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2月6日，我从湖北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分配原则是哪里来哪里去，党中央也号召大学生支援西藏。在诸多报名的同学中，校领导批准了现役军人、中共党员彭建强；退伍军人、中共党员周本胜、徐昌荣和中共党员郑克敏等四名同学的申请。

学校给予了我们极高的评价和优厚待遇。将我们作为毕业生典型大力宣传，广播里有声，墙报上有像，标语上有名。物资上也为我们予以充分准备：皮箱、毛皮鞋、皮大衣、大红棉被以及必要医用设备；班里同学筹钱为我们买高压锅、买布做皮箱外套。有人戏言，别人是嫁姑娘，湖北医学院嫁儿子。作为一名普通的学生将投身到支援边疆、服务边疆、建设边疆、促进民族团结的国策伟业中去，是我的荣誉，也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重要选择。

初到西藏

12月8日学校派学生科孙杰科长和一名医生，全程护送我们从武汉乘飞机启程，10日抵达西藏。飞机穿云破雾，我心中也是风云起伏，西藏是什么样？除了听过柴旦卓玛的“北京的金山上”和看过电影《农奴》，其他一无所知。当飞机降落在贡嘎机场时，眼前的环境、民族的差异让我们十分诧异。湖北援藏医疗队左辉队长驱车一百多公里，携氧气袋到机场迎接。由校领导、医生专程护送和机场迎接，住进拉萨最好的宾馆-自治区第一招待所(原十八军交际处)。在当年援藏学生中我们是唯一的。那年先后到达拉萨的全国高校毕业生1003名，我们是最后一批。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自治区主席天宝代表区革委会接见我们。也许是礼堂里人多空间小，加上有人吸烟，我突然感觉头晕目眩、恶心、出冷汗，我立即离开座位，但还没来得及走到门口就休克倒地，幸好及时抢救，有惊无险。青藏高原高寒缺氧的严酷现实，真不是说来吓人的。

参观天葬是我们踏上这片神秘土地的第一课，一星期后的凌晨6点（拉萨日出一般在凌晨8点以后），左队长带领我们一行驱车来到拉萨北郊天葬台。所谓的天葬台其实就是一块向一侧倾斜的大石头，石头上有一孔，象征大千世界的中心。我们到达时，已有好几家丧户早已守候在了天葬台周围。医学生虽然见惯了尸体，但对这样的处理方式还是心生敬畏。天葬师首先将尸体上的衣服解开，轻轻地平放在天葬台的坛场中央，然后将尸体左边朝下，呈侧卧姿势，解除死者身上的绳索和白布，后又将尸体面部朝下放好。天葬师这时必须集中意念，为死者祈祷，祈望死者的灵魂尽快得到超度。然后就开始割礼，在割礼进行的同时，一缕缕煨桑བསང་གཏོང་བ་（点燃拌过酥油的柏树枝）青烟早已吸引了众多秃鹫围在天葬台四周，见到尸体它们已是迫不及待。天葬师的助手与死者家人只得不停地驱赶它们。

天葬师是不能随便下刀的，刀刀都有讲究，刀纹要像比丘袈裟的条格，象征对死者的加持和超度，天葬师把这工作看作一种功德，一种善业。割礼到了最后，一块骨头，一点儿血迹、碎肉，都要清理得干干净净，砸得细细的，装进铜盆，掺上糌粑揉成团，一个一个地喂给秃鹫。尸骨被秃鹫吃得一丁点儿都不剩，家人才放心，天葬师也功德圆满。这时，秃鹫也就恋恋不舍地纷纷散去，飞向天空。只有那堆篝火仍青烟袅袅，在阳光下渐渐地变淡、与白云交融。

地球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能比藏民族更乐善好施、执着仁心了。他们一生都在施舍，即使自己再穷，也不能亏了佛祖的灯油香火。死后的天葬，则是一生中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施舍，佛教中有太子舍身饲虎，而藏人则舍身饲鹰。自己也同神鹰一起飞向天穹，那是他们向往的天堂！穿越时空的天葬，让人惊心动魄，感慨良多。藏民族在对待生死的那份淡定，和死后布施行善的那份超脱让人敬佩。既然死亡不可避免，有什么好恐惧的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活着其实也并不比死去容易。还是珍惜好活着的每一天，珍惜你所热爱的事业、爱你和你爱的人，把握生命的宽度比在乎生命的长度更有意义。

