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险峰 

我就学和执教的百年学府武汉大学，地处珞珈山下、东湖之畔，常以其山水之美、建筑之雄而为世人称道。抗战时期暂居于此的文豪郭沫若先生在《洪波曲》中称其为“物外桃源”：“武昌城外的武汉大学区域，应该算是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吧”；“宏敞的校舍在珞珈山上，全部是西式建筑的白垩宫殿。山上有葱茏的林木，遍地有畅茂的花草，山下更有一个浩渺的东湖，湖水清深，山气凉爽。太平时分在这里读书，尤其教书的人，是有福了”。

郭老羡慕的“有福”的“桃源”，是心游物外之地。此地既有物外之超然，更有心游之不羁。既可绝尘脱俗、避世取静，更可游心问学、超越争胜。“心游”并非凭虚御空，而需仰赖这一福地加持。在我看来，于此山水形胜之间，更有理由野性十足地漫读诗书，快意学术。“野性”兼含“山野林莽”之野与“狂野不羁”之野，既有心游，也有身游。野性读书，更能读出感觉韵致，更不枉负这方山水。

几年前，我在给武大文学院新生的题词中写道：“珞珈铸剑，东湖洗笔；腹有万章，窗含四季”，祝愿青年学子在这片山水福地，铸思想利剑，练生花妙笔，博览群书，心怀社稷。“窗含四季”虽套用杜少陵名句，却是源于我青年时代山间林野读书的亲身体验。我希望充满青春活力的珞珈学子能够融入山水，切身而读，不负此地盛景，体察四时之变。如今已习惯于枯坐书斋的我，回想起20世纪那个沉浸山水、野性读书的年轻自我，感到恍如隔世——不仅是时间之隔，更是心境之隔。

当然，在有些契机之下，这种隔膜会在刹那间烟消云散，这些契机便是意象记忆的触发。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曾将意象定义为“智性与情感一刹那的复合”，在我这里，则是书籍内涵与读书情境之间的复合所产生的挥之不去的记忆。这种意象记忆，使我无论置身何处，不经意之间触及相关事物，就会唤醒青年时代沉浸于珞珈山水林莽之间野性读书的切身体验。

时间与记忆的魔法还不止于此，它会形成不断增殖的联想之链，为往昔印象赋形。当我回忆珞珈山下四季野读时，T·S·艾略特长诗《四个四重奏》中的意象便浮现于脑海。这部哲学意味浓厚的伟大诗篇，具有严整的结构。它以“时间”为主题，却用四个空间地址来命名四个“四重奏”诗章，并分别以“气土水火”四大元素作为主导意象。当这样的联想在我心中应运而生时，我对珞珈校园春夏秋冬四时野读的记忆，也同这四个意象不可避免地叠合在一起。

野径春吟

1986年9月，我考入武大物理系读本科，入学后赴湖南耒阳军训一个半月，返校学习时已是秋冬季节。因图书馆和自习室座位紧张，便开始向户外索求，校园浓密植被丛中的土径石桌成为首选。宿舍前面的小树林中也有不少，往往一桌四凳，石砌而成。此地空气清新，草木馨香，虽有幽鸟鸣啭，无碍潜心读书。然而转眼已是凛冽严冬，石凳寒气袭臀，不可久坐，即使有棉大衣后摆垫底护尻，也无济于事，只得放弃野读，撤入室内。再次返回时，已是次年春天，我已转入中文系就读。

惊蛰动土的春气，触发了我林中吟啸的野趣。我已不满足于宿舍附近的小树林，而欲向蛮荒之地纵深开进。当时武大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尚未合并，两校相邻的山坡为森林覆盖，地处雄峙山脊的老图书馆背面，成为校内的边缘荒野地带。沿着一条乱石相间的土质小径深入其中，偶尔能找到仅供一二人容身的林间空地。空地由夹杂少量石块的干硬泥土构成，周边时有鸟雀惊腾，虫蛇出没，却无妨成为我理想的野读胜地。这片人迹罕至的林地开启了我大学时代诗词诵读的新阶段，让我爱上了林中野读，沉浸于古典诗词吟咏和现代诗歌朗读的双重愉悦之中。除了有规律的每日晨读，我还在无课时间里兴冲冲窜入山林，独享吟诵之乐。伴随课程学习，我在林中畅读了中国历朝诗词，或亢声朗读，或浅诵低吟，无拘无束，人我无妨。从《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到李白李贺王维杜甫，从东坡稼轩秦观贺铸，到元代杂剧兼及散曲，还有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冯至的现代诗和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等人的当代诗，都由我的不烂之舌播给这片幽深的树林。茂林修竹甘当忠实听众，幽鸟鸣禽时常踊跃应答。我一边想象楚辞中的情境，一边对着树林吟哦：“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仿佛期待风姿绰约的山鬼从密林深处翩然而至；风云突变、骤雨疾至时，则吟唱苏轼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以镇定自己慌乱逃逸的冲动。我还发现一条落叶覆盖的荒废土路，长约一里，贯穿整个树林，从宿舍附近通向湖滨，成为我跑步去凌波门晨读的捷径。凌波门是毗邻浩渺东湖的校门，有栈桥深入湖中百米，至今仍是湖边观看日出胜景的极佳场所。有了这条便捷的林中土径，我便将晨读移至凌波门，于旭日霞光之中临湖吟诵古今诗词。

