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导师陶德麟先生2020年5月24日下午五点零八分溘然仙逝，学生不敢相信，悲痛不已。5月28日与先生做了最后的告别，心情始终无法平静。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不时在脑海浮现，一切都仿佛在昨天。谨以此文记下先生的指导与教诲，表达学生无尽的怀念与哀思！

幸入陶门，师生结缘

初识陶德麟先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从东北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懵懵懂懂地踏入哲学园地，就听闻陶先生在学术上的建树。陶先生大学毕业后就留校担任时任武大校长李达的学术研究助手，在我入学的那一年被国务院评为博士生导师，对我们来说唯有崇敬和崇拜。那时我从未想过、也不敢想有一天会成为他的学生，谁承想十年后我竟能忝列门墙，有幸与先生结下不解的师生缘。

我1984年入学，1988年获得学士学位。而1984年至1988年，正是陶先生任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哲学系主任的时期。因行政事务繁多，陶先生并没有给我们本科生上过课，只是做过几场讲座。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毕业那年陶先生作为系主任专门给我们毕业生做的毕业演讲。六月初的武汉，天气开始微热起来，坐在下面静静聆听的我们还没有那么强的热感，在作报告的陶先生却因为站着讲话而汗流满面，不时用手绢擦着汗。当时负责组织活动的辅导员看到此情景，询问陶先生是否开启电扇，陶先生说，电扇噪音太大，影响效果，同学们不觉得热的话就不要开了。就这样，在闷热的环境下，陶先生给我们讲了一个多小时，勉励我们继续前行，要我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不要辜负母校的培养。虽然陶先生那天演讲的大部分内容我记忆模糊了，但他关心学生、爱护学生的形象却从此在我心中树立起来。他不仅儒雅、博学，更是有爱心，关心学生。先生不再那么高高在上，而是变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硕士毕业留校任教三年后，我萌生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此时陶先生已是武汉大学校长，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讲师，自然是不敢报考他的博士的，所以我最初想报考的是另外一位导师。当我把报考博士的想法向系里汇报后，系里建议我报考陶先生的博士，因为研究方向更切合我的研究基础和学科建设的需要，于是我在报名表上导师一栏中斗胆填上了陶德麟先生的大名。填报报考申请后，我想还是要跟陶先生联系一下，请教一些问题。考虑到陶老师工作忙碌，我选择在休息日和晚上联系，但打了两次电话都是师母接的，陶先生忙于公务没有在家，只能向师母告知我的想法。第三次我再冒昧地打电话时，师母说陶先生已经知道我报考的事情，他现在工作太忙没有时间接待我，让我跟欧阳康老师联系报考博士具体事宜。还是因为忙，博士生复试陶先生也没能参加。就这样，一直到我收到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也没能与陶先生见上一面。

1994年，我终于有幸成为陶先生的弟子。不幸的是博士生入学体检时，我被查出患了气胸病症而住院。幸运的是因为住院，我见到了陶先生，有了跟导师的第一次私下交流。当时陶先生因探望一位生病住院的副校长来到校医院住院部，正好是我住院的地方。我听到医生说校长来了，连忙起身走到走廊，看到校长一行走来，我马上走上前，对陶先生说：陶校长好！我叫倪素香，是您今年招收的博士。陶先生问：你怎么在医院？我说我体检查出患了气胸，现在住院治疗，不能上课，非常不好意思。先生说：你安心治疗，课程以后再补。听了先生的一番话，稍感欣慰，于是安心养病，经手术治疗康复后在第二学期开始上课、补课，顺利完成了博士课程的学习。

在我攻博期间，先生还承担着重要的行政和科研工作，只能利用休息时间给予我学业的指点和教育。特别是博士论文的写作，从选题、提纲到初稿、定稿，都凝聚了先生的心血。先生在我论文初稿上留下的批语和建议，给了我莫大的启发和启示，我也得以顺利完成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1998年5月26日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与导师的合影

倾心教诲，师生情浓

陶德麟先生不仅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影响着他的学生，更是以他的高尚道德和人格魅力感染着学生。不管行政事务多么繁忙，先生一直站在学术工作的最前沿，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桃李满天下。我以能成为先生的学生而倍感光荣，更荣幸的是先生不仅在我们就读期间教授我们学业，更是在我们的事业发展中不断给予鼓励和帮助。

