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抗日战争之前没有附中，只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人“炸”出了一个附中，虽然只办了五年，却造就了一批人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武大西迁四川乐山。1939年乐山遭到日机狂轰滥炸，炸去了繁华区的一半。乐山原有两所中学，一所疏散到乡下，另一所远在城外，武大教职工子女要上学，困难重重，逼得武大的老师们不得不办起了附中。出面承担办学重任的是土木系的涂允成教授。开头取名私立乐嘉中学。“乐嘉”者“珞珈”也，又兼顾了乐山和嘉定两个地名。没有挂武大附中的牌子自然领不到办学经费，特别艰苦。

刚办学时是1941年秋，之后的一两年还经常有敌机轰炸，一听到警报就得停课。一次，我们正在上课，墙顶上忽然地往下掉大块大块的灰沙，老师同学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危险急忙往外涌；事后分析，可能是蛇或耗子在墙顶经过所致。这一件小事反映了当时大家草木皆兵的心理，也说明了那时校舍的残破简陋。

第二年，武大附中的牌子挂起来了，有了学生宿舍和伙食团，大家可以住读了，但条件仍然简陋。就说教室吧，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们班的教室第一年在铜河匾，第二年便搬到了白塔街，第三年又搬到了九龙巷。在九龙巷时没有运动场，只好从轰炸后的瓦砾堆中捡掉破砖败瓦勉强开辟一个。

武大附中就这样从1941年秋起，一直办到1946年东返武昌才结束；但留下了部分教师和学生继续以乐嘉中学的名字办了下去，一直办到现在改名乐山四中，地址从铜河匾搬到了岷江对岸。

武大附中办了五年，前后办了高初中各十个班(每学期一个班)，毕业了高初中各五个班。

那时读书不像现在这样重升学率，但若按升学率计算，武大附中升学率之高是相当惊人的，高一班的升学率又是最高的。毕业时共21人，当年升大学的却有22人，超额1人，升学率高达104.8%强，多出来的一人是因军训教官刁难不准毕业的陶坤，但他仍以同等学历考入武大化学系。22人有14人进了武大，其余8人分别进了中央大学、西南联大、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央政大等一流学校。武大附中办学依仗的两个优越条件：一是师资水平高，老师大多是武大各系正当盛年的讲师、助教，还有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教授；二是学风好，在艰苦环境中的大家都知道求学的不易，都很努力。

附中校长涂允成教授是留美归国的水利专家。1954年武汉遭特大水灾时曾任防汛指挥部副总工程师，为保卫武汉立下过汗马功劳。他在抗战期间创办武大附中花费了不少心血，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当时，他是如何与武大当局交涉、与乐山的地方人士打交道、如何千方百计筹措经费搞到房子桌凳、如何施工修缮、延聘老师、招生开学等细节，我们无法知道，但只从他在各种集会上对我们苦口婆心、耳提面命的教导，我们就对他感激不已了。正是他事无巨细地处理好了各种或重大或琐屑的事务，武大附中才得以生存下来，并形成了良好的学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记得有一次涂校长突然在大会上宣布，禁止男女同学在课外举行Party，现在看来似乎不近人情，但在那特殊历史条件下却情有可原。涂校长解释:“我也到过别的国度，很明白这种交往的正常性，由于目前的种种情况，我们只好决定禁止，希望你们体谅学校的苦衷。”

为了融洽师生之间的关系，涂校长还规定学生每周要写周记。周记有固定格式，除了一般记事还有质疑和批评栏目，这样便于各班级主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也加强了学校和学生之间的互相谅解和支持。