在白天无课的时间里，我仍保持着步入林中空地野读的习惯。大学中后期，受许渊冲先生论诗歌翻译的著作影响，我的野读又加入了英语诗歌。起初是莎士比亚戏剧精彩段落选本和十四行诗集，以及国内选编的一些不知名的英语诗文集，后来朗诵的英诗则来自英美大学作为教程的诗文。吟诵范围虽不及中国诗词，但也包括从文艺复兴到现代，从莎士比亚、弥尔顿、威廉·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到叶芝、狄金森、庞德、艾略特等人的代表诗作，还有不少其他语言的中译本，如波德莱尔、里尔克、瓦雷里等人的现代诗。它们以林间土径野读的方式，情景交融地镌刻在我阅读中外诗歌的青春记忆之中。

夏夜逐波

夏季野读的记忆，与水密不可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已是武大青年教师，住湖边单身宿舍，离学生时代晨读的东湖凌波门不远。烟波浩渺的东湖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面积约为杭州西湖的6倍。延伸到东湖里的栈桥把湖水隔成五六个水域相通的天然泳场。20世纪50年代，武大借此得天独厚的条件率先开设露天游泳课。每到夏秋季节，斜阳西下之时，这里便聚集大量爱水的市民，或乘凉消夏或戏水游泳，十分热闹。我不喜喧嚣，因此选择夜晚10点以后独自下湖游泳。那时湖面已漆黑一片，只有远处闪烁着点点灯光或星光。夏季炎热，林中蚊虫嚣张，我的室外野读之欲稍稍收敛。不过，宿舍之内也不无野趣，可谓生态主义试验场。午睡时脚趾微感异动，便会吓跑从下水道钻进来吮趾尝味的小鼠；夜半挂在墙上的吉他突然鸣响，以为闹鬼，原来还是小鼠，无师自通地脚挥六弦，奏出丝滑怡人的琴乐。

我将白天用于博览世界文学经典，并利用晚间硬啃几部收藏多年、开始泛黄变暗的大部头哲学书籍。我搬出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译本，规定晚饭后先读这部巨著，再到凌波门一跃入水，劈波斩浪。整个暑假，每晚20页的《存在与时间》加3000米夜泳，再从英文短篇小说集中随机抽取一篇，以迷离之眼漫读，送我入眠。这种睡前阅读，让我悟出了用外语对付失眠的妙招，一外不行就用二外，二外不行则三外，以此类推，屡试不爽。即使睡不着也有学习之益，至少增强了外语自信：一门外语能做到维系清醒、驱逐睡眠，其水平与母语庶几相近乎？多年后我负责学院行政时，此法派上用场。彼时工作焦虑成为常态，休息阅读成为奢侈，急需片刻小憩时，“频道转换”却每不遂意，于是我祭出青年时代修成的催眠大招：在办公室设半小时闹钟，一册德文版《浮士德》在手，便赢得午后微憩。其间状态恍兮惚兮、如入化境，被我戏称“波粒二象性”，不知自身是波是粒、是梦是读，庄生梦蝶还是蝶梦庄周，博士浮士德还是魔鬼靡非斯特？

记忆中更奇妙的变化来自夜读海德格尔和夜渡东湖的体验。一个暑假下来，海德格尔的哲学命题与我的暗夜亲水体验变得密不可分，成为挥之不去的联想，类似意象派诗歌所谓“意象叠加”或“视觉和弦”。海德格尔关于人是“被抛入世界”的“自我设计”的命题，与我自己“抛入”水中之后手脚扑腾、仓皇维系肢体平衡的运动记忆叠加在一起。多年以后，我读到贝克特的某部荒诞剧让演员以“被甩上舞台”的方式登场，从而成为海德格尔式“被抛入世界”哲学主题的象征时，不禁会心一笑。那些夏夜里，我不带任何救生装置，独自向无边漆黑的茫茫湖中游去，以此体验海德格尔所谓“向死而在”的境遇。这种对于抽象哲学的具身想象，终于给我带来现实中的震撼体验。某次夜游到湖中央时，脑中还在沉思冥想，回味消化着书中“向死而在”之类艰涩难解的哲学命题，黑暗中忽然移来一具人形漂浮物。我心中陡然紧缩，以为是浮尸，恐惧与厌恶并生。最后虚惊一场，原来是浮成一片的水草。我熟识这种通常开着淡蓝色小花的水草。这场先惊惧、后释然的邂逅，让我浮想联翩。蓝色小花使我既想起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的“蓝花”，又想起象征主义诗歌关于“思想感性化”和“客观对应物”的理论：要像闻到玫瑰的芬芳一样感受思想。夏夜逐波的记忆中，抽象玄奥的哲学思考与日常具身的存在体验彼此应和，构成富有张力的关系。这对我后来形成某种执拗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影响：将哲学思想的有效性，置于日常生活的切身体验中来检验；反过来，让日常经验的具体细节，不断指向普遍的哲学意义。我还形成了一种近乎执念的偏见：能够做到将形而上问题与日常生活细节“无缝对接”，是伟大哲学和伟大文学的标志。

