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联合国是如何定义的，贫，意为衣食有忧、基本生存条件质量恶劣之谓也。朦胧中儿时的记忆，大约还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因沦陷区的大量机关、学校、人员迁往大后方，故乡所里(现改名吉首，当时连县城也不是)这个湘西的边远小镇，曾繁华一时。我只记得有一年年夜饭丰盛得很。有人让我骑在他脖子上，到集镇上看舞龙灯，到处燃爆着鞭炮，是过年，还是庆祝日本投降？记不清了。总之，如《林家铺子》中的小老板样，彼时父亲大概发了点“国难财”，下江人的流亡给我家带来了小康。

“复员”带走了所里的兴旺，父亲长年累月不辞辛苦冒险乘木排(不是汽车)顺酉水到沅江，再过洞庭抵达汉口，将凭口碑和信用从山民那里赊购的药材、山货、桐油等，换回布匹等百货；母亲在放学回家的兄姐帮忙下，包皮蛋、灌蚊烟、糊油傘，全家八口人(父母加六个儿女)，尚能维持生计。父亲大概只读过一两年私塾，打算盘什么的，都是后来谋生时学会的。他深信“不读书，是条猪”，又遇到“知识能改变命运”的时代，所以零零碎碎地卖掉家中的一点积蓄和田地，挣扎着让大姐到天津、家兄到长沙读书。好在大姐上的是教会学校，家兄考取的清华附中也有奖学金，所需费用都不高。

1949年家乡解放。土改时父亲因略通文墨，被工作组召入农会办事。土改对我家的利好起码有两点：一、划入城镇户口。二、祖居原来是“典”给地主的，之后就分给我家，不用交租金了。土改后，逐步搞统购统销，建供销社，集镇的小本生意不好做了。剩下的一点田地，劳力不足，索性慢慢都卖了。家境每况愈下。加上土匪猖獗，虽然对我家这样的贫民祸害不大，但赶集做生意，诸多不便。

1952年，母亲病故(家兄总是说多半应归咎于缺医少药，那病放在今天应该不难治瘉)。父亲一人撑这个家，已倍感吃力。好在1950年，家兄高中尚未毕业，就参军入伍去了大西北，大姐也中止了大学学业，谋得一教席，将三姐接到武昌，考入幼师(也是不收学费、生活费的)。二姐考入茶洞(即沈丛文笔下的边城)师范，食宿全免费，假期回家，结伴步行两三天，好在山里人纯朴，途中借宿乞饭很容易。父亲有不错的鉴别山货的技能，有时被某单位聘去做几天事，更多的是失业在家，困对愁城。我和小姐每天早上起来，如果父亲板着脸说：还不快走，莫迟到了！就知道没指望了，只能空腹上学。如果父亲摸出一分钱两分钱慈爱地递给我，就高兴今天早上可以买一块葛根，甚至可以美滋滋地吃到一块油炸糕。中餐和晚餐，多半是几棵辣椒烧好后沾点酱油就是菜了，包合粑、红薯之外，有碗白米饭，就不错了。

客观上，当时的我应属贫困人口，但对儿时的记忆，这些根本就不值一提。记忆中的儿时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除上学外，和小伙伴漫山遍野地跑，抓住了螳螂，用弹弓打下了麻雀，在小溪里摸到了螃蟹，偷了柚子、板栗，用楛树枝烧熟去毛、用石头砸开，那滋味比今天的法国大餐还美。小孩子在一起总有个头儿，我们的领袖是农会主席的儿子，比我大几岁。他雄才大略，经常带着自己的队伍和另一群孩子争霸。最辉煌的战绩是一次把另一群孩子所在的茅屋放火烧了一片，史称“火烧茅屋街”。不过我没有能力，从不要我参加这种革命行动，我只负责在青石板上、在小河边，给大伙讲隋唐演义、说岳全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这类故事。有时，光屁股的小伙伴从河里摸出几个子弹壳，大家就兴高采烈地去换几颗糖分享。有一回，“领袖”带我们从废弃的汽车站翻到了一大堆废件，熔成几块重重的铝锭，卖了一大笔钱。他果断地拒绝了有人提出旳分光吃光的建议，英明地做出决策：买一群幼鸭，轮流放，鸭生蛋，卖蛋再买鸭，不断投资扩大再生产，大伙就可脱贫致富……可惜的是美梦未能成真，幼鸭今天死一只，明天死一只，没有多久连一地鸭毛也见不到了(这位农会主席的儿子，具有领袖天赋的发小，直到我念中学时还收到过他的信，后来就不来信了，多方打听才知他参加工作后，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物质上的匮乏我似乎没有太深的感受，精神层面也同样。

