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先生

1996年，我考取了四川农业大学，4年本科学习之后，2000年，我又继续在本校攻读硕士研究生。2003年年初，离我硕士毕业还有半年时间，我的指导老师曹墨菊教授来到武汉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在朱英国先生的指导下进行植物雄性不育研究，曹老师了解到我要继续深造之后，积极推荐我报考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曹老师告诉我，先生是一位人品很好的教授，学术成就很高，在领域内十分出名。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就积极备考，在考前一个月，我来到了武汉大学，一是想提前熟悉环境，二是想见见真真切切的先生。我怀揣着一颗紧张而又忐忑的心来到了先生的办公室。初进先生的办公室，看到的是一个房间被隔成了非常狭小的两个单间：外面是先生的助手工作的地方，里间才是先生的办公室，这与我之前想象的有些不一样。一进入先生的办公室，我看到了一位头发花白、脸上有些白斑，但精神非常好、也很和善的老者。先生很热情，站了起来，用略带罗田乡音的普通话招呼我坐下，还倒了一杯温开水递到我手上，问我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此时此刻的我不再紧张和忐忑，那种感觉就像回到了家一样，轻松而又温馨。先生随后说，欢迎报考武汉大学，国家现在急需具有农学专业基础的人才，并向我介绍了团队的一些研究成果，这让我更加向往加入先生的团队去学习和提升自己。

一腔热血找到了方向

2003年4月，我以优异的笔试成绩考入武汉大学，但入学还要通过面试这一关。当时国内正暴发非典（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很是危险，先生知道我是四川人，学校在四川雅安，从雅安到武汉上千公里，路途遥远。于是先生亲自打电话给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荣廷昭院士，委托他组织有关老师，在四川农业大学对我进行面试，先生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我的人身安全。我的面试成绩也很优秀，这样我就很顺利地考取了先生的博士研究生。7月，离入学还有近两个月的时间，在四川农业大学办理完毕业相关手续后，我未做丝毫停留，就买了前往武汉的车票，我想尽早来到先生身边，聆听先生的教诲。在武汉大学安顿好之后，我再次来到了先生的办公室，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先生，先生还是一如既往地亲切和蔼，关心着我的衣食住行。先生问到了我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计划。坦白地说，我当时心里还真没有什么研究计划，也没有明确的研究目标，我有的只是一腔热血，一颗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的决心。我将自己的情况如实告知了先生，先生并没有批评我，而是很和蔼很耐心地告诉我，要深入了解实验室的研究工作，跟随师姐师兄们学好技术、打好基础；要多读文献，尤其是英文文献，跟紧国际研究前沿步伐。先生说，做科学研究既要埋头苦干，也要抬头看路。先生也谈到了红莲型杂交水稻，让我多了解水稻雄性不育与育性恢复方面的知识。之前我一直都是以玉米为对象开展研究，完全没有接触过水稻，是先生让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水稻叫做“红莲型杂交水稻”，还让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了“红莲型杂交水稻”是国际公认的水稻三大雄性不育细胞质之一。

领受核心科研任务

初到武汉大学，先生让我从最基本的水稻杂交开始研究，我做杂交研究的水稻试验田在武汉大学校园里。8月的武汉，太阳毫不留情地肆意照耀着大地，我人生第一次体会到了武汉是全国四大火炉之一的名声绝不是虚传的；更为要命的是，水稻的开花时间偏偏就集中在太阳最直射地表的时刻，中午12点左右，我必须抢在那个时间点去田间授粉，方能杂交成功，否则将颗粒无收。我每天头顶烈日、脚蹬长靴、身穿长袖，汗水像泉涌一样从身体里向外流淌，数度模糊了我的双眼；而我却像士兵一样始终高昂着头，无比忠诚地守卫在稻田里，做着杂交试验。在我眼里，我守卫的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一项科学研究，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有一天气温特别高，太阳似乎是要把自己的全部能量都赐予大地，尽管我自小就生活在农村，具有极好的耐受性，但这样的火热炙烤，已达到了我的生理承受极限，我那颗坚守的心开始动摇。这时，先生来到了试验田，喊着我的名字。那时我正低头做着水稻杂交，看见先生很是诧异：先生没有戴帽子，更没有打伞，肩上就搭了一条毛巾，那条毛巾有些旧，已让汗水浸透。先生站在试验田埂上，一面擦着啪啪直滴的汗水，一面关切地询问我喝水了没有，要防止中暑，试验进展得怎样。先生的询问让我顿时觉得凉快了，一下就把太阳炙烤的难受抛到了九霄云外。我自豪地告诉先生，已经完成了304个单株的杂交，今天就能完成任务了。先生很是高兴，让我等试验完成后就去他的办公室。当天下午，我兴冲冲地来到了生命科学学院大楼第三楼层先生的办公室。先生看着我说：文超，你具有吃苦精神，我们现在想把一项重要的研究任务交给你。时至今日，我已深刻领悟到了这项研究是先生提出并毕生坚持的一项核心科学研究任务。先生的语气很严肃，却又是用商量的语气说：我们打算把“红莲型杂交水稻恢复基因的克隆与分子机理”的研究任务交由你去完成，你觉得怎么样？先生这么重视我、信任我，我立刻向先生表明了态度，毅然接受并将全力完成这项研究任务。先生会心地笑了。