我博士毕业后，先生仍不断给予我学术上的关心和事业上的引导。我的博士论文在2001年出版时，我忐忑地向先生提出，能不能拨冗为拙著作序，先生欣然应许。先生在序言中写道：本书在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巨大工程中增添了坚实的砖石，在以往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这就是作者的初衷所在，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这给了我莫大的激励，也成为我学术研究道路上最大的动力。我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制度伦理研究”在申报过程中也得到先生的指点和支持，先生亲自修改我的申报书，让我感动不已。在项目完成2008年出版之际，又得先生大力扶持，再次为该成果的出版作序。他在序言中再次勉励我：从博士论文《善恶论》的纯理论的研究转换到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对作者来说也是一次跨越式的进步。书中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但我以为《制度伦理研究》一书为制度伦理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相信出版后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和影响，也希望作者把此书的完成当作新的开端，虚心听取专家学者和其他广大读者的批评，继续作更深入的研究。作为作者的导师，我也愿借此机会对多年来帮助和扶持倪素香同志成长和进步的同仁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先生的肯定和抬爱，我十分感激！

为了提携后学和弟子，陶先生还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子课题的研究，继续给我提供求教和学习的机会。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了课题团队，在陶先生的指引下继续探索和研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这一课题，研究成果2011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再次为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书作序，他说：“作者并不回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各个历史阶段争论的焦点问题，客观公正地分析其背景和特点，是目前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著作中比较少见的，这也是本书的特点和优势。可以说本书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史的简单描述，而是探讨了每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问题及其如何在问题的争论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题。因此，本书也呈现出一定的理论探索和理论研究的深度，具有问题意识和历史视角，是问题史与发展史的统一。”这又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鞭策。

先生卸任校长一职后，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出版了《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研究》《陶德麟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实践与真理——认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著作多部，笔耕不辍。陶先生还把他出版的《陶德麟文集》签名后送给我，让我开心不已。

先生也开始参加学术会议，并不断在会议上发表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让与会专家和学者深受教益。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只是一个在荆棘丛生的小路上蹒跚前进的平庸的探求者，年事越高越深感自己的无知，明知老之已至而不敢懈怠。因此有机会我就尽量参加有先生出席的学术活动，继续领略大家的风采，继续接受先生的引领，和先生的学术情缘也越来越深。

我今天能有幸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者和博士生导师，与先生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在我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先生仍以他的高尚人格影响着我，引导着我，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先生不仅教会了我专业知识，更为我树立了做事和做人的典范。

2014年与先生在新洲参加学术研讨会

殷切关怀，师恩永存

先生退出领导岗位后，我和先生有了更多的联系和接触。先生对学生的点拨和提醒如春风化雨，他从不严厉批评学生，总是在轻言细语中透着严谨和温暖，在润物细无声中滋润着我们的心灵。

博士毕业后，我基本上每年的教师节和春节都会去拜访先生，如果碰巧家中来客不多，先生就会和我聊起家事，聊起他成长的过程。从交谈中我知道了先生出身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是清末儒士，在家乡开办学馆，一生清贫；他的父亲幼承家学，早年投身辛亥革命，曾任孙中山先生大本营参谋等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因在家中藏匿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并护送出境被当局免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的父亲贫病交加，仍拒绝为当局服务，于1949年病逝。陶先生的母亲曾就学于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任中小学教师。陶先生深厚的国学功底和西学素养，与他家庭的教育和影响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当年他父亲不顾生命危险保护共产党人的情景，让人由衷地敬佩。我当时好奇地问：您父亲为什么会那么勇敢？先生说，自己的父亲当时并没有询问到自己家里躲避的人的身份，但心中已猜到他们可能是共产党，父亲觉得不管是什么人就这样被国民党杀害都是天理不容的，应该想办法保护他们。另外，先生说他的父亲对国民党的很多做法早就多有不满，以致在1948年愤而退出国民党并拒领退休金。先生在1978年冒着极大的风险，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无畏、勇于担当精神，一定有其父亲的影子；先生百折不挠、人道情怀、虚怀若谷的高贵品格，想来也是深受家学的陶冶，让后辈敬仰。