在雪域高原的日子

一、雪山脚下的错那县医院

经过月余的等待，自治区组织部下达分配方案：彭建强在日喀则地区；周本胜在自治区林芝战备电台；郑克敏在林芝地区；我在山南地区。从拉萨到山南地区的途中，路经雅鲁藏布江河谷，两岸的高山几乎全部被厚厚的黄沙覆盖。下午3、4点一路上风卷黄沙、遮天蔽日，吉普车只能开启防雾灯摸索前行。

错那是山南地区除措美、浪卡子外三个高寒县之一。1977年1月18日到县委组织部报到，暂住县招待所。报到一周之后的26号，先期到达的四名大学生，在前往洞嘎区下乡的途中，由于道路结冰发生车祸，同车的19人中，死亡10人、9人受伤，4名大学生不幸罹难。其中包括武汉水利水电学院的朱绍武，临行前朱绍武与我道别：等下乡回来我们一起过春节，没想到竟成了永诀。

刚到错那县我单身一人，在参与抢救车祸伤员后，为了工作方便，在药房搭个铺安顿下来。首先遇到的是语言障碍，幸好绝大多数藏族干部接受过专科学校和解放军“青训班”培训，汉语言较好，这样我可以边工作边学习藏语。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基本掌握常用藏语，可以应付门诊和日常生活。吃饭靠食堂，当然也没少吃蹭饭，反正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全年只有3、4个月能吃上新鲜蔬菜，大部分时间是以干菜以及窖藏的土豆、包菜、大白菜佐餐。有人说：“有钱的吃菜，没钱的吃肉”。当时机关干部每逢年底，每人可以分到2、3只羊和半头牛，当地人嫌麻烦，将宰杀后的头、蹄扔掉，勤快的话，还可以捡来好多肉。实际上是买不到蔬菜，当时没有菜市场，特别是那种滴水成冰的环境，即使是有新鲜蔬菜也无法经营。

最初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基本在乡下巡回。此间，学会了骑马。西藏的马既不像蒙古马高大威猛，望而生畏；也不像云南马，类似侏儒，觉得可怜。藏马是当地群众运输、耕地、代步的主要工具。在那种“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的陡峭路段，还可以拽着马尾攀援而上。我这人惜命，不敢接近性情彪悍的战马，听说早年有个新战士被抛下马背后，一只脚被马蹬卡住，受惊之马生生地将这个战士拖死。后来对马鐙做过改良，这种事就很少发生。选给我的马自然是跑得即快又稳，拽住马尾巴不用担心尥蹶子的温顺好马。时而快马加鞭，时而信马由缰，驰骋在山川沟壑之间，生活虽然艰苦，但那种悠哉游哉的马背生活还是令人难忘。

当地群众对汉族医生統称“中央阿姆基”，意为党中央派来的医生。这是十八军进藏后联系群众、发动群众、打开工作局面的光荣传统之一。全县五个区22个公社，除洞嘎区库菊公社实在是道路艰险没能去，其它村村寨寨包括牧民临时定居点，我全部走遍。几年间，搜集近5000份病例，基本摸清全县疾病谱。早期下乡吃不惯糌粑、酥油茶、干肉，就将面粉炒熟当主食，或者在有食堂的地方多买点馒头。当地群众也十分热情，常给我端来煮熟的鸡蛋、土豆。当然，我也将自带的水果罐头、饼干、糖果馈赠给老人和孩子。后来逐渐适应了当地生活，但，无论是新鲜还是风干生牛羊肉我始终没敢吃。首先是生活习惯；其次是在给包虫病人的手术中，看着从病人体内取出一盘盘大小不等的包虫水泡，哪还有这种和欲望呢？

