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在珞珈山居住的校友们大概都知道“半山庐”，但没有听说过“石屋”。石屋是我为写这篇东西特地给半山庐取的一个外号（其实应该说是本名）。因为我觉得：石屋的“石”和我所写的两位主人公有些相同的属性，半山庐不过是表明这座建筑物的地理位置而已。

说明了这一点以后，校友们一望这个题目应该会马上想到两位教授：任凯南（戆忱）和李剑农老师。因为珞珈山的许多建筑中只有这一座石屋；这座石屋，在战前也只住过这单身的二老（老，是我们学生当年的印象。现在，翻开我们的毕业纪念册一看，这两位老师的肖像比今天镜中的我要年轻得多）。

石屋建在珞珈山腰。矮矮的四面围墙，全是就山取材的花岗石砌成的。面积，用我们在台湾听惯了的用语来讲，大约有40个建坪。周围，除高高低低的花树和灌木以外，是一片松林。所以右上方相去约300公尺的那幢二楼小洋房（来宾招待所）叫做听松庐。

听松庐这个名称很幽雅，但它的风格不像石屋那样纯然古朴。

“石屋”与“二老”这两个概念在我脑子里发生关联，不只是因为“二老住在石屋”这一事实，更重要的是这一具体事实所蕴涵的抽象意义。

二老，在外形上有些类似之处：身材比一般人要高大，重浊的湖南口音，而且都有点口吃；任老师蓄短胡，李老师戴眼镜，他们的面部表情同样庄严而又自然。稀有的笑容，像不多见的冬天阳光那么可爱。他们二人在一起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那时，我同政治学系的同学李俊绕山腰的马路散步。途中望见这二老从山下消费合作社那个方向走上来。我们故意放慢脚步，跟在后面看他们和他们的行动（学生们对于所敬爱的老师往往如此）。任老师长袍上罩着蓝布大褂、布鞋子；李老师穿一件古铜色的袍子、皮鞋。他们都带着手杖，也都把手杖挂在左肘上。两手呢？左手拿一小包花生米，右手一颗一颗地向嘴里送。边嚼边谈，边谈边嚼，谈些什么，我们当然听不清楚。奇怪的是沿路上看不到他们扔下的或唾出的花生皮。当时我向李俊开玩笑：你们湖南佬，吃花生米是连皮吃啊？玩笑是玩笑，事实是事实。山回路转，我终于从侧面望见他们是把花生皮捻脱在纸包里面的。

快走近石屋的时候，任老师的花生米吃完了。捏成一团的小纸包，从左手递到右手，往衣襟里面的口袋一塞，接着，右手在大褂上擦两擦，再拿起手杖，有节奏地一步一步走回石屋。石屋不紧靠马路，其间有山坡、有石级。

斜阳从洪山那边柔和地辐射过来，穿透枝叶疏落的秋林，摇晃地画在石屋的围墙上。

这些情景：柔和的阳光、松林、石屋、蓝布大褂、手杖、花生皮……当时的我，除了觉得有一种模糊复杂而未概念化的和谐美以外，再也说不出什么来。今天，整整三十九年以后的今天，从体验上，从书本中，我对于我们生长于其中的中国文化，以及这二老深受熏陶的以英国为代表的近代西方精神传统，多少有了一点认识。这时，再回想当年这幕似乎“无啥稀奇”的情景，自觉有了一个较明朗的概念化的认识。现在，我想我可以这样大概地说，石屋二老所代表的精神，有中国儒家兢兢业业的有所为（后面再讲到），和道家潇洒自得的无所为。手杖和花生皮，象征Job Locke、David Hume、Adam Smith、John Stuart Mill所建立发扬的近代西方人文传统——个人尊严和“群己权界”。