对水的体验也让我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产生了奇特的共鸣。夜泳时，我时常想起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对雪莱的描述。他在比较雪莱与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时认为，后者虽被称为“自然的歌手”，但对自然缺乏激情，而雪莱才是自然的热烈恋人。雪莱对水尤为亲近，一生中很多时光都在水上度过，有时扬帆海上，有时烈日泛舟，甚至有一次在与拜伦同游日内瓦湖时差点翻船，而他拒绝救援，准备从容落水。另一次雪莱被从溺亡中救起时，还说：“这是一种强烈的诱惑；要是老妈妈们讲的故事全都可信，再过一分钟我就会到达另一个世界了。”水中的回忆与联想，让我对雪莱的情怀越来越感同身受。在自然山水之间阅读获得的体验，反过来会带入我与自然的交往方式之中。夏夜逐波时，我经常有意识地去体会雪莱或其他诗人对水的感觉，试探着与水融为一体意味着什么。不过，与雪莱始终拒绝学会游泳相反，我努力让游泳成为我与水融合为一的方式。此时，道家思想也来加盟，万物为一的意识汇入我对雪莱爱水之情的冥想之中。主客身心、人与自然、具身感性与玄奥思想，在此亲和无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意蕴，在新的情境中得到新的领悟。我尝试着闭目仰面静浮水上，练气功一般全身心放松，感受着彻底与水融为一体、与万物化而为一的状态，仿佛即将睡去。

“天边如来”

室内野读还包括对外文原版书籍的探秘与扫荡。

对异域之书的发现之旅，源于一次未成功的留学申请。我本科毕业那年，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首次对内地招收比较文学硕士生。我获得本系推荐，准备应考。招生单位开列的参考书目中，既有郭绍虞、王文生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也有英文版的《诺顿英国文学选》和《诺顿美国文学选》。当时内地教育仍较为闭塞，我虽对前者十分熟悉且已收藏研读，但对后两部国外英文系通用教材却没有任何概念。当我抱着忐忑一试的态度到图书馆索借时，馆员从书库中抱出两套大书，每套3000页左右，令我震撼，压力倍增。后因考试通知在邮路上莫名耽搁，香港求学之梦化为泡影。尽管如此，它却让我发现了本校图书馆的外文原版书库，可惜当时只对教师和研究生开架。我充满神往地徘徊门外，想象其中究竟有何镇馆之宝。录取到本校读研时，我刚一入学就迫不及待闯入外文书库，成为这里躁动的常客。

初入外文书库时，看着满架的外文原版书籍，我欣喜若狂，心想虽未能赴港留学，但这里的海量外文书也能极大满足我的阅读欲望。我决定以惯有的读书野性，横扫这个书库。所谓横扫，只是以逛书店般的浏览为主，发现有趣书籍，再抱回去仔细啃读。我首先瞄准的是本专业文艺理论的两三架英文书：从韦勒克、克林斯·布鲁克斯、乔纳森·卡勒、罗兰·巴特到伊格尔顿、杰姆逊的批评著作，到更多的人文书籍。同时，我开始扫荡英文版的世界各国文学作品，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皆有。我越扫荡越野心勃发，嘴里念叨着恺撒大帝的名言“我到来，我看见，我征服”，给自己的远征壮行。但进军并非势如破竹，不久遇到了横刀立马的劲敌。一本很不起眼的西班牙文原版《百年孤独》横亘在面前。这部被公认为《堂吉诃德》以来最伟大的西班牙语长篇小说的作品，是马尔克斯在构思十几年之后，带着词典，每天几百字，反复锤炼出来的。其语言之魅力，即使透过当时未经授权的中译本的打折文笔，也能隐约感受。可惜我不懂西班牙文！