他还要求我们每天写墨笔字一篇，并设有专人收阅检查。练了两年字，同学们的书法颇有长进，有的人还由此引起了浓厚的兴趣。

学校还坚持了高标准的考试制度、严格的升留级制度。高一班一年级时有四、五十人，到毕业时原班只剩18人(另外4人是三年级才转学来的)。作业布置频繁，且全收全改，英、中、算三门主科要求尤其高：我们的数学从二年级开始每次考试都是四小时，命题难度高、分量大；英语从二年级起全用英语讲解和答卷；由于条件困难，学生无法做物理化学实验，就由教师带到武大实验室去看教师演示。几十年后再回顾，那时的我们之后绝大部分都成了学有所成、有相当成就的专业人才。

学校不仅教给学生专业知识技能和技巧，更注意培养学生对学问的热爱。教师大都是武大教师兼职，业务水平高，不但能融会贯通、举重若轻地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且能讲得引人入胜，易学易记。夏京奇老师教化学，能把相关知识编成各种口诀；吴静仪老师教生物，总想办法让大家看到直观的东西，如她讲拉马克学说曾让班上的陶坤做动耳朵表演，说明人耳在退化之前也是能动的，那满堂欢笑的课至今仍历历在目；语文老师更是常以丰富的文坛知识引起大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但三年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数学课和英语课。

1985年去世的张远达教授是武大数学系系主任，国内有名的数学家，那时他是我们的数学教师兼级任。张老师高而瘦，剃光头，一对挑起的眉毛，一双威严的眼睛，嘴唇略厚，嗓门大而略带沙哑，30出头，精干而富活力；他是数学迷，总想把我们也都培养成数学迷。数学对于他是一个璀璨的世界，他也想为我们打开这个世界。他常把讲台化作舞台、把自己变成魔术师，一面娓娓道来，一面沙沙地在黑板上疾书，讲到得意处往往一挥教鞭、指着新写完的算式高喊：“你们看，beau-不beauti-ful呀?”于是满堂学子瞪大了眼睛，望着黑板上的奇迹。次教多了，也有顽皮学生悄悄接嘴：“beau-呀beau极了!”

有一回讲对称函数(Symmetrical Function)，黑板已经写满，最后一两排算式被讲台挡住，张先生躬下身子写完算式，忽然一挽长衫袖子、抱起讲台划了个半圆，搬到教室一侧，露出了算式，然后问大家：“这个symmetrical function,sy-不symmetrical呀?”

张老师对数学的沉迷，连同他的汆汤英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4年林语堂先生主编的《西风》杂志征文，我们班的丁惟均(武大丁燮和老师的公子，武大经济系毕业，文革中不幸含愤而死)写了一篇文章应征并得了奖，文章的名字是《他是一个好老师——行为胜于高调》，写的就是张老师，其中着重写了张老师对数学一往深情的爱。

张老师作业布置得多、收得也勤，往往是今天收明天发，全批全改，改得学生们不敢偷任何懒。高三下学期我们文理分了科，准备考理工科的学微积分，准备考文科的复习三、几、代。张老师既要教理科微积分，又要兼顾文科的复习，但作业却仍是全批全改，有时一天布置的题多达五六十道。张老师就是用这样踏实苦干的精神把我们送毕业的。

张老师的得意门生有两个，一个是史长捷，一个是俞宝珍；还有一个不得意的得意门生段华文。

史长捷是数学尖子，也是我班的“评分标准”。一年级下期，学校搞了个数学竞赛，考算术，考试结果史长捷荣获第一，从此雄据数学状元宝座三年不衰。张老师出题，往往有一两道天马行空、要求特别高，但史兄总是“长捷”，考100或120分。若是连他也没得满分，我们就该庆幸了，张老师就会以为题目太深，给他补到100分，也给我们补足他的分差数。长捷学长毕业后升入武大电机系，现在是遥控专家。

张老师的第二个得意门生是俞宝珍，她是武大土木工程系俞忽教授的女公子。到三年级时数学越发冒尖，几乎可以挑战长捷学长的宝座了。张老师有时在课堂上乱了思路便掉过头去问她，她便欣然跳上台去指点一番，指点得张老师眉开眼笑，频频称是。张老师那位不得意的得意门徒段华文，后面再讲。

