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李达为武汉大学校长， 1953年2月23日，李达离开湖南大学正式调任武汉大学校长职。当晚李校长通过校广播台发表广播讲话，翌日正式上班，他在武大工作直至去世，是武大主政时间最长的校长。学校成立新的校务委员会，设校长办公室，任命谭崇台为校长办公室主任。学校其他机构和人员均无变动，学校日常工作照常进行。

李达校长在武汉大学主政期间坚持按教育规律办事，力图将武汉大学建成“一流大学”。他对工作严肃认真，对教学和科研工作要求十分严格；对待学校教职工态度诚恳、礼贤下士。在他任武大校长期间，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学科研工作很快步入正轨，教学质量迅速提高。全校广大师生员工对这位久负盛名的马克思主学者、中共“一大”代表由衷尊敬与爱戴。大家不约而同地尊称李达同志为我们的“老校长”。

重建武大哲学系李达到武大第一件事，就是组建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全校公共政治理论课，并对曾在院系调整中被撤销的武大哲学系立即进行恢复重建工作，在老校长的重视和领导下，发展成为著名哲学系之一。李达明确表示：在学术上竭诚拥护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鼓励教师大胆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自由平等地讨论学术问题。他说：“政治上绝对服从毛主席，学术上可以同毛主席争鸣。”

一成不变的中山装李达老校长是一位典型的学者，他总是穿着一身中山装，庄重朴素。他尊重知识，平易近人，将学有专长的老先生视为办好武大的基本力量，尽量为他们创造条件以发挥所长。如有特殊任务要布置给指定的专家、老师，不是直接让校长办公室通知或打电话，而是亲自登门拜访，以同事态度与之当面商量征求意见，力求调动专家学者的积极主动性，使教学科研任务高水平顺利圆满完成。他爱护学生，如有学生前来拜访，他会放下手头工作亲自接待。在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号召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李达更是努力为全校师生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科研环境，十分重视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当时的珞珈山校园，晨读朗诵外语之声风气盛行，图书馆、阅览室前排长队求一自习座位等现象，形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李达当选为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当时武汉大学有两位学部委员，与他同时当选的还有数学系的李国平教授。1956年，经教育部评定，武汉大学有六人被评为一级教授，他们是：中文系刘永济、刘博平，历史系李剑农，哲学系李达，数学系李国平，生物系高尚荫。这一年中国科学院在武汉筹备设立分院，李达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临时党组书记、武汉分院院长，兼任湖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及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

李达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做出了人所共知的重要贡献。李达写作专著《唯物辩证法大纲》的动因，来自毛泽东的提议。1961年8月，毛泽东特约李达在庐山会面，畅谈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问题。在这次交谈中，毛泽东又一次高度评价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赞扬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认为：现在此书还有重大意义，应该修改出版。毛泽东的谈话给了李达很大鼓舞，他欣然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在哲学系青年教师中遴选几位助手，在《社会学大纲》的基础上，重新撰写了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这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分为上、下卷：上卷论述《唯物辩证法》，下卷论述《唯物史观》。李达的写作班子里有他的学生和助手陶德麟，后来成长为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经过四年的努力，上卷内部讨论稿于1965年撰写完成，装订成铅印本，李达将书稿寄给毛泽东和中央有关负责人审阅；但第二年夏天李达便被批斗致死。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出版社请陶德麟根据李达生前意见对上卷送审本进行了必要修改之后，才以《唯物辩证法大纲》为书名正式出版。

李达的组织观念极强。在任武大校长期间曾向党组织坦陈：“因愤恨陈独秀专横，于1924年离开了组织。这是我所犯的绝大的错误。”他说：“我虽然脱离开了党，却绝不脱离马列主义，决不做违反党的事情。”