出师未捷的挫折感，激发了潜意识中征服更多外文的欲望。留校任教后，我从国内外购买了西班牙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教程，并在后来的教授晋职演讲中踌躇满志地宣称，要在若干年内将这些外语掌握。可惜的是，这次成功晋职，将我再征服多门外语的狂热进军，兑换成十几年身不由己的行政兼职。没有足够时间征战列国语言，我只能在支离破碎的时间裂隙中，见缝插针地重拾研究生阶段业已开始，却一路走走歇歇的德语学习。这种断断续续的外语学习状态，被当时一篇趣文戏称为诸葛亮“七擒孟获”、屡擒屡纵，或者一壶开水烧烧停停，永远温吞不沸。幸而后来我遇高人指点：任教于北大德语系的友人谷教授是《浮士德》专家，在她的倾心推荐和亲手置办下，我获得最新详注德文版《浮士德》。我将它捧读多年，兼做“学习宝典”与“催眠宝枕”。马不停蹄的事务间歇，翻翻、看看、背背甚至摸摸这部伟大经典，便获得片刻欢愉。德语学习让我产生某种仍在逐梦途中的幻觉，正如幽灵掘墓之声给晚年目盲的浮士德造成向新世界开掘挺进的幻觉那样。随着我在俗务之中越陷越深，当年征服广袤学术异域的狂野梦想越来越遥远。本以为自己是攻城略地、战无不克的恺撒大帝，到头来却不过是卡夫卡小说《城堡》中充满迷茫的“土地测量员”，永远徘徊而不能抵达城堡。日月不淹，时光易逝，多年来对《浮士德》的伴手阅读，仅让我稍安勿躁，免于“别梦依稀咒逝川”。怅惘之余，我不禁想起《百年孤独》中那个“玩弄时间魔法”的经典开端：“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对我而言，多年以后，当我征服多门外语的进军梦想面对行政工作这个“凌迟时间”的“行刑队”时，我回想起的，则是当年在图书馆里见识写出这一经典开端的《百年孤独》西班牙文原版时的情景。

不过，最初在外文书库“誓师出征”时，我却是野心勃勃、“雄姿英发”的。当时我并没有受到非英语书籍拦路虎的太大影响。我埋头继续横扫英文书籍，毕竟它占据大半外文馆藏。外文书库是双层结构，我扫荡完第一层，充满期待、兴致勃勃地来到二层。前几排书籍在我眼前巍然展开，其中一大套装帧精美的豪华英文书籍令我眼睛一亮。我以为是学术巨著，走近一看，却是东北邻国伟大领袖的全集，估计是赠书。尽管有些失望，却也另开眼界，啧啧称奇。再往前走，馆藏渐趋窘迫，终于抵达这个世界的边缘。最后几排书架空空荡荡，透过它竖着几根醒目的柱子，它们在我眼中幻化成《西游记》里如来佛指变成的五根天柱。我暗自叹道：俺老孙一个筋斗，竟已抵达馆藏世界的尽头！扫兴之余，我期待有朝一日这些空书架能够统统塞满，有价值的外文书籍能延伸到无涯的天边，让悟空多翻腾几个“十万八千里”。若干年后，武大外文书库成为全国高校六大文科中心之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拨专款购买外文书籍。我回想起当年赫然在目的“如来柱”，决定助之一臂，拓展藏书天地，替当年那个腾挪不开的猴子申冤。我长期义务担任外文原版图书荐购员，并发动博士生参与荐购了大量外文图书。今天的外文馆藏十分壮硕，“佛法广大无边，异域山川连绵”，远胜“老孙”出道的当年。

我读我在

2002年夏天，我首次来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时，产生了两种彼此矛盾的心情。这个藏书排名全美高校第三的图书馆，不仅西文书籍浩如烟海，中文图书也数量可观。在这里，我既“望书兴奋”，又“望书兴叹”。作为读者，浩瀚书海尽情遨游，岂不快哉？作为作者，耗费一生完成几部著作，于此岂非沧海一粟？不过我最后还是被读者的兴奋所主宰，因为著书立说并不迫在眉睫。访学日子里，我将主要精力放在读书和藏书。我也发现了亚马逊等购书网站极其便捷，所以，将生活必需之外的全部访学资助，都用于购买原版书籍。

然而，访学末尾，我又发现了世界各国期刊论文数据库，经过最后两个月的精挑细选，下载了几千篇论文带回。没料到的是，三年后，武大图书馆也购买了类似数据库。成千上万种国际期刊的海量论文，均可在校内图书馆免费下载，规范使用。

访学回国十余年后，我因公再次赴美，顺便参观了匹兹堡大学图书馆。在这个名校图书馆，我却意外看到一些自然科学书架空空荡荡，无人问津。我仿佛一进书库就见到了“如来天柱”，萧瑟苍凉之感顿生。馆员解释说，大家现在主要使用论文数据库。莫非数码时代威力无穷的“如来神掌”已经降下，书籍在劫难逃？读者也不出掌心？

我忽然惊恐地意识到，在自己曾疯狂扫荡和倾心荐购过的武大图书馆里，我已有好几年零借书。常年购置的个人藏书也大都静卧闲置，满面尘灰。部分原因是忙于世事俗务，无暇他顾，更主要的缘由是数字时代的来临。起初，我曾无比欣喜地购买存有三千部英文名著的光盘，刻录复制，赠给毕业研究生。再后来，网络提供了无尽资源，学生比我更有办法找到各种数字书籍，因而无需我的馈赠。如今我们的手机里随意装着比一间书房藏书量更大的图书，携带着通往更加广阔的网络书海的读书软件，然而，读书体验却截然不同。今天我们读书资源不缺，甚至应有尽有。互联网上，天涯不见如来柱，大圣徒翻筋斗云，但读书时间和心境却成为稀缺。各种掌中信息的碎片化阅读，是否意味着传统意义上读书的时代已经终结？

