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国内恢复高考，上大学成了知识青年的梦想。1977级、1978级的大学生原来基本上都是社会青年，到1979年我上学时也还有一半是社会青年。我也算是社会青年考上大学的，之前当了四年工人。

中学毕业赶上上山下乡，通过父亲的介绍，我到天门县科委下属的微生物研究所当了农工，算是下乡了。那时我一心想上大学，去之前我就问在研究所工作有没有机会上大学，不能上大学我是不去的。他们说研究所每年有一两个工农兵大学生名额，所以我就去了。那个研究所在一个镇子边上，很漂亮的建筑掩映在树林和棉田里，研究所里有图书室、实验室，挺好的。研究所不大，只有二三十人，一半是大学生，大多是学农、学植物保护、学微生物的，华中农学院的最多，也有武汉大学病毒系的。在微生物研究所当工人的四年间，我自学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微生物学，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位名叫陈其武的技术员，是从北京农学院来的，性格很开朗，我最早知道“四人帮”就是他同学从北京给他写的信里提到的。那时候对“左”的一套大家已经很厌倦，年轻人好跟着议论。改革开放后，研究所的这些人要么考上了研究生，要么就被大学聘去当讲师、教授了，他们对我的影响都挺大。

我后来考上了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四年给我留下很多美好的东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武汉大学任命的校长叫刘道玉，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锋。他曾留苏学化学，在苏联是反苏的杰出学生领袖，后来被苏联遣回，周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1981年他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时48岁，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大学校长，在武汉大学做了很多教学改革。

刘道玉向西方大胆学习的改革措施包括开设选修课、学分制和插班生制度。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有北京大学的学生转到武汉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转到武汉大学，校长特别骄傲。我到哲学系选课，也是受益者。那时候武汉大学的学生很活跃，当时有份全国大学生刊物叫《这一代》，就是武汉大学发起、十多所大学中文系和文学社团在北京开会共同创办的。第一次的编辑权给了武汉大学“珞珈山”编辑部，一上来就开始针砭时弊。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叫叶鹏的军人，武大中文系的，写了一篇《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的文章，批判当时的等级特权。因为太激进，这个刊物很快就被查封了，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

我喜欢读书，上中学时就坚持读《参考消息》，高中时读了《马克思传》，先读了五章，一点也记不得，更弄不懂，只是怀着对革命导师的无限崇拜，坚持从头又读，做读书笔记，花了整整半年才啃下来，可以说《马克思传》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高中时我订阅过很多刊物，像上海的《自然辩证法》杂志、科学院办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杂志，不完全是考古方面的知识，也研究人类起源，什么东非大裂谷，发现大概三百万年前的肯尼亚人头盖骨，等等。我兴趣广泛，喜欢涉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当时学术思想在刚刚恢复的大学非常活跃，武汉大学也是，搞百科知识竞赛，我入学不到两年参加竞赛就获奖了。低年级学生能够获奖是凤毛麟角的事，于是就出了名。到高年级，我参加学校搞的演讲比赛，讲《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获得二等奖。学校活跃的大环境影响着每一个人，我自己也搞了一个学习小组，起名叫“蟾蜍社”。蟾蜍是月宫里的癞蛤蟆，有一种美好的向往，我觉得年轻人就是要有这种做不到的事一定要去做的勇气，所以我叫它“蟾蜍社”……

想成为一名大学者、大教授、大知识分子，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是一种人文情怀在支撑着我。我们平常讲一个人很像知识分子，很儒雅，就是指有一种人文素养、一种人文情怀在他的骨子里，所以我认为一个知识分子首先是要有人文情怀的。博物馆对培养年轻学生的人文情怀很重要，我到国外的大学参观访问，非常注意这些大学的博物馆，美国斯坦福大学博物馆的广场上整套罗丹的雕塑都是别人捐的，亚洲部里面放着中国的字画、瓷器，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等也有自己的博物馆。美术和音乐是可以启迪人们灵魂的，中国的大学同样需要有一种人文精神，每一所著名大学都应该拥有一定的艺术品收藏，有一个好的艺术博物馆。因为我是做艺术品拍卖起家的，又做泰康空间这种艺术公益事业，泰康人寿也有很多艺术品收藏，了解博物馆的重要性，所以在思考要给学校做一些事情时，很自然就想到修建人文设施，决定向武汉大学捐一座艺术博物馆。武汉大学是我的母校，那里有我的老师们，母校和老师给予我很多，我对母校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她之于我如同母亲一般。2013年年底，武汉大学建校120周年的时候，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将会落成。这是我献给母校的一份心意。