理论界鲁迅

1956年7月，毛泽东来到武汉，住在武汉东湖宾馆毛泽东一生中曾多次来武汉，并下榻东湖宾馆，此前下榻次数对外一直公布为44次。近日东湖毛泽东纪念馆馆长郑敏庭告诉记者，经过研究室向100多位相关人员求证确认后，修改了这一数字，增加了1953年4月、1963年4月、1965年1月至2月、1968年6月这4次下榻时间。现有纪念画册：《毛泽东在东湖梅岭（1953—1974）》（汉英对照）画册收录了毛泽东同志48次下榻东湖宾馆的珍贵资料。（梅岭一号），他知道李达在武汉大学任校长，特别嘱咐省委联络员梅白说：“小梅，你到我身边工作，我很高兴。……我可有一句话说在前头，以后我来武汉时，有一个人，白天除了我上厕所外，随时可以来见。” 梅白知道毛泽东在说谁，却仍然试探着问：“主席，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同志？” 毛泽东点了点头：“对！他是‘一大’代表，党的‘一大’的筹备者和组织者，‘一大’中央委员、我党第一任宣传主任。我没叫他李达同志，是叫鹤鸣兄，他叫我润之。这是我们两个湖南人、两个‘一大’代表之间的互相称呼。”

第二天，毛泽东要梅白去请李达。李达来到东湖宾馆见到毛泽东十分激动，连忙叫道：“毛主……毛主……” 也许不习惯的缘故，一连说了几次 “毛主”，后面那个“席”字就是没有跟上来。毛泽东见李达那副 “窘态”，呵呵笑了起来，连忙握住老朋友的手说：“鹤鸣兄，不要自己难为自己了。你主、主、主什么，你曾当过我们党的第一任宣传主任，那时我叫你主任没有？没有啊！我们还是过去在清水塘办自修大学那样，你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

你就是理论界的鲁迅受毛泽东乐观大度精神感染，两位契友畅谈起来。毛泽东当面评价李达：“我看你是黑旋风李逵。但你可比他李逵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而你鹤鸣兄却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算起，到全国解放，可称得上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哪个没有挨过你的‘板斧’？鹤鸣兄，不要再自责了，你就是理论界的鲁迅，我一直就是这么个看法！”

李达见毛泽东对自己这样评价有些不好意思，憋在心里多年的话不吐不快，连忙说道：“当时，要是听你的劝告，不与陈独秀赌气而离开党，说不定我还真的与你去爬雪山、过草地了。”毛泽东说：“鹤鸣兄，你虽然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但你那几‘板斧’也叫那些自称是学术权威的人难受了。特别是不久前，你砍胡适的那一板斧，是何等的痛快！” 他们边谈边开着玩笑，一谈就是一下午。

聘用“右派教授”曾昭抡

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李达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权威理论家，同时也是名副其实的“反右权威”，他曾经发表过一系列反右“檄文”。李达爱护学生，视学生为国家宝贵后备人才，把保护学生视为职责所在，他明确表示“反对在学生中抓右派”。他时刻不忘罗致人才，即使被划为右派的专家，也毫不犹豫请来武大，委以教学和科研重任。当时著名有机化学家、大名鼎鼎“右派教授”曾昭抡 曾昭抡（1899525—1967128），字叔伟，湖南湘乡人。著名化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昭抡1912年考入长沙雅礼中学，1915年考取学制为8年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因成绩优异，插班入四年级。1920年毕业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三年修完了四年的课程。1926年获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工程系主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3—1957年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和全国高分子委员会主任。1957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曾昭抡和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等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写了一份《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就关于保护科学家，关于科学院、高等院校，关于社会科学，关于科学研究等，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因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受李达校长聘请担任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1967年12月卒于湖北武汉。，也被李达邀请来武汉大学任教授，曾昭抡重回讲台和实验室非常激动，很快组建了元素有机化学教研室。他除上讲台、实验室外，大多时间在图书馆，主编了200多万字的讲义，亲自担任专业课程教学，建立有机硅、有机氟、有机硼和元素有机高分子科研组。在他的影响下，青年教师查全性和他的学生刘道玉等青年学子迅速成长起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灾难再次降临到曾昭抡头上，他夫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俞大絪被残酷夺去了生命，他被冠以 “反动学术权威”“大右派”的罪名进行批斗。曾昭抡当时已病魔缠身，癌细胞开始转移，1967年12月8日，在无亲人陪伴的凄惨情景下默默离世，终年68岁。1981年3月，教育部为曾昭抡平反、恢复名誉。1985年武汉大学特拨专款设立曾昭抡化学奖学金，每年评审一次，奖励在校取得优异成绩的大学生和研究生。

