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李龙先生是我在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在职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其时我正在从一个高校“两课”老师向法学老师转型。其后，我陆陆续续读了先生的一些著作和学术论文，慢慢被先生平实的语言和强烈的思辨所吸引，也逐渐产生了追随先生读书的想法。

初见先生是在2014年元月的一天。上午8：30，我按约来到武汉大学东中区一幢住宅楼的三楼，为我开门的是师母龙女士。我清楚地记得先生当时上身穿着件浅色羽绒服，下身是蓝黑色裤子，脚上趿着一双布棉鞋，面西端坐在沙发上。客厅一角的空调并没有开，居北的厅内确实有点冷，我想这也许就是先生腿上为什么还盖着一个淡花小棉被的缘由了。落座后，师母热情地为我倒上茶，我则满是忐忑地递上早先准备好的简历。先生接过材料，对我说：“我的眼睛不太好，看不太清楚，你就把你的情况给我讲讲。”可能是通过我的语调觉察出了我的紧张，先生几次微笑着安慰道：“喝点水，慢慢说，别紧张。”或许是先生的包容与理解暖化了客厅里的空气，我的心绪很快也就平复了下来。

整个会面过程中尤令我震撼的，莫过于先生就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与我进行的一番交谈。我想略述所及众多话题中的两个：一是在谈及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时，先生认为，人之“三性”应该是认识权利与义务关系的锁钥。人有“三性”，即人不仅有理性和感性，还有灵性。没有对人的灵性即能动性的认识，就不能正确解读权利与义务的辩证关系。西方学者和部分国内学者往往专注于人的理性而忽略人的灵性，他们的理论出现偏颇也就在所难免了。二是在谈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时，先生认为这一提法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先生首先从欧洲的凡尔登体系、凡尔赛条约体系、布雷登森林体系，一直谈到世界银行对治理的界定，又从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的治理，谈到了公报中的国家治理，在此基础上，先生还简单地谈了治理与管理、治理与善治、治理与共治、治理与法治的相互关系。先生认为民主与法治是国家治理的两块基石，应该让选举民主、协商民主、自治民主、谈判民主共放异彩，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这些艰涩的理论，在先生那里则如拉家常般娓娓道来，既不突兀又不失灵动。细思，则又句句珠玑，听来确有醍醐灌顶、当头棒喝之感。由此联想到梁任公初会康南海后所发之慨叹：“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生平知有学自兹始。”虽时事移换，却也未免感同身受。离开李宅，我已经完全不在乎三月份的博士生入学考试会是什么结果了，因为这次会面本身已足可让我受益终身。

先生一生际遇坎坷。虽出身书香门第（先生的祖父、曾祖父都是清末进士，曾祖父李蕊还是清末翰林，著有《兵镜类编》一书，伯父李祖荫是著名的民法学家），却幼年丧父少年丧母，13岁就不得不从军学医。1954年9月，先生考入武汉大学法律系，在那里，天资聪慧的先生本该会获得一个美好甚至伟大的人生起点，因为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先生就在《光明日报》《湖北日报》《法学》等报刊上发表了文章；而且在那一年，先生还参加了全国先进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并获授“青年法学家”称号。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月，整个社会都被一股无以名状的洪流所裹挟，作为一个青年大学生，先生终究无力逃脱。1957年先生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极右”，旋即又在1959年因投书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入狱20年后，于1979年年底获得平反，并于1980年1月24日43岁生日当天出狱，成为武汉大学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待分配毕业生。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有感于人生最宝贵的20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出狱后的先生尤知时间的珍贵，决心要将失去的光阴夺回来。天道酬勤，先生在1989年就晋升为教授，2004年获评首届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更于2010年获评“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跌宕的人生经历，先生一向惜时守时。凡交代给学生的读书写作任务，皆有明确的时限，若以天计，则在截止日前一到两天，先生必会电话询问进展。在我的印象中，凡每次约好与我的会面时间，先生必在会面前10分钟左右给我打电话，用他那带有浓重湘音的普通话询问着：“小孙啊，你到哪里啦？”后来我才知道，先生对他所有的学生都是这样。我的理解，先生这么做，可能不仅仅是对守时的言传身教，也是让那些一不小心忘了赴约的学生有一个弥补的机会，而学生又不会因此而陷入尴尬，足见先生的用心良苦，诚所谓“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

先生对学生的培养，从来都是身教甚于言传。先生虽已入耄耋之年，但依然坚持每日阅读且笔耕不辍。在2015年11月8日举行的“李龙先生法学思想研讨会”上，时任法学院院长的肖永平教授就曾说，在全院每年年终的学术成果统计中，先生总是位列前茅，这确实不能不令人感佩。在学术研究上，先生认为有“三重境界”，即了解前沿为第一重境界，研究前沿为第二重境界，创造前沿为第三重境界。先生希望学生都能至少处于第二重境界，并力争都能达到第三重境界。先生认为，要达至这一目标，就必须坚持阅读经典与学术创作齐头并进，来不得半点怠慢。先生对马列经典的反复研读，对一个个学术前沿的开拓，如对“人本法律观”、和平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等的研究，正是对这一理念的践行。“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在30多年的教学科研中，先生获奖无数，单是国家级一等奖就有六项，培养的博士生更是多达百余人，其中不乏法理学名家。因学生中有太多人都已成长为法学院的院长和高校的校长，以至于有人戏称先生是“院长与校长加工厂”。