雪山的涓涓细流，汇入高山湖泊；而众多的高山却由于缺水，山上的植被除少量骆驼刺、沙棘都是光秃秃的裸山。有一次从乃东县颇章乡回泽当途中遇上暴雨，倾刻间一人多高洪水夹杂乱石泥沙咆哮而至，地区卫生局欧珠局长的车通过后，我的车正好落在泥石流的中央，幸亏藏族司机多吉次仁有经验，开足马力奋力冲向高丘。等前面的人发现我们没有跟上，以为我们已经遇难，回头找到我们的时候，在场的人又惊又喜，相拥而泣。还是我和司机反过来安慰他们，有惊无险，又躲过一场劫难。另一次是巡回医疗队在从觉那区返回县医院的途中，一路艳阳高照，在翻越罗堆山时突然乌云翻滚、大雪纷飞、大雾笼罩了整个山野，能见度极低，幸好我们一行七人防雨防寒设备齐全，就在山凹避风处安营扎寨，等到次日雪霁雾散才继续前行。有经验的当地人告诉我们，在路途遭遇风雪大雾，识途老马也辨不清方向，不可鲁莽。否则，迷失方向、冻伤、遇险很难避免。有一次地委王俊杰书记带队到勒布区下乡。勒布区离县城30多公里路程，海拔不到两千米。十月份的天气，山上已是草枯叶落，河谷地带的原始森林依然是郁郁葱葱，翠竹幽篁。这里是县机关、边防团木材和冬季柴火集中采伐地。站在山对面还可以看到一道青黄交接、畛域分明的渐变线。这里是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突破口之一；也是门巴族聚集区。工作队在途径麻玛山时，遭遇风雪，车队被大雪围困在半山腰进退不能。晚上11点多由县机关、县中队、养路段推土机组成救援队，直到第二天上午10点多才赶到现场，所幸全体人员安然无恙。

“错那མཚོ་ནག་”是藏文的音译，意思是：“湖的前面”。县城周围沼泽地很多，偶尔约上好友，带上用空酒瓶自制的炸弹；还有长竹竿（那可是件好东西，不仅可以用来探知前进中每块草甸的承重能力，跨不过去的地方还可以做撑杆跳，杆头绑上网兜可以捞鱼；不小心掉进沼泽，长竹竿就是最好的救身设备），进入沼泽地虽然比较危险但很刺激，如果没有可见的水面，那就是一片大草甸。清人屈大均笔下的《浮田》：“上有浮田下有鱼，浮田片片似空虚。撑舟直上浮田去，为采仙人绿玉蔬。”也许就这个样子，踩在上面犹如松软的床垫。只要有水的地方炸弹一响，立即白花花一片，捕获几十斤鲜鱼很是轻松。

每逢大雪封山，仅有的公路交通中断，唯一与外界联系的只有从邮局收、发的电报，整座县城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等到来年春天，春风送来的不仅仅是花讯，还有一摞一摞过期的信件。这段时间也并不寂寞，因为恰好与藏历新年同步。藏历新年与汉族的春节一样，是藏族人民的传统节日，只是在时间上按照藏历推定，一般有同一天、相差一天、相差一个月三种情况。所以，这段时间有元旦、藏历年、春节三个节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献“哈达”和敬青稞酒拜年。藏历年初二，人人穿上节日的盛装，各家男主人手捧象征供品的“阙玛①”“青稞酒”，女人手捧哈达。清晨结队来到家里，首先献上“哈达”，接下来女主人双手捧酒杯举过头顶敬酒。而被敬者双手接过，然后用左手托住酒杯，再用右手的无名指轻轻地蘸上杯中的酒，弹向空中，轻声念出“扎西德勒彭松措（祝愿吉祥如意美满）”等祝词，如此反复三次。是对天、地、神的敬奉和对佛、法、僧三宝的祈祝。酒不能一饮而尽，而要遵循“松夏布哒”即“三口一杯”习俗。在弹酒敬神后，先饮一口，敬酒者续满酒杯，第三次斟满后一饮而尽，滴酒不剩者，才是最有诚意的。一家一家此起彼落，周围的人用歌声陪伴，直到干杯为止。当然，对实在不擅长饮酒者也可以只喝三口，不会强人所难，我当然是选择后者。青稞酒虽然酒精浓度不高，但如此轮番轰炸，绝大多数都被灌得酩酊大醉。我们在错那经历过好几个藏历新年，盛情难却，加上本人不擅饮酒，在那种氛围中即使想不喝醉都难。接下来是“跳锅庄”和“巴拉秀”，巴拉秀即藏式掷骰子游戏，是藏族传统的民间娱乐游戏之一，往往是通宵达旦。为了让藏族同胞安心过好新年，只要我们夫妻两在医院，差不多揽下了医院的一切工作，让其他员工安心过年。