我甚至产生更加狂放的想象：当脑机接口的技术幻想已成现实，未来的读书是否只需将海量的数字书籍倾泻入脑？或者大脑根本不必存入书籍，而只在需要调用知识信息时，让系统直接生成和提供？在这种下载式“阅读”方式中，知识虽然也“读”到了体内，可此时的我们身在何处？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在一个具身读书被数据下载逐步取代，甚至文本细读让位于程序远读的数字化时代，我更愿意将“我读故我在”这一箴言立于眼前。我读，不是电脑读数据的读，而是具身入境的读；我在，不是身心分离的“在”，而是陶然入醉的在。面对阅读的自我在数据海洋中消失的危险，我们更需要重新召唤身心沉浸式阅读的态度与激情。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碎片化阅读甚至数字化“远读”愈演愈烈的时代，让个体读书的耐性和野性不会消失。

快哉秋气

秋日读书的记忆，与气相关，与友人相关。书生之气，诗酒之兴，快哉之风。金克木先生曾撰《珞珈山下四人行》一文，回忆1946年周煦良、唐长孺、金克木、程千帆在珞珈山下畅怀惬意的学者生活。四位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来自文、史、哲、外四个不同学科，均涉猎广博，学贯中西，又志趣相投，友情深厚。他们结伴同行、谈笑风生、吟诗唱和，令无数学人深有共鸣，心向神往。武大依山而建，殿宇巍峨，是最具立体感的校园。秋高气爽之际，与二三同道，于此登高临远、纵论古今、疏狂一醉，是野性读书的升华。

当然，这种登高畅论、快意诗酒的狂放高潮，始于山下波澜不惊的校园漫步。大学时期与我经常一边散步一边交流读书体会的，是我在物理系的室友金君。他与我刚入学便因一场关于悖论的辩论而彼此相识，成为挚友。争论来自他向我引荐的一部美国神作《哥德尔、埃舍尔、巴赫》的中文简译本《GEB——一条永恒的金带》，是20世纪80年代影响了国内一代人的“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部。原著曾获普利策奖，它用悖论将数学上的哥德尔定理、埃舍尔的版画与巴赫的音乐进行了跨界探讨，并涉及计算机、逻辑与禅宗等。我们饶有兴致地讨论其中的理发师悖论：理发师专门给“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这本来天经地义，因为只有“不给自己理发的人”才请理发师来理发。那么他到底给不给自己理发？若给自己理发，他就不是“不给自己理发的人”，那么他就不能给自己理发；若不给自己理发，他就是“不给自己理发的人”，就必须给自己理发。又如：我所有的话都是说谎，那么我这句话本身是否说谎？若是说谎，则非说谎；若非说谎，则是说谎。埃舍尔版画中那条咬住自己尾巴的龙，能否将自己吞掉？吞到最后，岂非身体内外翻转，这在逻辑上如何理解？……我们不满足于谈论书中的悖论，还兴致勃勃地发明新的悖论：人打鼾会不会把自己吵醒？梦见自己正在做梦，或梦见自己从梦中醒来，意味着什么？问你害怕什么，答曰：我害怕像我这样谁都不怕的人。假设有一张逮捕证，上面写着某人因伪造这张逮捕证而被逮捕，该不该逮捕……后来我在文学阅读中每遇悖论，都会回忆起最初的这些讨论，感到无比亲切，并以熟识的目光为这一谱系增添新例。比如黑色幽默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士兵尤索林患有精神病，可以申请退伍，但必须自己提出申请，而精神病人的申请又无效，所以军规永远无法突破，世界的荒诞性不可摆脱。另一部小说名著《百年孤独》中，布恩迪亚老族长因发疯被绑在树上，别人问他为什么被绑，他回答说：因为我疯了。但一个人说自己疯了，应该信还是不信？疯还是没疯？若信其疯，而疯子说自己疯的话不可信，则其未疯；若不信其疯，当信其言，则其已疯。还有后现代主义的元小说，让主人公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虚构人物。这种写法可以追溯到《堂吉诃德》，第二部中主人公听说自己被写进一部戏拟骑士文学的小说，成了作品人物。另有皮兰德娄的怪诞剧《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中，六个意识到自己是舞台虚构存在的角色，去寻找那个创作他们的剧作家，等等。莫言小说《生死疲劳》里，在主人公西门闹不断转世轮回、投胎为驴牛猪狗的虚幻故事中，插入了顽皮孩童时期的作者莫言这一“真实”角色。叙事者说莫言将村里发生的事情后来加以篡改、写进了小说，随即揭发莫言：这小子真会忽悠。我们该相信哪个莫言？

刚上大学时，在我们这群一穷二愣的新生中，金君是个鹤立鸡群的藏书人。他入学半年就攒下一大箱好书，寒假回家时托我保管。临行前他忽闻家乡地震将至，半开玩笑说：若一去不返，这箱书就送给你。我当然不希望一语成谶，就快马加鞭狂读一通，仿佛加速读书变成某种恳切的祝福，越是按时还书，友人越能平安归来。地震终未出现，却另有变化发生：寒假里对人文书籍的批量阅读，令我青年时代的浪漫激情暴涨。印象颇深的是读朦胧诗集，北岛诗作《回答》中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等诗句令我激情澎湃，为我决定转入中文系添加一个不小的砝码。