先生曾和我谈过他的求学经历，我想也是在敦促我勤勉奋进吧。先生没有上过小学，抗战时期举家迁至恩施，学习环境异常艰苦，就这样，先生在12岁时还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省立实验中学。先生说，尽管那时学习条件比较艰苦，大家在油灯下读书，在河水里洗脸，在操场上进餐，但这锻炼了自己的坚强意志，培养了自己浓厚的报效国家的情怀。先生还补充说，因为是省立中学，他们的学费是免费的，食宿也是免费的，抗战胜利后他随实验中学迁回武汉继续学习，也是免费的。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在抗日战争那么艰难的环境下，一些中学竟可以享受到免费的教育。先生说，这是因为学生来自沦陷区，他们大多背井离乡、无依无靠，所以政府决定全部免除这类中学的学费，由国家供给食宿直到毕业。先生特别感恩这一段生活，尽管有许多困难和艰辛，但有国家的支援和大家的努力，让生活充满了希望，奋斗有了期待。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被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华中大学同时录取，最后因为要照顾母亲选择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听先生讲述他的求学经历，心中不免感慨万千，先生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都能坚持不懈地求学求知，今天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先生并没有直接告诫我说要不畏艰险、要永不懈怠，但他的人生经历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就是他书写的校训：自强，弘毅，求是，拓新。

先生还和我谈起过他在“文革”中的过往，可谓刻骨铭心。当年年仅35岁的先生成了全校的“黑帮分子”之一，被囚禁起来批斗审查，随后被送到襄阳劳动改造，其间又一度被加上所谓“5·16分子”的罪名，关在单身牢房里被刑讯逼供，并以“假枪毙”相威胁。其中有昔日的同事为表忠心，对先生拳打脚踢；也有学生贴出大字报，对先生揭发批判，先生虽然伤心但并未记恨。他和我说其中一个伤害过他的老师，后来因为住房的事情求过他，他并未打击报复，而是吩咐相关部门按照规定予以解决。我问先生为什么不恨那些打击他的人，先生说：“文革”是时代的悲剧，时代的错不能让个人来背负，我个人不需要他们道歉！这是何等的胸怀！后来担任领导职务，面对批评他的人、甚至不同意见的人，先生也总是一笑了之；甚至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先生总是不计前嫌，一如既往地给予关心、爱护和帮助。宽容是一种美德，尤其是对对手的宽恕更是一种难得的道德境界。先生的博大胸襟和虚怀若谷所散发出来的人格魅力足以让对手折服，让世人敬佩，让学生仰慕。

先生不仅给学生、弟子亲人般的关怀，其实他对每一个人都是关怀有加的。先生生病期间我多次探望，没有想到先生不是在关心自己的身体，而是总在问我的身体如何，让我十分感激。最初因为住院与先生的邂逅，成了先生一直不忘的关怀，几乎每次聊天先生都会嘱咐我注意身体。先生不仅关心我，还时时询问我家人的情况，对我女儿能出国留学后又回国读博士，先生由衷地高兴。即使女儿不在国内，我去探望先生和师母，临走时师母也会拿出一盒糖果让我带回来，让我跟家人分享。先生一家对待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同仁都是如此，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收到过先生春风般的嘱托和师母送的巧克力。先生却从来不接受学生们的吃请，每年教师节弟子们都想请先生聚一下，先生总是以身体不适为由予以拒绝。他在八十寿诞之际要请学生们聚餐，大家却觉得应该是学生请先生才对。先生发话：如果不让他请，他就不出席。弟子们只好依了先生。先生高洁清廉、正直仁厚的品格可见一斑。

2020年1月20日，我应邀在省人民医院采访先生，躺在病床上的先生思维敏捷、口齿伶俐、记忆清晰。当我说到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和列宁诞辰150周年时，先生马上说恩格斯生于1820年11月28日，今年是200周年诞辰；列宁生于1870年4月22日，今年是150周年诞辰。听到先生对几个诞辰日期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且准确无误，就想先生的身体应无大碍，很快就会治愈出院的。谁承想这一次和先生的见面竟是永诀。采访的稿件《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访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陶德麟教授》于5月刊发时，正准备拿去给先生过目，却是噩耗传来。这篇采访成了先生最后的语言和文字，也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纪念和缅怀。

先生用其一生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教给我们学术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先生用他的生命之光，照亮了我们每一个的人生之路。于我而言，先生不仅是一位恩师，也是长辈，是如父亲一般的亲人。先生谆谆的教导、时时的关心、暖暖的问候，点点滴滴学生都记在心里，存在脑海。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但恩师的教诲和关怀会让我受益终生，也将永存心间！

原载2020年《武大校友通讯》，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P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