注：①阙玛即绘有彩色花纹的木盒，左右分别盛放炒麦粒和酥油拌成的糌粑，上面插上青棵穗和酥油塑制的彩花，祈祷来年五谷丰登。

西藏是从奴隶制社会，垂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1959年平叛之前仍然是政教合一的社会体制，无论是社会环境、经济条件与内地相比差距很大，几乎没有工业，地方财政包括全民免费医疗，全由中央财政支付。我所在的错那县所在地海拔4500多米，县医院有七栋（包括门诊、病房、职工宿舍、食堂、马厩）铁皮房，用粗铁丝越过屋面绑上石头坠在地上，避免大风吹翻房顶；一辆南京嘎斯救护车；20张病床；14名医护及工作人员。住院病人大都自带行李，重病人一天巡查一次，轻病人三天一次，没有处方、不写病历，任何人可以随意到药房取药，香烟盒、撕片废报纸写上药名也当处方。是留校在附属第一临床学院（现在的湖北省人民医院）医务处工作的赵厚裕同学，邮去了医院所用的单据样品，才逐渐有了处方和住院病历。在手术室烧柴禾、干牛羊粪供暖。因此，我们对择期手术病人，大多采用集中施治，有时一天连续做3、4台。也在家庭做手术,那是接到一起卡达公社难产出诊。我和河南医疗队杨贵珍队长、妇产科郭金萨医生和手术室器械护士德钦旺姆凌晨出发，骑马70多公里当天下午赶到产妇家中，检查发现是右肩位难产，羊水流尽，露出产道的胎儿右臂已被赤脚医生截肢，漫长的产程，产妇十分虚弱，必须尽快手术结束产程，挽救产妇生命。产妇的家庭床仅有手术台一半高，且有一米多宽，我们几乎是扒着或跪在产妇两侧实施手术。手术虽然顺利，但手持蜡烛、手电照明的家属倒下好几个，我们也累得直不起腰来。一般在这种低温、缺氧、干燥环境下的手术感染率比较低，产妇术后恢复良好。

后来还遇到一位对打针有严重恐惧心理的珞巴族干部阿本。在一次与藏獒搏斗中，造成右前臂软组织开放性撕裂伤，皮肤大面积撕脱，部分肌腱拉断裸露在外。按常规做右上肢套式封闭后就可以清创缝合，但他强烈拒绝打针。手术室因为取暖有火源，不能上乙醚麻醉，无奈之下只好给他口服强止痛（吗啡）片。手术过程中用生理盐水、双氧水冲洗伤口，清除异物，剔除坏死组织，肌腱缝合，皮肤减张缝合，直到手术结束，我们都做得心惊胆战，但他硬是没有一声呻吟。看来《三国演义》中的“关公刮骨疗毒”并非杜撰。

常年的下乡巡回医疗加上出诊任务，医院自己的四匹马已经不够用，借用生产队的马还得县领导批条子，经常误事。医院的那一台南京嘎斯实在是没法用了，行进在路上并不比马快。记得那次到地区医药公司进药，返程的路上不是水箱开锅，就是哪个部件失灵，更糟糕的是在半路所有的风扇皮带竟然全部拉断，备用也已耗尽，不得已只好将牛皮裤腰带解下来代替，300多公里我和司机硬是折腾了整整三天。遇到急诊病人只好向县机关借车。后来，经县领导批准，从成都购回一辆金杯面包车。那种套牌车，在内地也许还可以，但到了错那就出现严重的“高山反应”，空车爬点小坡还得用人在后面推，根本拉不了病人。最后只好找别人换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这车拉货、冬天到勒布拉柴禾没得说，接送病人实在太不合适。无奈我就打起了县政府废弃的那辆北京吉普的主意。我请二团汽车修理师傅悄悄看过，他说：不说还有一台破车，就是什么也没有，只要有配件，我们也能给您拼出一台车来。趁县办公室王永学主任找我看病的机会，顺便索要，他说：这得跟罗布书记请示。我说：书记哪里我去说，只要你答应就行。其实我也明白，这事绝不能向书记说，假若他只问一句：你觉得给县医院配一台小车合适吗？我将无言以对。以其名正言顺，还不如蒙混过关，都有回旋余地。所以，趁书记不在机关，将它拖到修理连，没几天车就修理得可以开动了，接下来就是我和司机群旦送拉萨大修厂。

