癌手术期间，实验室收到了一张从广东省饶平县寄来的10万元收据。他的学生们这才了解到老先生拿出毕生积蓄捐资助教的事。知道了此事，实验室的同学们表现惊人的一致：“杨先生能作出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意料之外，却又是情理之中。”大家都知道，每次学校开展募捐活动，杨先生总是一百、二百元地投到捐款箱内；看到身边的学生有困难，他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2002年，杨老师的一个小老乡张晓英到天津读大学，特地到家里拜访他。能见到从家乡走出来的大学生，杨老师很高兴。得知学生家里生活不是很宽裕后，他当即决定每年拿出500元帮助她完成学业。现在，张晓英已经毕业，在东莞找到了工作。

杨老师的家乡是广东省饶平县的山区。他已经几十年没有回去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家乡基础教育还很落后，他萌生了助学的念头。恰巧，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要更新一批电脑，杨先生觉得这些淘汰的电脑对于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讲，还能发挥不小的作用。他找到院领导，提出要购买这批更换下来的电脑，捐给家乡的小学。院领导听后十分支持，主动与学校有关部门联系协调，最后决定免费提供10台电脑。杨老师想，有了电脑还应该有个像样的机房。他与饶平县教育局沟通后，决定捐资30万元帮助所城镇中心小学建一座科学楼。就这样，杨老师分3次寄出了捐款，最后一次，他的存折上只剩下了5元钱。

今年5月，一幢面积为694平方米的“成和科学楼”在饶平县所城镇中心小学落成了。26日，学校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庆典仪式。“恩被于物，泽及后代”的红色条幅高高地悬挂在楼上，杨老师应邀回到家乡参加了仪式。当地领导激动地对他说：“像这样的工程一般是不搞庆典的，但老先生将自己省吃俭用的积蓄化作希望的甘露洒向家乡，为大家树立了榜样，要大力宣传。”杨老师也深深地为家乡人民的热情所感动。当时，他又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从明年开始，20年中每年拿出1万元，在这个学校设立“成和奖学金”，资助那些生活困难、学习优异的学生完成学业。在“成和奖学金”设立时，杨老师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但在拟定章程时，他强调一定要把思想品德要求写进去。

在同杨老师聊天时，我们问他：“您还在接受化疗，完成奖学金计划要坚持20年，想到过自己的身体状况吗？”他笑笑说：“儿女都已经独立生活，老伴也去世了，一年拿出1万元，对我来说应该还可以承担。当然，我已经87岁了，可能活不了20年。但我已经和孩子们讲好了，他们可以帮助我完成。”杨老师还轻松地说：“我现在的住房还值三十几万呢，足够用了！”

在结束调查时，杨老师的一句话久久萦绕在我们的耳畔：“我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我要把自己的一切都回报给党和人民。”从这句话里，我们找到了所有问题的答案。

“捧得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回报与奉献，这就是一位共产党员、一位老教授的荣辱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