同住一屋的二老，任老是经济学系的教授，李老是史学系的教授。经济学系是我的本系，我与任老师的接触比较多。以下分别写点他们的故事。

任老师教过我们“西洋经济史”和“西洋经济思想史”。这两门课，尤其是思想史，他是下过很大工夫的。英国伦敦大学经济科的B（Sec）学位，任老师不是轻易得来的。他从名师Edwin Cannan苦读了五年，回国后始终专心教学，而且锲而不舍地钻研。他造诣的境界，我们不得窥见；但其造诣之深，我们是可以领会的，从他上课时的那股劲儿领会到。他讲课时，口吃的湘音尽管叫人难懂，但我们从无倦意。相反地，我们更注意听。当讲到得意的时候，他使劲想把满肚子的东西一股脑拿给我们而又难以尽量拿出；好像一股上涌的泉水，涌到一个狭窄的出口那种情况。这时，他举手投足，面部的静脉管也发胀，甚至眼睛急得向上翻。遇到这种场面，我们就像球迷看球赛似的，全身肌肉随着球员的一举一动相应地紧张起来。不用说，此时的任老师一定是满身大汗的。像这样负责任、竭精力的老师，我这一生只遇到这一位。从这一点，我们也可想象他在伦敦大学经济科苦读的那股劲儿。

谈到任老师本人的经济思想，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当然辨识不清。但我记得有这么一次：这好像是我进三年级的时候，任老师带着新来的朱祖晦教授（教统计学）向我们班上介绍。朱教授在讲话中讲到当时在美国尚未失势的制度学派，并且大为吹嘘。接着任老师很礼貌地带着微笑给他一个软钉子。任老师讲的词句，我现在记不清楚，大意是说，制度学派不过是历史学派的延长，他们至多是经济史的解释者，算不得经济学家。这些话，我当时不懂得它的重要性。现在我从这几句话中认知了任老师经济思想的路数，是承袭Cannan教授的心传，植根于以个人尊严为中心的社会哲学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学界，在欧洲的几乎风靡于各形各色的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又以制度学派占上风。任老师在这当儿，固守原则，宁可在“经济学家”的正路上默默地走，决不趋炎附势，转入左道旁门，这是何等气概！目前各国的所谓经济学界，几乎都是经济工程师当道，真正的经济学家凤毛麟角。怀念吾师，益增惆怅。

任老师还有一点值得我们记述。从世俗的观点看，这也许是最不该记述的一点，这就是他终生没有出版过一本著作。他只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了若干篇学术论文，其间有这么一段故事：我在四年级的时候，为着毕业论文的写作，有过多次到石屋去请教任老师的经历。有一次他的话题转到了一般的写作上，他特别郑重地向我讲：“你们在三十岁以前，应该大胆地就你们的知识发表一点东西，好坏没大关系，不然的话，过了三十岁就难得有勇气拿出自己的东西来了。”最后一句话，是任老师的现身说法，给我勉励和警惕。我惭愧，有负老师的厚望。三十岁以前既没有什么东西发表，三十岁以后根本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可拿出来，只是翻译了几本心喜的经济学名著而已。任老师是有“自己的东西”的，可是他谦虚、诚实，他所说的“难得有勇气”意思是自己尚未满意的东西，不敢拿出来欺世以盗名，这一点，也和他的老师Cannan一样。

Cannan只有两本论文集子发表，没有成书的专著。任老师的论文，尚有《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在，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片段。

现在，我再来回忆李剑农老师。

李老师教过我们政治学、世界史和中国经济史。政治学好像不是他的专长，他用的教科书是高一涵写的，李老师似乎没有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世界史是以Wells H G的The Outline of History做教材，他一边教，一边把它翻成中文印成讲义发给我们。我把译文和原文对照，十分敬佩译文的信达流畅，丝毫没有生吞活剥的痕迹。那时，我就开始有点翻译的兴趣了。偶尔把尚未讲到的地方，挑选看得懂的章节试译两三段，送给李老师批改，他很高兴、很耐烦地给我指点，并鼓励我有计划地译下去。可是我没有这样做，原因是生字太多，翻字典太费时。

李老师所教的中国经济史，可能是他用力最多最勤的一门课。他的讲义大多是他的创作，许多材料搜自历代民间的笔记，再以他自己的观点来写，而不是从史书的货殖传、食货志这一类的制成品硬抄过来的。可惜这本讲义我没有好好地保存起来。来台后我常常向同学们打听，也找不着一本。《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李老师的一本名著，我没有上过这门课，可是这本书我是在某个暑假当中，一星期以内读完的。我现在知道，写现代史是最难下笔的，尤其是在台湾这种政治环境下，更是难上加难。李老师这本书从史学的观点来看，分量怎么样，我没有资格评论。但就此文字与材料的安排来说，真可说好极了。

李老师的教学认真与做人之足以示范，与任老师没有什么差异。他们都是我一生铭记在心的恩师。

原载2020年《武大校友通讯》，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P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