修理连师傅的技术还真不错，从县城到地区所在地泽当镇300多公里一路顺风顺水。但第二天刚过贡嘎县车身一震，一只后轮爆胎了。这时候的公路上，别说车就是人也极少，眼看下午的风沙即将到来，那时候更难有车经过，弄不好就得在路上过夜。司机问：格拉（藏语老师）怎么办？我说：走啊！司机说：窝茬，莫过！（藏语：我不干，丢人！）我说：还有更好的办法吗？你不干我来！三个轮子的车，歪歪扭扭没开出多远，本来爆胎后的车轮剩下的胶皮外胎也全部被撕脱，粘到在了沥青路上，只剩下铁轱辘在地上滚动。好不容易来到一个村子，发现有一挂马车停靠在院子外面，这种车轮与吉普车轮相仿，可以做替代品。我将车停在隐蔽一点的地方对司机说：我不熄火等你，你去，带上工具。他当然明白我的意思，趁没人三两下弄回一只车轮拼装在我们的车上。他还试图取回千斤顶，我说：走吧！其实一个油压千斤顶的价值与一个马车轮胎也差不多，也算是我们留给人家的一点报酬吧。就这样勉强把车送进了拉萨大修厂。

后来书记来医院看病，指着院子里的大小三台车说：徐院长啊，你比我还阔气嘛！我只好说：这都是托你书记的福唦！如果书记用车，来个电话就行。但话里也可以听出，他已经将这台车认定是医院所有，谢天谢地，总算没白倒腾。从而，这辆车也就合法化了。

在错那县那些年，应该说精力旺盛。无论是哪里缺人手，我都顶上去。书就是身边的老师，X光、化验室、心电图、A超、打针、发药、查体温、下厨房炒菜、炸油条、新医院选址、设计、绘图我都干过。

1986年6月我调地区卫生局，新县医院投入使用。新医院离边防二团卫生队更近了，自从十年前那次车祸，卫生队全力参与伤员抢救之后，我结识了金钟洪队长。从此，两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经常请他们到医院会诊、做手术和参与医护培训班授课；我也常被邀请参与他们疑难病人的讨论和看望他们收治的当地住院病人，无疑弥补了医院技术力量的不足和促进了医技队伍的成长。以边防县为由，还可以挣得一份额外的投入，十年来，各科室配备和规章制度亦日臻完善，各类人员逐年增加，医护及工作人员达到50余名，病床达到40张，已经成为全地区12个县中比较像样的县医院。还有河南、江苏两省援藏医疗队连续多年的技术支援，为医院和各区卫生院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扑灭鼠疫