1955年，由于潘光旦、向达二先生在全国人大的议案通过，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我“认祖归宗”，成了土家族的一员。所里改称吉首，成了州政府所在地。各项建设启动，图书馆有少儿阅览室，扩大了的新华书店允许店内看书。电影院用篱笆围起，除了学校组织观看外(学生不出钱的)，小姐她们女生，会用只买一张票、让进去的人从篱笆缝隙中传出来、再进去一个人的办法混票。我们男孩子只会爬上篱笆墙往里偷窥，有时乘巡查人员走开，就大胆跳下往里闯。捉住了查出了，最多是驱逐出境；然后再来。游击战的乐趣大过了看电影。

1955年是我脱贫的关键年之一。先，父亲终于被聘用到腊儿山供销社，那是一个尚不通公路的毗邻贵州的小山庄，父亲一月难得回家一趟，工资又低，还要还债，对留在家里的我们姐弟俩没有什么改善，倒是部队开始军衔制，评上少尉的家兄开始拿工资了。于是一次出差到武汉，他发电报“将弟送汉"，然无人送我，他只好冒着超期归队之险，一边致函部队告假、一边赶回吉首(当时，从长沙到吉首要乘两三天的长途汽车)。到家后，他交小姐5角钱去买菜，小姐惊呼:娘啊，这么多钱！由此可见我俩平时的生活水平。家兄见我的小学毕业证上写明年龄是十周岁，担心吴忠(宁夏)中学拒收，忙赶去拜托校长加一笔，改成十一岁。又买了几尺布，给我赶制了一套衣服，遂匆匆带了穿着麻鞋的我(在沅陵，家兄给我买了平生第一次穿上的球鞋)到了吴忠市(其政委非常通情达理，不但未批评家兄，还赞扬了他的兄慈之举)。这是我的第一次脱贫。家兄时月薪71元，出差(多是剿匪打仗)还领双薪，尚未成家的他领我到军官食堂进餐，总是打最好的菜。

我入中学后，初，是在一家汉族老板开的餐馆包伙食；后，因时间不便，便在学校老师食堂吃。又因有人非议“特殊化”，才改归与同学一道。这是个回族学生很多的地区，学生加餐也只有羊肉，所以，星期天，家兄(他出差就由别的军官)领我去餐馆吃“大肉”。这种“干部子弟”的日子过了年多，因西北教育设施和教学质量太差(所有的理化生实验都只能在黑板上演示)，我又受不了西北的寒冬(脸都冻坏了)，便由大姐领回到武汉。1959~1961年的半饥饿，是全国民众都经历过的(城市中学生还幸有最基本的粮食供应)，就不必赘言了。

直到1961年秋入武大，还没有完全“脱贫”。有钱，就到自由市场买点萝卜，用脸盆白水煮，放点盐充饥。正在身体发育期，长期缺乏营养，个子长不高，无奈，在给家兄的信中引了句苏加诺的话:饥饿使人愤怒。家兄来信教育一通，寄来两袋奶粉。还是张体学省长实事求是，他来武大作形势报告：今年八月十五大放光明，每人两个月饼，你们就喊共产党万岁了。

果然，中秋发了月饼，伙食标准由9元/月提高到11.5元/月，菜里有肉了，主食不再见杂粮，我又一次“脱贫"。

告别饥饿10年后，再见它时是1970年作为"钦定要犯"逃亡之日，有次三天滴米未进。“归案"后，又是两年多的单身囚禁，一日九两米，不知道有几钱油，仅仅维持得以生存的低水平。后期，允许家中送钱和粮票购买点心。但我始终不愿牵连亲人，一直不给他们去信。进省委学习班，伙食大大地改善，不限量，早餐花样百变，正餐鸡鸭鱼肉不断。我曾取笑“同学”杨道远，像补好了的轮胎打气一般。自已也是从进班的约70来斤飞快地涨到120斤，双下巴，脖子粗得头也低不下。每月15元生活费，只交9元伙食费，剩下的买烟，还可制冬夏衣裳(我进班时只有狱方发的内衣外衣各一套)。“学习班”结束，回武大农场等待再分配，认领每月15元的生活费，那就再次跌入勉强维持温饱状态。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有两位“犯了错误”的年轻员工临时受罚到农场劳动改造。晚上，拉我打扑克，以烟为赌注。我牌技不佳，输了大半包烟，坦言:如此下去，明天不但烟无抽的、连吃饭也要成问题了。牌友说:小事一桩。你以后买饭，认准我所在的窗口，只要递交一两饭票，五分钱就可以打好菜足饭。之后，果真如此，甚至我递上五角钱的菜票，打两个好菜还可找回一元菜票。这样，我的生活费就基本上完全用于烟酒及零花。