研途的挫折与坚守

接受这项研究任务后，我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研究中，我首先要突破的是构建出高质量的水稻基因组文库，这项工作的技术性非常强，需要提取大量的质粒载体利用超速离心机进行纯化，并提取水稻大片段基因组DNA，利用限制性内切酶进行消化，脉冲电泳分离，连接转化，最后获得水稻基因组的阳性大片段克隆，从而成功构建出基因组文库。以前我从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没有任何基础，这项工作对于我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但我绝不能退缩，不能辜负先生的信任。我从最简单的质粒培养、收集和提取开始，不断地向师兄师姐和同学们请教，先生也时刻鼓励我，并帮助我分析实验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渐渐地，我对这项实验树立起了信心，并沉浸到了实验中。

2004年1月21日，农历大年三十，我没有回四川宜宾老家，依然沉迷在实验中。那时，我的眼里、脑里、心里，全是水稻基因组文库构建实验。那天先生一直在他的办公室、实验室陪着我，并让我给千里之外的亲人打了电话报平安。我告诉父母，先生就在我身边与我一起过除夕，父母很激动，要求我好好跟着先生学习，不用担心家里的事情。第二天大年初一，我早早地来到了学院，整个实验大楼除了值班人员外，没有看见一个人。我快到实验室时，却突然发现先生的办公室是开着的，里面竟然是先生。先生也看见了我，微笑着向我说新年好。在这个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里，先生没有陪伴家人，却守护在我的身边，与我共度新春佳节。扭头进入实验室的我流下了滚烫的泪水。在付出了近一年的艰辛努力之后，临近2004年春节，我终于成功构建出了籼稻9311大片段基因组文库。先生为我所取得的这个小小的进步感到开心，但之后的研究却并不顺利。

2006年6月，是我们这一届博士的毕业季，看着身边的同学各自带着沉甸甸的成果如期毕业，我内心五味杂陈、无比失落；我独自一人来到珞珈山顶，默默地发着呆。先生通过电话找到了我，让我赶快去他的办公室。先生让我坐下后，同样地倒了一杯温开水递给了我，详细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先生要我孝顺岳父母，保护好爱人，爱护好家庭。先生向我谈起了他的人生经历，20世纪70年代，先生被任命为湖北省三系杂交水稻协作组组长，带领50余人在沔阳（现今的仙桃） 排湖农场开展协作研究，当时所有人团结一心，互帮互助，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但后来因种种原因，协作组被强行解散，先生付出的辛勤和汗水付之东流。先生没有怨言，更没有放弃，想尽一切办法组织团队从零开始，坚持水稻研究，最终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马协型杂交水稻选育成功，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红莲型杂交水稻的种子生产也取得重大突破，被大面积推广应用；2005年，先生被评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先生是在用切身经历向我传递着那种永不言弃、百折不挠的精神。先生的话语再次激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渴望，我渴望去探索红莲型杂交水稻恢复基因的奥秘。