调地区卫生局业务科后的1989年秋，地区防疫站接到琼结县发生疑似肺炭疽的疫情报告。作为地区卫生局主管业务的科长，局里派我和防疫站郁晓峰医师立即赶到现场。当目睹死者面目狰狞，我感到十分吃惊。检查发现死者肢体扭曲，说明患者临死前有过极其痛苦的挣扎，多处淋巴结肿大和大面积紫褐色瘀斑。经亲属回忆，死者生前曾徒手拾得一只旱獭，并取其胆带回家以及全家有三人相继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的流行病学史。依据老师传授的鼠疫防治知识和藏区有局部流行的警示，我们高度怀疑人间鼠疫②。因此，让郁晓峰即刻采集标本，连夜送自治区防疫站做病理学检查，并向地区卫生局和防疫站领导汇报。我与县卫生局、医院、防疫站负责人立即向县委、县政府汇报。研究决定，由扎西副县长任指挥长，启动“一号病”应急响应。紧急调集县中队和民兵封锁疫区交通，严控进出人员。县鼠防人员分头深入人口密集区开展鼠防宣传，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住院病人和疑似病人立即隔离并注射链霉素，病区彻底消毒。很快即得到反馈，病理检测鼠疫杆菌阳性。随后自治区防疫站鼠防队抵达疫区，开启了大面积的灭蚤、灭鼠工作。地区卫生局冬梅副局长、防疫站白马仁增站长带领医护、鼠防人员和设备接踵而至。重建远离人群的隔离区，筛查疫源范围内和密接人群，集中收治病人和疑似病例。由于处理及时，使这种传播速度快、死亡率极高的人间鼠疫得以有效遏制。本次疫情除一例死亡外，经注射链霉素和隔离治疗后的病人以及疑似病例全部康复，无新增病例。

注：②鼠疫是一种烈性传染病，由于患者晚期全身毛细血管广泛出血，死亡后尸体呈现黑色，故又称黑死病。且传播速度快，死亡率高。文献记载1347至1353年人间鼠疫曾席卷整个欧洲，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我国最早报道是1910年发生在黑龙江满洲里的人间鼠疫，并迅速波及至整个东北三省，在不到1400万人口中死亡高达6万余人。因此，国家将其列为“一号病”。解放后，病原主要为生活在青海、甘肃、西藏、四川等地高原草场的一种鼠类-旱獭传播。旱獭又称“喜马拉雅旱獭，吐拨鼠”。旱獭本身携带跳蚤，且自身和栖息处也会携带鼠疫。无论是与其洞穴、尸体还是皮毛接触，都有可能感染或被跳蚤叮咬；一般而言，旱獭血液中的鼠疫杆菌很难简单加热杀灭，如食用其肉，也有可能直接感染鼠疫。

自治区卫生厅为了表彰在我地区首次流行人间鼠疫后，反应快、处理得当、措施得力发给50元奖金。李志杰局长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全部给郁医生吧，毕竟他是第一个抵达现场的工作人员，再说，具体工作基本上是由他来完成的。顺便向局长提议：可否考虑对琼结县医院、防疫站相关人员予以奖励?虽然诊断并不一致，但这不是他们的错。如果当时没有医生怀疑传染病；如果没有及时通报县防疫站；如果防疫站没有及时上报，无论在哪一个环节的延误，疫情必将在更大范围内蔓延，造成的损失也会严重得多。同时请局长向行署领导建议，对疫情发生后，迅速做出反应的琼结县委、县政府给予表彰，这对将来处理类似突发事件，无疑有着很好的示范作用。

三、藏医藏药走出西藏

藏医藏药是祖国医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有始以来，为藏区民众的繁衍、生存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她却长期局限在本地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地区行署和卫生局决定，让藏医藏药走出西藏，服务尽可能多的人群。1991年底，我受命和地区藏医院强巴副院长赴北京，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门诊部洽谈增设藏医门诊事宜。接到任务后，我深深地感受到，这副担子的重量。这不单单项目合作的洽谈，更多的是藏汉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藏医藏药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次藏医药走进北京，在京都接纳四海的受众，展示藏医藏药独特魅力，必将进一步深化藏汉文化交融和民族团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非常之举。有幸能为此奉献绵薄之力，我将全力以赴。