人生轨迹的重大改变，带来的感受一言难尽。尽管我对新的人文领域意兴盎然，物理却像个美丽的旧梦一般萦绕于怀。这种转变使我与金君约定的周末校园散步变成了文理互动的跨学科交流。我们及时交换着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最新读书体会，他给我讲测不准原理、弦理论、分形、混沌和蝴蝶效应，我给他讲《百年孤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第二十二条军规》《红高粱》和魔幻现实主义。我们同选的西方哲学史课程，也提供了大量共同话题。时值思想引进如火如荼的20世纪80年代，青年中先后流行弗洛伊德热、尼采热、萨特热、《易经》热、美学热、文化热等，校园中哲学沙龙和讲座层出不穷。我宿舍附近有家简陋的铁皮咖啡屋，经常成为盛行哲学话题的临时沙龙。据说曾有时髦哲学青年在此奢谈存在主义，近旁一群社会青年厌烦于那些难懂的哲学聒噪，不由分说，挥拳相向。然而这场野蛮厮斗本身也变成了哲学话题，被看成“形而下”对“形而上”的挑战：真正的荒诞哲学是无法反驳的，无论反驳者如何雄辩滔滔也无济于事，因为在荒诞主义者眼中，逻辑辩驳本身也是荒诞的。于是，这顿拳脚便有了不俗的哲学意义。在这群信奉存在主义的挨揍者看来，它无异于脱离思维窠臼的当头棒喝，而又暗合存在哲学。这令我想起加缪小说《局外人》中的默尔索，他在海边阳光刺激下向无冤无仇的阿拉伯人开枪射击之举，是其形而上荒诞境遇的行为表达；或者加缪戏剧《卡里古拉》中卡里古拉的敌人舍雷亚所挑明的道理：既然暴君卡里古拉的荒诞逻辑无懈可击，所以只有诉诸武力，而不是理性辩驳，才算真正理解对手。

较之哲学青年在咖啡馆内的拳脚论道，我与友人阔论哲学时举止更为斯文，趣味却野性不减。我们有时将谈论场所设在荒野悬崖。当时，闻一多先生命名的珞珈山已被森林覆盖，密不透景，唯有一处可远眺东湖。这里虽不高，却有悬崖壁立之势，崖缝中长出几株倔强的石南。秋季于此跂足远眺，可见湖光粼粼，白鸥点点，与好友登临，把酒论学，岂不快哉？甚至有一回，下午即将考《西方哲学史》，我和金君将最后的温习搬到了石南危崖上。我们携两瓶中德牌啤酒与一盒四鲜烤麸罐头登临此地，以哲学问题佐酒。一人一瓶下肚，面红耳赤地将跨越两千年纠缠不清的哲学论题狠狠掰扯一番，权当温习。两人酒酣耳热，哲学上头，旋以醉虎下山之势，乘兴奔赴考场。哲学一词的本义是“爱智慧”，我们却带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迷狂投入理性辩驳，岂非向疯哲尼采肃然致敬，向智慧女神醉眼示爱？我因在物理系学过的必修课程在中文系都可算作选修，故而学分充足，只去陪考哲学，过了一把醉里笔走龙蛇、放胆调戏哲学的写作瘾。金君最后获得高分，不禁谦逊地叹曰：教授评分如此，不知阅卷时亦已微醺否？

研究生阶段以后常与我登高临远、把酒论学的友人，是至今仍共事的于君。他虽从事古典文献，却博览群书，广涉古今中外，兼长音乐电影。与之前的文理交叉不同，此时的读书话题常在中西之间展开。有时是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西蒙娜·薇依，有时是孔孟老庄、《五灯会元》或《谈艺录》《管锥编》；有时是黑塞、托马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有时则是鲁迅、北岛、余华、莫言。兴奋时，论学畅饮“摔瓶酒”，谈笑酷评古今事；陷入精神低谷时，则用里尔克名言打气：“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多年后，当我申请费曼项目赴美访学需要请他写一封推荐信时，全信内容仅限于回忆我俩登高阔论的某次经历，便让我成功地获得访学邀请。一份珍贵的友情，一次难忘的读书交流，附带成就了我远赴重洋、畅读异域之书的夙愿。

