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年过半百的岁月中，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每天傍晚下班后心无挂碍地晃悠在珞珈山的环形道上，只有自己的脚步和呼吸声萦绕在周围。这时的我，可以全身心地感受珞珈山的丰富和静谧；可以停下脚步长时间地眺望灰中带粉的天空，无所顾忌地与透过高大林木挤进视线的夕阳对视交流；可以把头昂到天上，也可以闭着眼睛勇往直前；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可以默默地与自己的灵魂对话，与另一个自己交流……自由自在、轻松闲适，在紧张工作了一天之后，尽情享受着人世间的最美时光。

当然，也可以边走边想、漫无边际地想，特别是在经过那一片让人无限遐思和景仰的十八栋——曾经教授中的教授的住宅，望着那一栋栋历经沧桑、内涵丰富，现已修葺一新的别墅群时，总会驻足观望，默默地感受着大师们曾经在这里生活工作过的气息；也总会回想起在珞珈山偶遇过的大师们的点点滴滴……

曾经生活工作在这里的、名字光辉闪耀的大师们，以学术上的创新创造、以传道授业解惑的不懈精神，让这座山具有了更加丰富的科学精神和人文底蕴。

这时的我总会由衷地庆幸：为了这座山放弃一座城，真的是人间值得！

与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弘远先生的偶遇

杨弘远先生和夫人周嫦都是珞珈山上有名的教授，因夫人中风多年卧病在床，孩子又远在国外，照顾夫人、出门买菜等家里家外的一切事务都由先生亲力亲为。杨先生曾经非常遗憾地说，夫人自生病后，每天最多只能在家门口站站，外面的风景都与她无缘了。

在珞珈山上见得最多的是先生穿着家常对襟粗棉布中式衣服，手挎菜篮子走在路上的样子，平实得如温厚的邻家大叔，举手投足间却尽显知识分子的儒雅和智慧，这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最好诠释吧。

每次偶遇先生之后，回到家必定和儿子唠叨“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相关话题，和儿子探讨多读书、读好书的好处和妙处；告诉儿子什么叫“大家风范”。多读书能让人形成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底蕴和气质，希望儿子长大后也能成为一个做事低调且内涵丰富的人。

杨先生经常会独自一人在珞珈山半山腰散步，我经常在那跑步，遇见多了也就成了熟人。在他不赶时间时，我们会随意地聊聊天，聊聊他著作的出版近况和市场发行情况。

有一次，当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请教，为什么他的某些著述要舍近求远地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时，他很认真地解释，因为很认可浙大出版社负责他书稿的编辑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他说那位编辑是博士毕业，且所学专业与他的研究相关，对他的著述及学术思想很了解，他们能很好地交流和沟通，合作得很愉快。

尽管知道他的选择很有道理，可我却还是出于本能的“敬业精神”，在那不自量力地游说着，告诉他武大出版社有很好的宣传推广渠道，有很敬业的、毕业于武大生物系的专业编辑，我们离得近，沟通起来更加方便；并且武大出版社的学术著作出版在全国有一定地位、知名度和影响力，他的著作如果在这里出版的话，会在高校、科研院所的图书馆和资料室得到很好的收藏，会及时到达最需要的人手中，会更好地发挥它的价值和社会效益；学者的研究成果能让最懂的人知晓、研习，才是学术著作出版后的最好归宿……

有时我们也会聊聊他的母亲，我告诉他自己刚上大学时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课本上见过他母亲的名字，拜读过他母亲的相关作品，很是敬佩；也会聊到他姐姐杨静远及其所著《让庐日记》；再就是聊聊武大的前世今生。

杨先生总是非常耐心地、安静地听着我的“胡说八道”。对于出版著述一事，他则说以后会认真考虑的。

之后，杨先生在武大出版社出版了自己重要的学术著作《植物有性生殖四十年》，并荣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我当然知道这与我的“游说”无关。

杨弘远先生出身名门，父亲杨端六是著名经济学家，武汉大学历史上的著名教授；母亲袁昌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知名女作家，是“珞珈三女杰”之一（另两位是苏雪林、凌叔华）。

武汉大学教授中的教授居住的珞珈山别墅群中的第一栋，杨端六、袁昌英伉俪曾经居住

杨端六（1885—1966），1913年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1930年后一直受聘于国立武汉大学，曾任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1938年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任迁校委员长。