李达与毛泽东吵了一架

1958年毛泽东南巡来到武汉。某一天，李达在东湖宾馆见到毛泽东，老朋友一见面，即对当前局势展开讨论。李达面对毛泽东直言不讳地问道：“润之，你说说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毛泽东看了那两句口号后，不以为然地说：“鹤鸣兄啊，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个口号不过是反映了人民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热情而已。鹤鸣兄，你是搞哲学的，实际上这个口号也与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一样，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就都能做到，甚至马上做到，那就不科学了。” 李达则认为：“这个口号在现阶段不能说两重性，说两重性就等于肯定了这个口号。”毛泽东有些激动起来，反问李达：“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李达也激动了：“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万能的、无限大！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浇油，否则可能会是一场灾难！”当时在座的王任重等人都吓坏了，连忙劝阻。毛泽东说：“你们让他讲，不划右派。”李达回道：“你不要用帽子压人！”接着直言规劝道：“润之，这不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问题，而是头脑发热。你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万万不能头脑发热，如果你发热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我们是要付出代价的！”毛泽东也不客气地回答：“鹤鸣兄，你说我发烧了，我看你今天也发烧了，而且有华氏百把度了。”在这次争论中，两人争到脸红脖子粗，谁也没有说服谁。两位老朋友不欢而散。

“我们有责任”

李达对1958年的“教育革命”持反对态度，用刘道玉的话说，“当时整个中国和武大出现了一个极 ‘左’ 路线，而李达的思想体系跟这个路线是格格不入的。搞教育和哲学，都得实话实说。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对教育破坏极大，李达极力反对。”1961年，李达在一次会议发言中直言：这一时期武汉大学教育的失败！他说：“总支书记总揽教学行政大权是不对的”；青年助教就担任系主任是“荒天下之大唐”；“学校办工厂，开口就讲赚了几十万，大学不是做生意”。李达说：“武大出了怪事，下面胡作非为，我们有责任。”

这年夏天，李达在庐山休养，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来看望李达。杨秀峰与李达曾同在北平大学任教，是李达的老朋友。他此行目的是为即将出台的《高教六十条》征询意见。李达坦率批评了“教育革命”，建议实行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这些意见成为了《高教六十条》的重要内容。

武大“三家村”

“文化大革命”来临，李达因为正直和耿介竟亦惨遭批斗，被残酷迫害致死。1966年4月10日，广州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中南局领导人在讲话中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李达被点了名，接着，一些人出于各种动机写了“揭发”材料，编成《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并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加上按语上报中南局和党中央。

武大也有“三家村”武大紧跟北京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批判步伐之后，宣布打倒“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在经受了哲学系部分师生对“大叛徒李达”的批斗后，李达心中愈加烦闷，他对生活秘书说：“我是叛徒，叛的是陈独秀的党，不是毛泽东的党！”此后他心情更加忧郁，沉默寡言。7月中旬武汉天气酷热难当，武大的批斗也达到高潮。每天高音喇叭架在李达校长居所上方，批斗广播加大音量不间断播放；李达所住小院外被一批批涌来的群众包围，都高叫着“打倒李达！”，来自他湖南家乡的“贫下中农代表团”中有个“农民”上来就要用锄头把李达打死；还有个“受过李达批评”的老师，直接跑进书房，指着李达的鼻子骂娘。由于连日饱受肉体摧残和噪音刺激，使身犯严重疾病的老校长常感“头顶发麻”，心力衰竭，胃溃疡复发，糖尿（4个“+”号），血压上升到236/114。本应当急送医院就诊，却由于他是被公开点名批斗的“敌人”，学校卫生科奉命停止了他的公费医疗，连糖尿病必须经常服用的D860药也被强迫停止供应。