冬日暖阳

冬日野读，与火的意象有关，记忆中徐徐展开的是暖阳之下草坪午读普鲁斯特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的场景。这部作品是我最喜爱的经典之一，因为它探讨的主题是时间。时间是人类最大的困惑，是宇宙之谜，也是人生之谜。在圣奥古斯丁、康德、柏格森、海德格尔、爱因斯坦、霍金那里，最艰深的思索都与时间问题难解难分。保罗·蒂利希在著作《系统神学》中对时间、空间、因果性、实体性四种根本焦虑的论述，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人生在世，执着地渴望留住眷恋之人与物，但时间无情地带走了一切，念之不免焦虑；我们希望拥有一个空间，以避免栖居无所的惶惑，下至住宅居所，上至存在家园；我们希望为事物找到原因，唯有其存在理由得到解释，方可安顿身心；我们希望拥有之物是可用名词描述的实体，而往往只能还原为某种变动不定的状态或关系。四种焦虑中，时间居首。我们终生与时间鏖战，常常深感徒劳。在冷酷无情的时间面前，一切化为烟云。终其一生，普鲁斯特都在与时间鏖战，他通过记忆与时间抗衡。因此，带走一切、改变一切的时间和存留一切、拯救一切的记忆，成为《追忆似水年华》的两大主题。普鲁斯特将记忆分为自觉记忆和不自觉记忆，而更看重基于感性的不自觉记忆。其中最著名的细节就是主人公上颚触碰小玛德莱娜点心时的味觉和触觉，唤起了他童年时代的整个记忆。去“追忆似水年华”，就是要追寻那些以为已经消失，其实仍在那里，随时准备再生的时光。由感觉触发而不经意重现的昔日时光，让普鲁斯特在记忆中找到永恒。

我对阅读《追忆似水年华》本身的追忆，也是这种普鲁斯特式的感性记忆。那是冬日暖阳之下的草坪午读，是火的温暖记忆。草坪是逸夫楼后面斜坡上的校园苗圃。苗圃每隔两米种植一人高的小树，其间是成片倒伏的枯草，柔韧而洁净。午后路过这里，见冬日微斜，照着黄中泛白的枯草，竟感到如此温暖，远胜宿舍中冰冷的午觉被窝。我决定每个午后都带上一本书、一支笔和一包香烟，在草坪上悠然而卧，独享品书之乐。有时我会在《追忆》之中翩然入梦。有时一阵微冷，把我从梦中摇醒，发现斜阳已没入远处山林或楼房背后。奇怪的是，以这种方式阅读漫漫长卷，居然从未着凉，可能就是心中有团温暖的火焰在抵御冬日露天之寒。我与普鲁斯特一道，在如烟往事中穿行，这团微弱的火焰，照亮了时间的感性记忆。被这团火焰照亮的记忆，是对于追忆的追忆，对于感觉的感觉，关于意象的意象。它的基调是温暖，彻底改写了我过去冬日阅读的寒冷记忆。我曾在凛冽寒风、雪花飞舞中，开窗酷读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感受所谓“当代英雄”毕巧林身上那既漠视他人也漠视自我生死悲欢的冷酷的虚无主义。自从有了阅读《追忆似水年华》的记忆，整个冬日印象由冷变暖。我由此更为透彻地理解并感知了《追忆似水年华》的哲学。普鲁斯特面临的本是至深的冷酷和虚无，即时间那摧毁一切的无情力量。时间给人下的最后通牒就是死亡。对他极度溺爱的母亲去世，让普鲁斯特痛彻肺腑地感受到这种冷酷的力量，但他用温暖的感性记忆去对抗冷漠无情的时间，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过去的一点一滴，无论美丑悲欢，在感性回忆中都具有了温度。普鲁斯特的哲学是过程哲学：当目标变得虚幻，过程本身就成为目的；当未来不可期待，来世更加虚无，我们只能无限细致地品味人生中的一点一滴。这是将审美方式作为抵抗虚无的本体基础，以此奠定人生的价值。这种哲学具有形而上的温暖，如同我记忆中那团冬日的火。

室内“越野”

野性读书并不限于野外读书。野性读书，是全身心的读书，是将书读到体内，读到生命深处。在我的理解中，读书至少存在两种野性，即自然山水之野与自由不羁之野。后者不限室内室外，无论春夏秋冬。

室内野读是纵深空间里自由不羁的“越野”之旅。我像丛林探秘一样，潜入图书馆的幽深空间，突破禁忌，发现另类，探查时间的年轮，领悟文化的底蕴。

室内“越野”，起源于寻找古旧奇异之书的野趣。刚上大学时，我懵懵懂懂最初踏入的图书馆，是校内某个自然科学分馆。古色古香的琉璃瓦建筑中摆满了廉价旧书。我借阅了其中几本数理类的入门书籍，有相对论的普及读本，有《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之类奇特的国外书籍的简译本（原名《物理学之道》），几乎都是卷边发黄的脏兮兮小册子。多年以后，校友雷军在武大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分享创业体会，勉励青年学子千万不要低估梦想的力量和坚持梦想的力量。他一生梦想的起点，是在武大图书馆借阅的《硅谷之火》，一部讲述乔布斯等人创业的几毛钱的破旧小书。在我的记忆中，被我读得如痴如醉、废寝忘食的馆借书，大多具有类似质感。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小说，如《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或司汤达的《红与黑》，狄更斯的《双城记》，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诸多作品，为之震撼为之激动，而它们均与唤起雷军梦想的小册子质地相当。我本科时从图书馆借阅过的先秦诸子研究著作、各路文学作品和人文著作，至今犹记的，大都具有虽破旧不堪、但经过反复修补裱糊后仍然韧劲十足的面目，其质感也因此具有了某种浑厚的底蕴。读这种质地的书，仿佛踏上拾荒探旧的越野之旅，充满对往昔和异域的发现之乐与探秘之趣。

