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从1963年武汉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留校工作算起，我与查全性老师共事已半个多世纪了。

我是1960年秋季以“代培生”身份到武大化学系插班进入三年级学习的。我原是1958年入学的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河川系学生。1959年，正值“大跃进”的第二年，中央领导鉴于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下文件指示“凡有条件的工科大学都要办理科”，于是许多自认为“有条件”而实际上并无条件的非综合性大专学校就在自己的学生中选定若干“预分师资”，送到综合大学去学理科，指望学成后回来当理科教师。这样，武大化学系1958级（即1963届）就增加了一个由外校送来的代培生组成的约30人的代培班。刚到代培班不久，就从比我早来一年的同学中得知，查老师曾是地下党员，又是业务尖子，刚从苏联进修回国，是全校教师中“又红又专”的典型。那时，“又红又专”是大学生的努力方向，因而我对查老师虽未谋面已生敬仰。

后来，系学生会组织了一次“红专报告会”，请查老师主讲。报告会地点在学生俱乐部（现樱顶学生食堂上面），同学们都坐着自带的当时学生标配的小板凳。查老师那时还不到四十岁，戴着玳瑁色边框眼镜，已开始谢顶，但精力充沛。他讲了一个多小时，其中大部分内容现已无记忆，但有一句话我一直没忘：读书不是一本书一本书地读，而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读。这对我来说很新鲜，因为从小学到大学，我们就是跟着课程安排一本书一本书地读的。后来，我逐步领会到，围绕问题读不同的书确实是求得对某一问题的深入理解及不同领域知识的融会贯通的好方法。

听课使我对查老师有了进一步了解。他先给我们上的课是化学系四大基础课之一物理化学中的电化学部分。当时化学系有几位老师以课讲得好著称，但我最喜欢听的还是查老师的课，觉得他的课讲得活，常触类旁通，将电化学与其他课程的内容有机地联系起来。因而，在四年级分专业时我申请学“物理化学专业的电化学专门化”（当时的学科分类方法如此）。

在电化学专门化，查老师给我们开了两门课，分别是“实验室电学基础”和“电极过程动力学”。教材都是查老师自编的油印讲义，边上课边印发。那时国民经济刚从“三年困难时期”走出来，讲义的纸张粗糙、颜色土黄，但散发着油墨香。“实验室电学基础”是一门很有特色的课程，从交直流电和检流计开始，到电动机、电子管、半导体，再到当时的先进仪器示波器。这门课对我们后来在工作中掌握各种仪器的帮助极大。

查老师编写的《电极过程动力学》讲义值得特别说一下。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电化学专门化，但都苦于没有合适教材。查老师的讲义在同行中流传后，受到普遍好评。1963年，第一届全国电化学会议的与会代表一致要求查老师在讲义的基础上写成专著正式出版。经两年努力，《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终于脱稿。遵照查老师安排，我为全书手绘（那时还没有电脑）了全部插图，并于1965年到位于恭王府的科学出版社与白明珠编辑联系出版的后期工作。此书原定于1966年出版，但因“文化大革命”推迟了十年，到1976年才问世；后来在1987年和2002年先后修订扩充成第二、三版并多次重印。这是一本至今长盛不衰的中文电化学专著，对国内电化学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查老师于1957年被派往苏联进修，师从现代电化学奠基者之——弗鲁姆金院士，1959年回国后在“热化楼”的一楼（包括其后面的几间平房）建立了电化学实验室。在我做毕业论文时，他有四五位更年轻的教师协助工作，已有一名研究生在学。科研方向包括了电化学的主要领域，如化学电源、金属腐蚀与防护、表面活性物质在电极上的吸附、电化学测试新方法等。所用仪器设备在当时都属比较先进的，其中质量较好的如标准电阻箱、电容箱和部分示波器等都系从苏联进口。在尽量添置先进仪器的同时，查老师也从实际出发自己动手做一些小仪器，如电子管恒电势仪、半导体放大器、自动控制的拉单晶装置等。查老师对仪器有极强的驾驭能力，因熟悉其性能从而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大多数情况下仪器坏了还能自己修，给示波器“开膛破肚”是“家常便饭”。