我们高一时的英语由徐世诏老师教授。徐老师眼镜长袍，是武大外文系青年助教中的业务尖子，一口漂亮的英语。但他选的教材太深，如林肯那篇脍炙人口的“格提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的“不自由勿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都在被选之列；他甚至还选了“给波拉议员的信”(A Letter to Senator Borah)，那是中国“九一八事变”之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Stimson)写给美国参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波拉的信。这信文长、字长、句子也长，还充满了生疏的概念，什么威尔逊十四条、巴黎和会、九国公约等等，读得我们云里雾里。二年级时来了许海兰老师，才结束了我们这种硬打硬拼式的英语课，开始了愉快自然的英语学习。

许海兰老师是武大理学院院长桂质廷教授的夫人，40出头，是生长在美国的中美混血儿，外形上白种成分多些；她能说点带湖北味的普通话，把“吹出”念作“吹渠”“紫竹”念作“紫菊”；英语是她的母语，自然漂亮流畅。她终身从事英语教学，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是武大外文系教授。她性格活泼开朗，讲课富于表情、生动有趣，板书也很漂亮。她选的教材都简短流利、琅琅上口，易学、易记，易用，且有趣。她总是想方设法让我们开口说英语，课堂上总流淌着和谐、生动、有趣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们逐渐吸收了许老师的语音、语调、用词、造句的习惯，学到了比较地道的英语。抗战时期没有英语课本，我们使用过几种“代用品”，高三下学期时索兴采用了复印的《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我们由此读了好些饶有兴味的篇目。有一个很长的故事叫《我们的心年轻又快活》(Our Hearts are Young and Gay)，文笔生动、风波迭起，她讲到有趣的地方时不禁哈哈大笑，且笑且讲且掏手卷擦眼泪，同学们自然也满堂欢笑，我们的英语课变得如此地妙趣横生；加上频繁的书面作业和系统的语法训练，许老师在短短的两年里为我们的英语听力和阅读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我们班英语成绩非常整齐，进入大学后大家就能查着字典不费力地阅读各种专业书籍，能将英语用作学习新知识的工具了。因我们在高中时就已在使用《范氏大代教》和《达夫物理》作参考书，这在当时已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了。

我们班的国文课教师阵营最强、但换得也最频繁，一年级是缪琨先生，二年级是周大璞先生，三年级上学期是武大中文系系主任刘博平教授和黄焯教授，三年级下学期是叶瑛副教授。那时高中有全国统一教材，我们却没采用；我们的教材全由任课教师选定，缮写油印。不知是偶然还是武大中文系系风所致，所选教材几乎全为质朴流畅之作。一二年级大部分是唐宋文和一些诗，主要是韩柳欧苏，三年级才选了两汉和先秦诸子如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庄子的《逍遥游》《秋水篇》等，刘博平老师曾大谈其诸子学说，什么“鸡三足”“白马非马”等，让我们大开眼界。文章选得朴实有两大好处：一是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好文章，“文以合为主”(以内容为主) ，一是文字浅易便于模仿，因为我们是要学写文言文的。

几位任课老师各有风格：周大璞老师庄严凝重，上课时巍然端坐，目光时时扫视全室，见有不安分者，便用粉笔轻轻点一点讲台，于是满堂肃然；用他的话说这是：“君子不重则不威”。黄焯教授讲课很简略，一篇长文，他且念且疏解，很快就讲完了，剩下的得自己去啃。他有时会很幽默地来几句“突梯滑稽”的酸话，叫人忍悛不禁。博平老师则旁征博引，让人目不暇接。叶瑛老师讲课舒缓而“投入”，讲陶渊明诗时一唱三叹、闭目点头；他也爱讲文坛掌故、小学考证，很能引人入胜。老师们的风格虽不相同，要求却都一样：一是要背诵，二是要写文言文；前者是“熟读唐诗三百首”，后者是“不会吟诗也要吟”。比如黄焯老师讲完了曾巩的《宜黄县学记》，下一堂课就不来了，而由校长出面督促大家背诵，要从“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自幼至于长未尝去于学之中.....”背起；写作文也一律要求用文言文，写白话是要受到申斥的。这套办法有很多好处，能让学生熟悉文言文、会写文言文，有利于钻研国学，提高文化素养。那时好些同学的文言文都写得不错，刘博平老师的女公子、后来进了武大中文系的刘敬黄学长便是个中翘楚，她不但文章写得好，书法也很见功底、端丽流畅。而那位会动耳朵的陶坤还喜欢诌几句古诗，音韵和谐，居然很是那么回事。