今天，武汉大学里面还保留着一批古老的建筑，一进门的体育馆是黎元洪家族捐建的。如果说建筑承载历史，那么从体育馆可以看到武汉大学是有捐助的历史和传统的。我希望这个博物馆就像黎元洪捐的体育馆一样，造一个经典性的建筑、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丰富和提升武汉大学的魅力，成为武汉大学新的景观，同时希望能对校友们回馈母校起到示范作用。

回溯过往数十年，我做过的几件事发生的年代，这些数字间似乎存在着一些巧合：

武汉大学120周年，我捐建的万林艺术博物馆将落成。

2013年我大学毕业30年，迎来嘉德20年庆典，也是泰康空间成立10周年。

2003年在武汉，我作为杰出校友应邀在武大建校110周年校庆上讲话。

2003年在北京，我们庆祝嘉德成立10周年，泰康空间成立。

1993年武大百年，我创办了第一家公司——嘉德。

1983年我从武汉大学毕业。

不知是否为冥冥之中的安排，或者是数字的巧合暗示了某种历史机缘。

我是湖北人，是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的，经济系非常有传统，最早的系主任是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杨端六先生，他是中国金融和会计学的开山鼻祖，中文版《马克思传》就是他女儿杨静远翻译的。当年在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界有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北京大学的陈岱孙先生，一个就是武汉大学的张培刚先生，有“南张北陈”的说法。哈佛大学那时已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学校，很多最好的学生出自这样的学校，张培刚先生20世纪30年代初从武汉大学毕业，40年代在哈佛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写的是《农业与工业化》，此论文获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成为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之作，足以问鼎诺贝尔奖；张先生则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我们的老师董辅礽先生就是张培刚先生的学生，董先生再传承到我们，这就是武汉大学经济系的师徒传承。“92派”的三个典型人物都是我们经济系的，田源创办了中国期货，毛振华创办了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我创办了中国嘉德和泰康人寿。

武汉九省通衢，福建的茶叶到武汉，通过武汉水路再往上运到长江以北的地方，武汉基本上是茶商的集散地。那时的武汉跟我们现代社会一样有教育问题，现在是农民工的孩子没有上学的地方，那时候是商人的孩子在武汉学习有困难，所以张之洞向朝廷递了一个奏折，要创办学校；1893年自强学堂创立，这就是武汉大学的前身。武汉大学建校120周年时，他们把当年张之洞的奏折都找到了，并从故宫档案馆里“请”了出来。

自强学堂后来又延伸到武昌高师，再与武昌中华大学等一些学校合并成为新的武昌中山大学，就是后来的武大。真正叫武汉大学是从国民党时期的国立武汉大学开始的，大概是20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决定建武汉大学，派李四光去考察。那时武汉大学占地有九千多亩，如今的武大四校合并后也只有五千多亩，比以前小了很多。

国立武汉大学第一任校长王世杰，是与胡适等人齐名的大学者，集学政于一体。后来他做了民国时期的外交部长，最后跟蒋介石去了台湾。武汉大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五大名校之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地位很高，经费充足，薪酬好，有很多名教授授课，比如台湾经济起飞之父李国鼎先生在武汉大学当过一年的物理系教授；气象学家竺可桢也在武汉大学当过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当了浙江大学校长；还有闻一多、朱光潜等很多知名教授。最早武汉大学的珞珈山的“珞珈”二字不是“王”旁的“珞珈”，而是姓罗的罗，叫罗家山，闻一多做文学院院长时把它改成“珞珈山”了。在武汉大学的传统中，还出现过很多政治人物，像陈潭秋是当年武昌高师的，参加遵义会议的俄语翻译伍修权是高师附中的，董必武早期的革命活动也是在武大开展的。据说党的一大代表里有五个人与武汉大学有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武汉大学首任校长、哲学家李达也是其中之一。

武汉大学在历史上很辉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非常有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学教育学习苏联的体系进行院系调整，李达成为第一任校长，从此武汉大学改以文科为主，其他学院组成华中工学院，就是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跟武大齐名，以前的农学院成为现在的华中农业大学。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从沿海发展起来，东南沿海整体发展也相对发达，在大学的评比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最好，浙江大学崛起了，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不用说，武汉大学在综合大学“十大名校”排名中一直徘徊在第七、第八的样子。

原载2020年《武大校友通讯》，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P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