我的毕业论文是用滴汞电极研究碱性溶液中汞的电化学氧化，所用主要仪器是国产882型自动笔录式极谱仪。查老师先将仪器说明书给我，要我两天看完。虽然上过“实验室电学基础”，可是看到迷宫似的线路图我还是觉得无从下手，花了两天仍没看出头绪，经查老师一番当面讲解后终于豁然开朗。从此，我对仪器的电路图就不那么怕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实验室得到一台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进口的顺磁共振仪，我被安排负责管理。使用过程中顺磁共振仪出现过许多故障，凭借随查老师工作积累起的信心和勇气，硬着头皮啃说明书和电路图，终于一次次克服了故障。那台仪器一共用了20年，直到“全面器官衰竭”。据我所知，这是全国同时进口的同型仪器中使用年限最长的一台。这是后话。

通过上大课、小课及毕业论文等活动，我对查老师的了解逐步增加，觉得查老师是我所遇到的老师中最善于学习和最有发展前景的，从而产生了毕业后在查老师身边工作的愿望。“文革”后，查老师成为武大第一位新增选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似乎印证了我的看法。我来武大时是华东水院的代培生，但到毕业时原来“工科大学办理科”的计划已作废，允许我自行填报毕业分配志愿。1963年毕业时，分配志愿表上我填了“留校工作”，结果被批准，从此开始了与查老师一起工作的岁月。

在与查老师共事的半个世纪中，我们一起做过不少课题，其中印象最深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200瓦间接氨空气燃料电池”项目。该项目由邮电部下达，与武汉邮电学院合作，目的是为边远无人地区微波中继站提供自动化长期连续工作电源。该项目开始于“文革”期间，动员了当时武大电化学几乎全部的研究力量。查老师带领大家做实验和分析实验结果，也一起轮流值夜班检测电池放电。那时粮油都计划供应，但因公值夜班有特供夜宵，每人二两面条、一个鸡蛋、一勺食油，加上几片青菜和一点酱油。查老师与我们一样，干到半夜转点时在实验室电炉上煮面条。经过查老师与大家一起“摸爬滚打”的攻关，历时七八年，燃料电池项目基本达到了设计目标，并在国际会议上报告后得到外国同行好评。虽然因不久后国产通信卫星上天，微波地面中继站已不再必要，此成果最终未投产实用，但攻关过程中学到的科学知识和工作方法，对我们今后工作有着长远影响。

在燃料电池项目攻关期间，有一天查老师不无感慨地对我说，“现在我总算比较会用欧姆定律了”。一位资深物理化学教授用这样的语言谈及一个初中就教过的物理定律，初听不禁会令人感到意外，但我立即联想到当时正在研究的“多孔电极极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电极内电流、电势的三维分布，而此分布是欧姆定律与电化学定律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欧姆定律的公式很简单，但在这样复杂的实际问题中，在该用到它的时候能想到它并正确地运用它，就不那么简单了。这可以说是将书本知识用于具体实际问题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理论联系实际”学风的一种体现。

在与查老师长期共事的过程中，还体会到“理论联系实际”更深广的意义。在燃料电池攻关中，我们不断结合自己的工作探索着如何处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经燃料电池攻关这一长时间跨度的硬仗，我们对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查老师将此总结为“在研究重大应用课题的同时，力图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性认识”。这句话字面上看起来很简单，似乎不言而喻，但却是长期亲身探索的总结，真要做到并不容易。我有幸跟着查老师，在燃料电池攻关中，走过了一遍“从实际问题中提炼出科学问题，将科学问题抽象为数学问题”的全过程，获益匪浅。1973年，邓小平刚复出，查老师就以武汉大学化学系电化学研究室的名义在《长江日报》发表了题为《在科研中要注意基本理论研究》的文章，以自身经历呼吁正确对待理论研究。

我觉得，“理论结合实际”的学风是我跟随查老师数十年的最大收获，这也是武大电化学的特色和传统，一代又一代的武大电化学人都不同程度地受此熏陶。我欣慰地看到，新一代的武大电化学人正继承和发扬着这一学风，相信他们能不断开创新局面，做出新成绩。

原载2020年《武大校友通讯》，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P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