袁昌英（1894—1973），作家、教育家。曾两度出国，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是在英国获得硕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女性。1928年回国后，先后任上海中国公学、武汉大学教授；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出版过《法国文学史》《法国文学》等著作。

杨静远，著名翻译家。194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1948年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文学系硕士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审。

杨弘远（1933926—20101118），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学家，武汉大学教授。195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生物系。

拜访著名美学家、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刘纲纪先生

2006年7月的某天，因刘纲纪先生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相关美学著作五种（《中国书画、美术与美学》《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周易〉美学》《艺术哲学》《美学与哲学》），这是先生重要著作在武大出版社比较集中的出版，社里决定做一期专访进行宣传推广，就约了《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去拜访先生，在他家聊了三四个小时，有幸与先生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先生抽烟极为频繁，基本上是一根接着一根。采访完正题后闲聊了不少话题，聊到了美学界的许多人和事。

先生与我们聊了他在北大哲学系的学习经历，与李泽厚先生的交往和友谊；谈到他与李泽厚先生一起主编《中国美学史》的经历，还拿出他年轻时和李先生的合影给我们欣赏；又聊到他的实践美学思想，再聊到当今的际遇……句句真诚实在，先生是性情中人。

先生说，自己本来1998年65岁时就退休了，之后评上了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待遇相当于院士），又重新开始工作，又开始带博士、硕士研究生。“本来不想再干什么指定性的工作，退休后潜心书画算了，现在教育部又拔了20万元后期支助款，让我们搞多卷本的《中国美学史》的写作，我只能又开始准备工作了；当然，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一个新的机会，但任务也是挺重的……”先生很坦诚地叙说着，并不把初次见面的我们当外人和陌生人。先生的话语随着烟圈在挂满了书法和绘画作品的不算大的客厅里萦绕，朴实真诚。

在我的认知中，先生不是应该对这难得的相当于院士（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是针对我国没有文科院士设置的，是给那些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的崇高荣誉）的头衔和待遇感到荣光和骄傲吗？

我知道先生除了美学研究之外，在绘画和书法上都造诣颇深，也许绘画和书法才是他退休以后想做和喜欢做的事情吧，随着荣誉而来的，是不得不重返既往工作轨道的辛苦和责任。不能专心做自己想做、喜欢做的事情，这也许是先生最为遗憾的地方。

告别先生后，突然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在武大校园的一件与先生相关的趣事。原来，20多年前先生的名字在珞珈山就已如雷贯耳。

1985年6月的某天，一张小字报贴在了去往桂园食堂路上十字路口拐角处的“民主墙”（那时的任何消息都在此发布，从讲座、通告、喜报到电影消息等）上，好像内容格外吸引人，拿碗的、拿水瓶的，正端着碗吃着饭的，大家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有的对小字报的内容莫名其妙，有的则是会心一笑。

小字报上说的是前一天晚上在教三楼001教室的讲座：“昨晚两个牛皮达子为了达到自己出人头地、欺世盗名的目的，冒用教授刘纲纪的名字兴办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美的欣赏’讲座，其实是瞎吹牛，浪费同学们的光阴，我们强烈谴责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一群受害者。”

我也是受害者之一。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大家以谈美为时尚、为高逼格的年代，李泽厚的《美的历程》（1981年首版）出版后，在新华书店可是要起早床排长队才能买得到的，赶时髦的我们几乎人手一册。所以广告打出的美学教授刘纲纪的讲座，让我们一个个心潮澎湃、趋之若鹜地去抢占座位了。

讲座七点开始，我五点半就到了。不到六点，能坐几百人的001教室已是人满为患、水泄不通，好多人自带小板凳坐在教室的各个能放下凳子的地方——走廊、角落，有的甚至自觉地趴到了窗户上。大家都怀着激动的心情，祈盼着美学大家带来美的享受、精神上的盛宴。

可在我们翘首以盼几个小时之后，教授却迟迟未到，只有那几个不请自来的人在讲台上执着地贩卖着自己的“货色”。

——这就是小字报的由来。据说当时并没有联系到先生。

刘纲纪（1933年1月—2019年12月1日），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应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教授邀请到武大工作。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家、美学家。

光阴似箭！

文中的先生们都已驾鹤西去，但他们“为往圣继绝学”的精神气质、道德文章、风貌神韵却永远留在这座校园里，永远留在怀念他们的人们心中，永远与珞珈山同在；他们的精气神已化作珞珈山的一草一木，永远陪伴着后学后进。

原载2020年《武大校友通讯》，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P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