成功克隆红莲型杂交水稻恢复基因

2006年11月，我重新准备了实验材料，带到了海南南繁基地种植。2007年3月，先生来到海南研究基地，穿着长筒套鞋（海南田里常有水蛇、石块，防护用），拄着一根竹头棍子（用于察看水稻的长势），带着我来到试验田，亲自教我把水稻单株一株一株套袋自交，以构建更大的遗传作图群体。因为曾经的失败经历，这次的套袋工作我做得特别仔细、认真。3月26日，接到家人电话，我妻子生产了，是个儿子；我连忙把消息告诉了先生，先生听后非常开心，叮嘱我结束田间工作后尽快回家，照顾好家人。40天后，我收完水稻种子，才安心地回到了武汉。看到摇床里的小生命和默默守护在旁的爱人，我内心充满了愧疚和感恩，愧疚对家人照顾不周，感恩有妻如此。8月，先生号召实验室10多位同学和我一起，在武汉花山基地对由2万多个单株的遗传作图群体逐一进行花粉的育性调查。大家克服重重困难，足足奋斗了两个多星期才获得了全部数据。最后，我们通过遗传分析发现，红莲型杂交水稻的不育性是由两对独立非等位的核恢复基因所控制，分别被命名为Rf5和Rf6，由此我们提出配子体细胞质雄性不育作物的双基因恢复模式。双恢复基因模式对于指导红莲型水稻和包台型水稻及其他配子体细胞质雄性不育作物的强恢复系选育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得到了国际公认。随后，我们又把恢复基因Rf6定位在第8染色体，并进一步进行了精细定位，通过农杆菌介导的功能互补试验，验证了PPR894为Rf6的一个崭新的恢复基因，在成功克隆到红莲型杂交水稻这个重要的恢复基因后，我们又利用酵母双杂交技术鉴定出了Rf6的重要互作蛋白OsHXK6，并建立了Rf6恢复红莲型杂交水稻不育性的分子模型，相关成果于2015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上，受到了领域内专家们的瞩目和一致好评。

兼任秘书见证先生为国操劳至生命最后一刻

2010年1月，我留校工作，兼任先生秘书，在协助先生处理一些日常事务的同时，继续从事着恢复基因Rf6分子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工作。兼任先生秘书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接触先生、了解先生。先生胸怀宽广、待人宽厚，和先生相处的那些日子里，先生从未批评过我及他人。有一次我向先生倾诉委屈，先生却告诫我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要我学会包容他人，善待他人。在先生执教50周年座谈会上，先生的高尚品质和人格魅力在省领导、学校领导，以及老师、同学、同事们的言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先生温和的性格、谦卑的为人、大海般的胸怀深深地震撼了我。先生热爱事业，将毕生都奉献给了国家，奉献给了水稻，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先生自19岁那年离开家乡徒步100多华里山路，只身来到武汉大学求学，并留校工作，时至今日已有60个年头。先生留校后，毅然选择以水稻为研究对象，终身与水稻打交道。在先生的带领下，通过53年的努力，武汉大学的水稻研究已经形成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并重的产学研有机结合的研发体系。在一所综合性大学能取得如此成就，实属罕见。

2013年7月22日，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武汉大学鄂州水稻基地，专程考察了红莲型杂交水稻，并看望了先生。总书记拔起红莲型杂交水稻优异品种珞优8号，夸奖禾苗长得壮实。先生向总书记汇报了红莲型杂交水稻的研究进展。当听说红莲型杂交水稻已经在国内外推广面积累计上亿亩后，总书记说：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为国家粮食安全所做的突出贡献；并提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靠自己。先生时刻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带领团队，不顾70多岁的高龄，忘我工作。先生常说总书记来看望我们，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懈怠；我们要加紧高产、优质、多抗和广适应性水稻新品种的研究，加紧红莲型杂交水稻的基础研究，切实践行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靠自己”的最高指示。

2015年体检时，先生的身体有些指标异常，先生积极配合医生进行医治；同时也没有放下工作，始终心系田间地头和实验室、心系杂交水稻事业的发展，忘我地工作着。先生告诉医生说他是老人了，时日不多，要抓紧时间再为国家多做点事。先生多次把病房当成办公室，指导着团队成员开展杂交水稻品种选育和人才培养工作。先生也时刻关注、支持着国家杂交水稻事业的发展，患病期间还带领团队开展“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长江流域杂交水稻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工作，没有丝毫松懈。2016年，国家科技部委托专家对先生领衔的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优秀；每年4月，先生不顾病情，坚决要求离开病房，前往海南南繁基地，深入田间察看水稻生长情况。

2017年4月11日，先生作为主席团成员，在首届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上做主题发言，号召大家团结一心，勇于拼搏，不断创新；希望我国的杂交水稻能为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做出更大贡献，造福全世界。6月上旬，先生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工程院组织的会议，会议间隙，先生曾多次与我商讨如何办好9月拟在南京农业大学召开的“长江流域杂交水稻协同创新中心”学术研讨会；就在去世的前一天，先生还专程召集相关研究人员，商讨着杂交水稻新品种研发事宜。

2017年8月9日2时51分，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听闻先生离去的消息，大家悲痛万分。先生把毕生都奉献给了国家、党和民族，以及千千万万老百姓，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念念不忘他所钟爱的杂交水稻事业，心系国家的粮食安全。先生的一生可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有幸与先生同行14年零1个月7天，感激先生对我的守护和培养，感激先生对我成长的耐心等待，这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先生宽广的胸怀、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以及百折不挠、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奋力前行。

原载2020年《武大校友通讯》，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P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