不过只准写文言文也有流弊，因为它束缚表达能力和思想，不免遭到抵制。高二班(我们下一班)的曹葆铭就曾在课堂上跟老师起过冲突。“我在课堂上交的作文是文言”，他说，“课外我写白话你就不必管了吧！”曹葆铭后来做了新华社记者，20世纪50年代《人民日报》关于武汉长江大桥的第一篇长篇报道就是他写的。

曹葆铭说的一点也不过分，实际上无论课堂上怎样要求，学生们平时总是要写白话文的。以高一班论，第一个把自己写的文章变成铅字的是涂光晖学长，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他的《割阑尾记》时还在高中一年级，用的自然是白话。他是涂允成校长的公子，不但爱读白话文学、爱写作，而且有思想有见解。高中毕业时他给我纪念册题辞、用的是波德菜尔的话：“我有一支芦笛，是不肯和王杖交换的。”不过，之后他却从事了教育工作。而丁惟均那篇得奖之作《他是一个好老师》，自然也是白话文。

我们班的国文状元曾是段国华，高一下学期班上举行过一次作文比赛，高据榜首的就是他。他的文字流畅漂亮，还写得一手好字，他在作文比赛上摘取了桂冠之后又在姚梅镇(后为武大法律系教授)老师的公民课考试中得了100分。姚老师是湖南人，一口湖南话，在课堂上高兴地说:“MR.段法(华)文得了我的100(分)，这很不容易呀!”华文学长不但文科优秀，数学也很见长。但他有点恃才傲物。他瞧不起分数，颇有些奇特言行。张远达老师既心疼又生气地说：“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不过华文兄既未上天也未钻草，倒是继承了张老师的衣钵，教了一辈子数学。

武大附中先天不足的是难于开展体育活动。体育课由军训教官兼任，上课时放“野马”，同学们愿玩什么就玩什么，场地也只有巴掌大一块。不过，高一班也有体育尖子，王云从学长就是女篮国手，在武大中文系时曾代表华中地区参加过全国运动会。另外，现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员的熊性美和赵宗人的乒乓球若也是颇有实力的。宗人兄文理兼擅，拉得一手好京胡，初进交通大学时便在晚会上露了一手；此公还迷过篆刻。

抗战时期生活很艰苦，同学们的体质大都很弱。我们毕业后不到一年便有两位同学先后辞世：一位是从河南转学来的赵大钊，一位是乐山的许廷信。赵大钊是经历了1942年的河南大旱和蝗灾之后颠沛流离来到乐山的，面色青白、郁郁寡欢，十几岁的人带着中年人的沉重，一声悠长的“我要回家!”能唱得人酸鼻泪下。他毕业后考取同济大学，不久却传来噩耗。许廷信是班里笔杆子之一，作文竟赛得过第三名，思想很活跃。高中毕业后不久也出人意外地英年早逝。另一位去世的李纯愚，是班上的化学尖子，英语数学都很强，是我的好友，1948年我赴南京考中央大学外文系研究生时，他也从中央大学毕业、正在考北京大学研究生。后来听说他考取了北大、去了北京，之后便再无消息。到80年代才听说他早在60年代便已过世了。

作者系武大外文系1944级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