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恰好是5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刚刚考进武汉大学物理系，新生教育中有一个内容是听老教授给我们讲怎样过好大学阶段的心得体会。原来以为只是一般的听听报告，想不到这个报告里的许多话，50年过去后仍然记忆犹新。它一直影响着我的工作和学习，指导着我怎样对待科学、对待人生。

给我们作报告的是德高望重的桂质廷教授。他是我国第一代物理学和地球及空间物理学的代表之一，是开创我国地磁测量、电离层探测和研究的著名学者。他在报告中针对我们有些新生对自己的专业缺乏认识和热爱的问题和表现，讲述了自己是怎样爱上物理这门学科的，介绍了自己怎样克服种种困难，利用假期，自带仪器到华北、华中、西南、西北等地进行地磁测量，建立地磁台的经历；还介绍了他的好友吴有训教授从事的世界著名的“康普顿效应”实验，为中国物理学界增光，等等。从中我们体会到了前辈热爱科学、热爱祖国、振兴祖国科学事业的拳拳之心。

桂质廷教授报告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现在要我重新选择志愿，我仍然选择物理。”这句话之所以给我留下那么深的印象，是因为他教育我们，既然你选择这个岗位，就应该全心全意地投入，就应该、而且一定要培养热爱专业的激情；至于这个岗位是什么，倒是次要的。所谓“行行出状元”就是这个道理。学习科学、技术，和学习诸如文学、艺术、音乐是相同的，没有激情和投入是学不进去的。但最重要的是敬业精神，缺少了它，专业再好也只能学些皮毛，学些时髦花哨的东西，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就。

       1961年在武汉大学与桂质廷及5教研室同仁的合影，后排左起第四人为桂质廷教授，

前排左起第三人为保宗悌

桂质廷教授还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无线电（当时的无线电科学是指现在的电子学、通信技术等方面）这门科学发展很快，落后五年就很难再赶上去。希望你们年轻人接我们的班，加紧赶上。中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实验、自己的设备、自己的基地，是无法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现在回想他的这段话，对照我们的实际，真是千真万确。我们现在的电子、通信事业受制于国际，正是由于我们没有自己的芯片。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电子、通信事业虽有蓬勃发展，但仍未解决最关键的芯片问题，如果在21世纪不解决它，振兴中国的电子、通信事业将只是一句空话，或者是只有表面上的商业式的繁荣，而无实质性的、立足于自身的实力。这无论对国防还是对经济都是最致命的。

在武汉大学与教研室同仁合影（1986年）

在大学学习期间，我和几位同学听从桂老师的教导，自觉组织了一个无线电学习小组，用业余时间制作电子学的示教设备。我承担的是一台示波仪的教学启发示教板，当时国内尚未有国产的示波仪，全系只有一台，是从美国进口的。我们借用实验室，利用整个学期所有的星期日，从设计到制作，克服了不少困难，终于在学期末制作成功。桂老师鼓励我们，还要我们向下一级的学生介绍研究心得。示波仪的制作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一件难事，但当年对于一个物理系的学生，还是十分陌生和困难的，何况当时还没有什么现成的电路或者样板可以模仿。这个示波仪的制作，可以说是我学习如何做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是成功的第一件作品，它为我以后能研制出国内第一台无线电波偏振仪打下了有力的基础。从此，我知道怎样去克服困难，怎样去取得成功。更可贵的是为自己建立起了信心，让自己敢于面对陌生、困难的任务。因为这个小小的业余科研制作，经桂老师和其他老师的推荐，我被选上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从事相当于副博士论文的科学研究，并留校任教，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学与科研生涯。

桂老师除了正面引导和帮助我们走上科研和教学的坦途之外，还细心地关注我们在成长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产生的挫折或错误。记得1958年后的一段时期，国内某些人一时头脑发热，急于求成，虚假、浮夸风气泛滥，也蔓延到了科研和教学领域。当时提倡“破除迷信”，特别是动员学业和知识不足的人破除对老师和有经验的人的“迷信”，也动员老师破除对过去所有的知识的“迷信”。群众出于希望中国能迅速赶上英美、迅速强大起来的良好愿望，以为能以所谓“大跃进”的方式，改变中国长期落后的局面，用所谓“革命”的方法代替科学、踏实细致的工作。有一次，当听到几个低年级的学生说汉口有人能用广播电台的电波把家中的灯泡点亮时，我也用一些电感、电容和灯泡连接起来，试试能否把灯泡点亮。桂老师知道我这样做后，悄悄把我拉到一边，严肃地对我说:“如果是未学过电波的辐射与传播知识的低年级学生，去做这种实验情有可原，你已经学过这些知识，现在已经是老师了，还这样做就不对了。只要你用公式算一算，广播电台离学校有多远，辐射出来的功率够不够，能否点亮一个灯泡就很清楚了。”

我当时羞愧得无地自容。的确，从理论上讲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如果是用科学的态度，我不会去做这种幼稚的实验。而我却去做了，这说明我缺乏对科学的坚信。社会上的浮夸，政治上所谓的“革命”，把人们的思想搞糊涂了。连起码的常识也要怀疑，也要“破除迷信”。这正是因为我本身素质的欠缺才会迎合这种伪科学的东西。而桂老师当时处于一个被批判的地位（当时提倡反对学术权威，认为知识越多的人越保守、甚至越反动），他不顾自身的安危，对我提出忠告，这种忠诚于科学、忠诚于教育的精神，使我深深感动。

从此，我再没有做这种傻事，严肃对待自己的每一个科学研究和教学环节，坚决与伪科学和弄虚作假划清界限。我十分庆幸有了桂老师早年给我打的这支“预防针”，它使我能在今天坦然面对社会上的猖狂、假冒、腐败的泛滥成灾，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50年后的今天，我唯一的希望是将桂老师的这种精神——“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楷模精神，在我们有光荣传统的华南师范大学传播开来，在莘莘学子中生根、开花、结果……

原载2020年《武大校友通讯》，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P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