临行前卓嘎副专员和局领导交代，行署与藏学研究中心有过意向。其实，我们谁都没有与北京藏学研究中心有过交往。但我明白，最重要的是要争取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支持。一到北京，就找到自治区驻北京办事处央金主任，请她帮我们联系拜谒全国政协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才让主任。她问：什么理由呢？我想想说：这样，就说山南地区行署派地区卫生局和藏医院两名同志到北京办事，受行署专员委托向他们汇报工作，希望得到他们得支持和帮助。央金主任问：要把你们的来意告诉两位领导吗？我说：阿沛副委员长工作忙可以不说，只要有人知道副委员长接见过我们就足够了。才让主任已经知道我们的来意，只约定时间。很快得到回复，我们首先到家里晋谒副委员长，向他转达了我们的敬意和藏族同胞的景仰，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才让主任在办公室接见我们，并叫来了门诊部周吉堂主任，将双方作过介绍后指示：山南地区在北京开办藏医门诊，是促进藏汉民族文化交流，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一定要办成办好。能探索出一条藏医学发展的新路子，那更是大功一件。具体问题你们自己商量，有困难再找我。离开才让主任直接到周主任办公室商谈具体内容。这相当于单独请领导会签，虽然有些麻烦，但效果较会议讨论通过容易得多。就等于提前解决了“办”的问题，进一步洽谈“怎么办？”，自然就轻松多了。因此，从才让主任办公室出来，与周主任商谈就没有必要盘马弯弓，过多地委曲求全。根据我们的要求和门诊部的实际情况，很快达成一致意见。第二天，在门诊领导和各科室主任参加的会议上周主任首先发言：西藏山南地区选择在我们这里开办藏医门诊，这是我们的荣幸，无论西医、藏医我们都是同行，我们理应全力支持，阿沛副委员长和才让主任也十分重视，前段时间我接到才让主任指示，就与几位主任拟定了一个初步方案，用院子后面那栋基本闲置的十一间平房，西头八间供藏族医护人员生活起居使用，另外三间，两间将门诊库房搬进去，一间堆放清理出来的杂物；门诊一楼腾出的两间挂牌藏医门诊和药房，大家如果没有意见就这样定下来了。不过请相关科室立即行动，就这两天交付山南地区两位同志，以便尽快动工维修；有关财务管理、经费测算、各自的经济负担以及利润分配问题会后单独与财务人员商谈；维修问题请后勤王科长给予协助。没想到会谈如此顺利，有些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但，当周主任提到阿沛副委员长时，心里还是咯噔一下，早知道周主任如此干脆利落、热心快肠，就没必要去拜谒副委员长，反倒是我们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又想到才让主任并没有明确提到副委员长，极有可能是专员早就见过。其实，独自办成一件像样的事，犹如过独木桥，必须不断矫枉，过与不及只有脚踏实地地站到地上才能真正明白。至矣尽矣，也就没必要再纠结。

在启动房屋维修改造前，我们充分考虑如何能使老藏医离开故土，安心在异地他乡长期生活和工作。北京的环境虽好，但毕竟是两个不同民族的生活区域，各自的生活习惯有着很大的差别，两位预派的老藏医还从来没到过北京，更不用说在这个地方长期生活工作，需要尽可能地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以适应工作的需要，有藏医院强巴丹增副院长当然也不必十分担心。不到两个星期的工夫，一座相对独立的准藏式小院修葺竣工，由于北京天寒地冻，院内只能留出空地，等待来春植树种花。翌年4月地区藏医院医护人员两男两女一行四人顺利抵达北京，并开展工作。从而实现了藏医藏药走出雪域高原，走进首都北京的第一步。据悉，自从藏医门诊开业以后，不仅得到了在北京工作的藏族同胞欢迎，也得到附近各界人士的青睐。有报道：北京藏学研究中心的藏医门诊后升格为藏医院，随后在天津也创办了藏医院。

雪域高原16年多的生活经历，虽然没有多少的精彩故事，更没有像许多同学那样成为学界翘楚和称道的业绩，但我无怨无悔。其实，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苦，也没有绝对的甜。苦和甜只是一种感受，或许我所经历的苦和甜就是一种定数和缘分。它所带给我们的并不只是回忆，更多的是一种财富！它使我懂得不少，学会不少，令我们增添了一份承受痛苦的能力！虽然，人们害怕伤痛，但只要不是生命的极限，一般而言，只有在经受伤痛之后才能使自己成熟起来。若有来世，我还愿意到雪域高原工作和生活，和藏族人民同甘共苦，建设和守卫祖国的这片神圣领土。

值此，谨向为边疆建设献身的朱绍武同学和已故的周本胜同学默哀致敬！

作者系医学部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