待我入先生门下时，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正进入提速期。先生几乎每个月都要赴京参加有关书稿的审议会议，这对于一位80岁的老人来说，确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由于先生不谙电脑，每每所提建议都要通过手写完成，再交由打印社打印，亲自校对后，再将电子稿发送“马工程”办公室，无形中又要多出许多事，加之每次会议日程又很紧凑，去京一趟，每每疲累，师母心疼，总是有意无意地劝阻，但先生总说：“在其位就得谋其政，我是审议委员会的委员，又是法学组负责人，我不去怎么行呢！待到这些教材审议完了，我就一心在家带博士。”因为年龄与身体的原因，参加这样的一些活动就不得不需要一名陪同人员。由于与我同届的是一位师妹，陪同先生出差多有不便，于是我就成了先生的选择。但逢出差，先生总是提着他那不知已经用了多少年的黑色提包，我每每要帮他提包，他都拒绝。其实那个包里装有衣服、书稿等，重达十几斤，他每次都是自己提，走得还不比我慢。考虑到他的身体，我不得不反复提醒，要他走慢点；而先生每次都报以微笑，脚步却从来没有放慢过。

先生生活非常简朴，从不浪费。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陪同先生去北京。订的票是上午，这就不得不在火车上吃午饭。我们点的是梅菜扣肉，记得是65元一份，先生知道价钱后，懊恼不已，并严斥高铁经营的垄断，也为自己没能对我订饭进行有效监督，因此超出出差补助标准而后悔。此事直至我们返程，先生都还耿耿于怀。后来我俩决定，再去北京一定要乘坐中午12：15的车，虽然到达酒店时会有点匆忙，但可以在家里吃过早中饭再出发。现在陪同先生出差的已是我的师弟了，但这一“传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

我喜欢陪先生出差，原因有三：一是我个人较为懒散，每次出差，先生必问最近读了什么书、思考了什么问题、写了什么文章，如此，我也就无法不用功了。二是先生最喜欢与学生纵论古今。出差路上的几个小时，就是我们师生互相交流讨论的时间，也是我学习先生观察问题、论证问题方法的好机会。我的几篇文章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触发灵感而完成的，虽然并不是每一篇都刊发了，但智识上的锻炼却是不争的。三是这会让我不断地走近先生。先生的一生本就是个传奇，通过先生每次或多或少的回忆，我每每会在先生铺陈的人生画卷中穿越时空，在与他所处的那个激荡的时代的对话中感受沧海桑田。其实，任何的历史教科书在这样一位老人面前都会显得苍白与无力。

当然，出差途中也并非全是学术研讨那么严肃的话题。快乐怎么可能会舍得离开这样一位充满故事的老人呢？先生虽然皓首穷经，却从没放弃对生活的热爱。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先生才能在数次面临几乎绝境的情况下抱持信念，并赢得与命运对弈后的胜利。在狱中那会儿，先生热爱读书、下棋，因为是狱刊编辑，也能抽抽烟、喝喝酒。出狱后，这些“爱好”都“坚持”了下来。由于几年前突发脑梗，在医生的建议下，当然也离不开师母的有效监督，先生戒掉了烟酒，但出差时还会因为远离监督而抽上几口。每每如此，先生总会孩子气地自我解释：“别人送的两包烟，不抽浪费了。”记得有次在宾馆，先生因吃多了饺子，肚子不舒服，他想抽烟时，我就对先生说：“您肚子不舒服还是不要抽为好。”先生回应：“烟是进肺的，跟胃没关系。”我则用身体本是一个有机系统加以反驳，先生只好悻悻然呵呵一笑，随即边掐灭手中的香烟边说：“这颗烟不大好抽！”

近些年先生喜欢看点电视。记得第一次陪同先生去北京开会，刚到的那天晚饭后，先生叮嘱道：“小孙啊，你先回房间去洗洗，一会儿来我房间看看电视，顺便聊聊天。”过了大概不到一个小时，我来到先生的房间。只见先生一边开心地笑着，一边大声地招呼：“快坐下，快坐下，看看这个男的能有几盏灯？”原来先生正在观看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后来我才知道，先生在戒掉烟酒后，消遣的方式就变成了看电视，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就是《非诚勿扰》和当时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红高粱》。看《非诚勿扰》时，先生会饶有兴趣地对男主角进行一一评析，并对其能保留几盏灯、站到第几关、最后会选择谁进行预测。先生会为自己看中的男主角未能最终与女主角牵手而惋惜，也会为自己预测得准而高兴不已。在观看《红高粱》时，先生会对日本侵略军的残忍行为默默不语并眼噙热泪，也会对自己熟悉的枪炮进行性能讲解，仿佛置身于当年的军营。这样的场景是很难让人联想到先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法学家的，那分明就是一位亲切的邻家爷爷。

“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大善人，自芳而芳人。我常想，遇上先生这样的老师，虽是我今世的缘与莫大的幸，但一定是我前世曾经的苦修才换得的福，我怎能不备加珍惜！

原载2020年《武大校友通讯》，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P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