毛泽东指示“不要把李达整死”鉴于李达和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王任重先后三次直接请示毛泽东。前两次均未表态，第三次毛泽东表示：“在校内批判一下，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毛泽东还曾当面指示，“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王任重也向毛主席保证：“武大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 7月16日，毛泽东畅游长江，消息传遍武汉三镇。李达产生一线希望，他写了一封呈毛主席的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日。”他要夫人石曼华送到武汉东湖梅岭1号毛泽东住处。石曼华无奈道：“我不能送，我出门都有人跟着。”李达思考再三要刘秘书马上送出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可他一出门就交给武大工作队了。工作队拆开信看完，因是写给毛主席的，也不敢扣押，却直到7月29日，才将李达的“救命信”改换信封与内涵以机要档交邮局寄“中共中央毛主席收”。而头天晚上湖北省委在东湖召开常委会，通过《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毛泽东已于7月18日晨离汉回京。直到8月10日，才收到“李达的信”，但看到的并不是李达原信，只看到一张条子：“李达要求主席救他一命。”毛泽东对李达的求救，当即用特制的粗红铅笔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同日陶铸也在这张条子上作批：“即送任重同志。”然而无论毛泽东的指示还是王任重的保证，都没有传达到，武大“革命师生”也根本不知道竟有如此重要的“指示”和“保证”。

8月上旬，李达病情愈来愈重，他多次“请求自费住院检查、治疗，让我活到运动结束以后再死”，连此求生愿望亦遭严厉拒绝。8月13日凌晨5时，石曼华听到一阵响动，她跑进卧室一看，李达仰卧在地，脸色苍白，口吐鲜血。上午9时，卫生科医生来探视，诊断可能是胃出血，血压也陡降为90/50，随时有发生休克的危险，建议立即送医院治疗，却遭到工作队冷酷无情的拒绝。李达自知生命垂危，却仍在顽强地坚持着，不想就这样戴着一大摞黑帽子死去。他对夫人石曼华说，如果病好了，就一起离开武汉大学，到北京见毛主席“告状”。

李达最后一次向党委书记请求去医院治疗，仍然遭到拒绝。他悲愤交加地说：“印度战俘有病，也会给他治好病送回，现在就算把我当敌人，就算是你们的一个俘虏，也应当让我治病。”李达的住院请求被拒绝后，自知不久人世，他嘱咐石曼华，如他死去，转告陶德麟（李达学术助手）同志，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编出来，把上卷改好，帮他完成毛主席交付的任务。

8月22日早上，李达已奄奄一息，工作队才叫刘长森等人送他去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却不允许夫人石曼华陪同照护。接着李达就被冠以“李三”这一侮辱性的名字住进普通病房（按行政级别，李达是当时整个武汉地区两位6级干部之一，当住高干病房）。在医院三天，李达粒米未进，石曼华托人捎带牛奶过去，也不被允许。8月24日，李达在无亲人陪伴的情况下含冤死去。25日，遗体被火化。随后，工作队就抄了李达的家，将李达的书籍、手稿、衣物洗劫而去。

在李达去世的第二天，武大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李达”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批准湖北省委对李达处分的决定：“开除党籍，按地主分子送回原籍劳动改造。” 与此同时石曼华母女二人被逐出寓所，开始了边挨批斗边拉板车的“劳改”生活，并勒令石曼华劳动改造六年半。

李达恢复党籍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1996年9月12日，李达去世30年后，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李达的骨灰从湖北武昌九峰山公墓移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原载2020年《武大校友通讯》，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P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