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夏天，我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烈日炎炎的8月，我从广州白云火车站上车，一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多钟才到达武昌，在座位上熬了一夜，下了火车后饥肠辘辘，在附近的竹棚里吃了一碗015元的牛肉面，感觉比后来吃过的牛肉面都美味。武汉大学的教学方式，与中学有很大的不同，入学第一年后，我逐步适应了大课堂的教学，印象较深的是：上哲学课要从珞珈山的理学院下山，再爬上狮子山到文学院上课。第二年同学们都熟悉了，照了第一张合影，从照片上看，班上的同学们青春洋溢、活力焕发，现在都是80岁左右的老人了，令人不禁感慨时光的流逝。

我从广州第十中学毕业参加高考，第一志愿是北大，第二志愿是武大，第三志愿是中大，当时中大、华南理工学院（后来改名华南理工大学）的知名度远远不及武大。初到武大，我对武大老图书馆印象特别深刻，建筑整体宏伟、庄严，里面还有古典的桌椅，坐在那儿学习真是一种享受。古朴的一排排老斋舍下面是漂亮的樱花大道，校园外是风光旖旎的东湖，可以尽情游水和泛舟，正如朱德的题词“西湖暂比东湖强，东湖将比西湖好”，在这样有山有水的美丽校园读书，同学们都充满了幸福感和自豪感。中学时想游泳，我们要去很远的荔湾区，来到武大，没想到东湖就在旁边，游泳这么方便，同学们都特别开心！当年的文化生活较少，我们最好的娱乐是去梅园小操场看电影，即使去晚了到银幕背面看，也觉得高兴。放映的外国电影比较少，记忆最深的是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当时没那么多禁忌，感觉也不一样。

高中毕业上大学前的王世进

武大的学习气氛非常好，给我们上“普通物理”的是从美国归来的梁百先教授，他在美国的《物理评论》等著名杂志上发表过多篇论文，比较具有权威性，作为知名大教授，他的“普通物理”讲得井井有条、概念清晰，深受同学们欢迎。“量子力学”是王志樑教授给我们授课，他也是从美国归国的，还有从英国回来的周如松老师，她的课程是“固体物理”，记得有一次答疑，我们搞不清各种各样括号的含义，她解释得十分清楚，这个代表“晶面”，那个代表“晶向”，多重括号代表“面族”。我们非常佩服这些教授，他们放弃了西方的优越生活，为了支持国家建设，回到了条件艰苦的祖国，在教学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无怨无悔。唯有的特殊待遇就是为他们配了交通车，从狮子山到珞珈山往返接送。那时候，比较好的学习方式是同学们组成学习小组，大家一起讨论，因为半导体物理有很多东西很抽象，宏观物体知道了质量、作用力和XYZ坐标、速度，就可以完整地描述它的运动轨迹，但是面对微观粒子就容易糊涂，它具有波粒二象性，有很多量子数，用德布罗意波来描写，还有测不准定律，如果自己弄不懂也没关系，几个人一起讨论就有收获。“量子力学”课程我学过两遍，第一次是在武大听王志樑教授讲解，第二次是毕业分配到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被送到北师大进修“量子力学”，讲解的是哈工大毕业的一位老师，但理论和讲述水平远不如王志樑老师。