1975年到罗田工作，按大学毕业生待遇，月薪43.5元，还有下乡补助(以后，武大来人了解，要求罗田给我办了转正手续，月薪提至53.5元)，单身一人，应属高薪阶层。然好景不长，与龚氏“开亲"后，她家劳力少而人口多，自当接济她家不少。更因处境艰难，冲破阻力结婚时，她的户口无着落。《白毛女》中的喜儿，还可以“半间草屋作新房”，可我们又哪儿去觅新房？幸好我“驻队”的大队书记和干部群众讲人情、敢担当，将大队养蚕室让出一间，借我完婚。其后，三姐设法将龚氏户口转至麻城蔬菜队，交钱，可购菜农的返销粮。1978年，调入罗田一中，妻子即将临盆，只得来校生活。之后几年，她母女俩都成了无户口(也就无口粮等供应)。峽儿彼时回答他人，都晓得说：“我是‘黑人’，沒有户口”。

当时一中还有不少“半边户”，即老师本人是城镇户口，吃商品粮，家属是农村户口，由户口所在生产队供应口粮等物，结算时若工分所值不足供应物，交缺粮款。我的情况更差，她母女俩连落户的生产队皆无，拿钱也买不到生活基本需求品的供给者。这种困难，首先体现在能源方面:没有柴，生米煮不成熟饭。街上有时有点小树柴卖，贵不说，还不经烧。干是我课余拿上镰刀，在一中后面的山上割茅草。另外有师娘带领，妻扒收后山上的落地松针，可以解决一点问题。一中管后勒的主任很关心，每周大扫除毕，他就号召学生把废弃了的椅凳送到我家。其后，妻子的堂兄从天堂送来一拖拉机的树兜等物，燃料危机缓解。最后罗田建了煤气站，这个问题才算最终解决。更重要的是口粮。妻女二人无户口，初，亲人节省一点粮票接济，但总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妻子晚上煮一锅面，卖给下晚自习的学生。清早，我去餐馆买回一些油条油饼转卖给学生，赚一点粮票。孰知税务局的找上门来，要办执照，要交税，只好不干。好在当时开始有高价粮油出售，粮票也可买得到。问题就在于钱了。在一中的10年，工资好像加了一两次，但涨幅不大，维持我这样的三口之家，加上妻兄意外亡故，岳父病逝，妻子的诸弟妹幼小，不能不施以援手，确实入不敷出。好在其时有单位请一中老师有报酬地上课，多了一条门路。记得一中最先是余普生老师被医院请去上课。有的老师听说后有意见，要求学校禁止。在职工会议上，我大声疾呼：像余老师这样的“半边户”生活确实窘困，学校也很关心，但目前确实无力解决，作为权宜之策，让教有余力的老师靠劳动和知识，到外单位挣点辛苦钱，利大于弊。况教书是个良心活，只要不违师德，不妨碍正常教学，让老师一边受穷，一边把休闲时间去打麻将、聊天，不如让他去有节制地有偿服务于社会。而且，教学相长，要教好课，总得备课，充实点新东西，那怕是把旧教材教案复习一遍，对校内的教学也有好处。只要安排得当，不影响校内教学任务的完成，在目前部分教师生活确有困难的情况下，校外有偿服务对学校、社会、老师三方面都有益。如果我有这样的机会，有助于减轻和消除我的后顾之忧，我保证对教学任务只会完成得更好。一中的叶书记和汪校长都很开明，并未禁止校外教学活动。之后，我也应一些单位的邀请上过一些课，增加了一些收入。尤其是经叶书记推荐，我较长时期地应罗田法院之聘任刑事案件辩护人(也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出庭一次有四元补助，可买几斤肉。但温饱的稳定，还是在于各方面的努力让我妻女以及后来的儿子都上了户口，妻子也进了罗田纺织厂。

1986年我调湖北师范学院，又一次降为“贫困户”：妻子没有工作，女、儿均小，一个人的工资养四个人，不免寅吃卯粮，时不时需借债渡日。直到妻子安排到校加工厂上班，以后妻之弟妹逐渐长大成人，进城工作。新世纪到来，儿女成人，参加工作，我终于真正告别贫困，迈入小康。之所以写下这些，意在一滴水看太阳。国人欲完成脱贫任务，除个人的努力外，更靠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正确的政策。

作者系历史系1961级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