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逢彬家学深厚，他是著名国学大师杨树达先生（字遇夫）的孙子，文史名家杨伯峻先生的堂侄，我问杨老师：“您掌握了这么多第一手材料，把这些写下来，既保存了珍贵史料，又相对不那么费力，写出的书还能畅销，为什么要花十年工夫研究甲骨文语法，既绞尽脑汁又没有几个人能读懂它？”

   杨老师告诉我，早在1978年春刚进大学时，他就写了一篇关于遇夫先生和郭沫若交往的事登在报纸上，他的七伯父杨德豫（著名英美文学翻译家）看到后严厉地批评了他，说这是“吃死人血”（靠故去的人扬名），又语重心长地开导他，名和利是做学问的副产品，千万不要本末倒置，要凭自己的实力来弘扬家学。他的老师张实先生（曾任程千帆先生的助教）也批评他，不要满足于在报刊上发表豆腐块，要研究问题，做专题论文。

   “正是因为有长辈和老师的及时批评和教导，我才能沉下心来坐冷板凳。”

   世代书香的大家庭营造了一个文化的小氛围，即使在“文革”那样纷扰的环境中杨教授也能沉下心来读书。被问及研究甲骨文语法的价值时，他说甲骨文是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的瑰宝，自十九世纪末甲骨文被发现以来，甲骨文研究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甲骨文的研究都是以整理注录刻辞、考释文字、服务于古史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甲骨文是较晚的事情，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亟待深入挖掘和研究的领域。

 

 

   陈寅恪先生在给杨遇夫先生的《积微居金文说》序中写道：“先生讲学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复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借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扩之域。”杨老师说这种境界，他永远无法企及，而心向往之。但“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说说不难，做起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参与编写《故训汇纂》的于亭老师回忆《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一书的写作过程是从杨老师１９９３年攻读博士学位开始酝酿，到２００３年全书杀青出版，“一本３２万字的著作，前后历经１０年。郭锡良先生《序》中称赞曰‘十年磨一剑’，是实录。”于老师接着回忆杨老师刚开始写作此书的时期，他带着幼小的儿子住在湖滨筒子楼的一间单身宿舍里。“武汉的暑夏溽热难耐，冬天则冰寒阴翳，他曾经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把几巨册《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约60000条刻辞一一抉剔爬疏，一套美仑美奂的大书硬是被翻检得断烂残破，真是‘韦编三绝’了”。记得他在宿舍衣柜上很醒目地写下两个字——“慎独”， 在斗室孤灯之下，寂寞寒酸之中，他心无旁骛，殚精竭虑，精雕细琢自己的学问。而“这本书创作的十年，正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界动荡和巨变的十年，也是学术中的浮躁和腐败逐渐走向‘繁荣’的十年。”在武大湖滨矻矻穷年，切磋琢磨，不求闻达，要忍受怎样的寂寞，要克制多少热闹的欲望？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出版的次年，即被评为广东省优秀图书，好评接踵而来。著名语言学家郭锡良先生在《序言》中写道：“说它是这些年来甲骨语法研究中的重要成果，是我们断代研究的重要成果，绝非虚言。”卢烈红教授的评介专文则刊登于《光明日报》2004年4月22日书评版头条。“此书扎实厚重，是一部学术力作。”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九届王力语言学奖获得者汪维辉教授如是说。散文家钟叔河先生发表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To  philomathes的人》，文中说根据希腊人的解释，To philomathes 的根本要求是要超越利害，纯粹求知，而不是为了实用，而他对杨老师的印象，“他是一个有理想气质的做学问（To  philomathes）的人”。

   杨老师一再表示，自己只是下了几年苦功夫罢了，实在不值得一提。他说，如果没有夏渌先生、郭锡良先生的谆谆教诲和同学如卢烈红教授等的照顾和帮助，要想取得这一点点成绩，是不可能的。“如果托老天爷的福，还能活个二三十年，一定写一点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至于这本小书，只是初入此门时向师友呈上的一部习作而已。”

正是有着这样深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曾慨然有云：“学问有其荦荦大者，我辈自应奉为天职，以著述为职事，以藏诸名山传诸后世为志。”这种自信当源于杨教授自我的定位和对一己职守之认识，源于对自己的期许。

 

来源：珞珈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