6143班团支部合影

在校五年的学习和生活培养了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那时候政治运动比较多，我们1956年进校，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1960年饥荒，1961年稍微好一点，贯彻政策和平反。我们经历了“起起伏伏”的政治运动，生活上也“天翻地覆”，刚入学时伙食是八菜一汤，困难时期都填不饱肚子了。虽然学期后两年生活条件变得异常艰苦，但同学们学习和科研的热情丝毫没有减少，大家不分周六周日，都是积极努力地学习新知识、研究新技术。我们虽然年轻，但我们的理想远大，我在高中时上物理课，学到牛顿三大定律、焦耳楞次定律、法拉第定律等，我就在想：中国是泱泱大国，怎么都是外国人的定律？我当时的学习成绩比较好，野心也比较大，希望当科学家，希望能有中国人自己的定律。刚进武大，桂质廷教授迎接新生并发表讲话，他激励我们说：“同学们，你们来到物理系，不是培养你们做工程师，是培养你们做工程师的老师。”整个物理系1956级同学听到他培养我们当科学家的讲话，都十分激动，一齐热烈鼓掌，自己的理想终于可以实现了。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大家勤奋攻读，刻苦钻研，生活再困难也能克服。“大跃进”年代，武大有一股搞科研、技术革命的热潮，当时我跟张峰生同学一起搞硫化铅光敏电阻，无线电系的保宗悌老师搞发射，他负责把红外线发射出来，我们负责接收，一直测试到半夜三更，成功之后马上报喜。那时候像这样挑灯夜战搞科研是常有的事，我们经常两三点钟才去睡觉。记忆中有这样一件事，一天下午我到化学系取蒸馏水，等水的那一会儿，我坐在地上就睡着了。在劳动方面，同学们也不含糊，挑砖上楼盖房子，东西湖挑土筑堤坝，大家都积极主动、任劳任怨。毕业分配同学们也都不讲条件，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大家的理念就是学习知识，报效祖国，不管是新疆、青海还是西藏，只要国家需要都无条件服从。

我被分配到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后来才知道这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单位，提供涉及原子弹、人造卫星、核潜艇等方面需要的有色金属材料，比如说没有“铼”发动机叶片就做不好，没有“铍”就做不成反应堆。从1958年开始，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就要求将54种稀有金属和半导体，样样都要做出来，半导体锗、硅、砷化镓也在做，当时我们的水平跟日本差不多，同事们都拼命工作，热情高涨。但是，毕竟国家财力有限，主要资金投入了“两弹一星”，没有资金投入半导体研发，随着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来临，相关研究工作也停顿了，半导体研究就落后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现在半导体成了我国科技界必须奋起直追的领域。

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课余生活比较贫乏，业余时间除了看电影，其他时间都是做作业或者集体讨论，当时还要活学活用《毛泽东选集》，学后大家还要互相交流心得体会，除了偶尔有舞会，就没有更多的娱乐活动了。学习工具方面，没有收音机、录音机、复印机、手机等电子产品，所看到的有用资料都是手抄资料，我们对这些技术材料都很珍惜。当年搞“教育革命”虽然有“左”的东西，但也有积极的一面，使我们懂得尊重劳动人民，懂得劳动没有贵贱之分，武大毕业的学生，没有所谓“知识分子臭架子”。我们到了工作单位后，参加了北京郊区农村的“双抢”（抢种抢收），跟复员军人一样干体力活，扛麻袋、挑担子，后来还到山西农村锻炼，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所有这些我都能坚持下来，这与在武大的思想锻炼和劳动锻炼是分不开的。

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合作伙伴合影

夜深人静时，我时时回想起母校的那些老师、教授，他们以身作则，生活简朴，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来参加祖国建设，有一种非常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他们在实验室一丝不苟地进行实验操作，看到仪器上的灰尘，马上掏出自己的手绢擦拭，这种对科研的严谨精神，对设备的爱护爱惜，都深深感动着我们。我从广州半导体材料研究所退休后，与老同事创办了昆德科技公司，因为黄昆、谢希德两位老前辈合著的《半导体物理学》，是我们上课时的重点教材，公司取名“昆德”，就是希望弘扬老一辈科学家的科研精神。我现在还在昆德科技有限公司做总工程师，有幸将当年所学的半导体物理学知识用于高端半导体测试设备的研发。

岁月匆匆，沧海桑田，武汉大学的学生生涯已经远去，但留下了我们最真实、最难忘的青春记忆，珞珈情怀永远存在于我们每一个武大学子心中。

作者系物理系1956级校友

原载2020年《武大校友通讯》，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P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