有些书显得破旧，是因为借阅频繁，而有些却本来就年深月久，甚至古旧。当时没有电子设备进行记录，图书馆的每本书背后都粘贴着一个小纸袋，内插借书卡，纸袋和卡上的分栏表格登记着借书者的签名和借还日期，签名填满后就会更新。在有些古旧书籍的借书卡袋上，我们偶尔能见到前辈大师的签名。签名者可能是金克木先生《珞珈山下四人行》中提到的四位鸿儒，或武大中文系历史上著名的“五老八中”等前贤。这些旧书越是罕有借阅，我们就越有可能在此遇到素来仰慕的前辈大师。一旦偶有发现，我便虔诚而热切地期待更多机会与这些前贤相遇。读这些书，就是与他们隔空对话，是跨越时空，甚至跨越生死的交流。我在理解书中内容时，会情不自禁地想象前贤会如何看待这些观点，我能否具有像他们那样的理解力，他们自己的思想会和其中哪些观点发生关联？无法遏制的冲动驱使我在旧书中寻找前贤的痕迹，在冥想中展开对话，企盼获得启迪。我甚至下意识地在行间页边找寻前辈大师的批语手迹。当然，最终证明，留下手迹的基本上都是无名之辈。我本来痛恨读者在公共图书上乱写乱画，觉得这种行为有违道德，但若批语确有真知灼见，倒可原谅，只不过这种现象较为罕见。至此，我的意识忽然洞穿了自己的无意识，并发出尖锐的自我诘难：下意识地在旧书中寻找前贤的批语，究竟是满怀虔敬，还是大为不恭？

记忆中的破旧之书、古旧之书具有特殊的质感和韵味。我时常感到越是旧书充斥的图书馆，越有底蕴。多年以后，我的好友、毕业于哈佛的美国汉学家韩教授来访。她需要索求在全美图书馆找不到的五部中国古籍，希望在武大图书馆寻得。目录中仅找到一部对她或许有用的线装书，藏在学校樱顶的古籍分馆。这座民国时期修建的古色古香、中西合璧的琉璃瓦建筑，大气磅礴、雄峙山顶，可能是中国最美的校园图书馆。我们沿着幽静的林间小路，来到其侧面的线装书库检索书籍。在电子检索系统已很完备的数字时代，我们十分原始地用手翻检着发黄的索书卡片。友人虔诚无比，小心翼翼，用笔逐字逐句誊抄这些不能复印的文献。铺着古旧漆木地板的阅览室平日无人问津、极其宁静，现在却有异国学者远道造访，使得敬业有加却素来寂寞的图书馆员异常兴奋，热情有余。他一边殷勤地提供服务，一边因为只找到一部对客人有用的古书而满怀遗憾，甚至带着莫名的愧疚感，详细介绍古籍不足的历史缘由：抗战时期学校临时迁至乐山，途中整整一船馆藏古籍被日军炸沉江底。我想象那些在滔滔江水中飘散零落的线装书脆弱的书页，不禁唏嘘叹惋。

室内“越野”的另一维度是对禁忌、异类之书的探寻与发现。刚上研究生时，某日我们宿舍来了位英文系女生，兜售未删节版《金瓶梅词话》。当时该书大体尚属禁忌之列，我等虽怦然心动，却因标价超过我们大半年生活费，只能望“梅”止渴。但很快柳暗花明，“梅”开二度。我的室友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他的导师一日忽然发恼：搞了半辈子明清小说研究，居然没读过《金瓶梅》全本！当时中文系资料室藏有一套，锁在柜子里，不轻易示人。室友谨遵师命，报主管批准，于阅览室现场借阅、辛勤抄录，得《金瓶梅》所删两万五千余字“真言”。他在上呈导师之前，在寝室慷慨地与我悄然分享，先睹为快。因此，我对该书的阅读，是以预读摘要的方式，先细嚼慢享被删的“精华”，再囫囵吞咽其余文字。令我惊叹的是，这些被删的性描写是如此文采飞扬，它化用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多种修辞手法，与不登大雅之堂的“皮肤滥淫”构成特别的审美张力。它既大胆露骨又含蓄蕴藉，既充满欲望，又富于诗意和谐趣。我甚至觉得它是我读到的最幽默的文字。比起《金瓶梅》，当时名噪一时的英国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性描写，简直味同嚼蜡。几年以后，贾平凹小说《废都》问世，该作叙事每到性事将至，就出现“此处作者删去多少字”的告白。我立刻怀疑《废都》所谓作者删文其实是故弄玄虚，表明作者并非害怕写出厉害文字，而是害怕写不出《金瓶梅》的厉害效果。作者深谙“空故纳万境”的“传统智慧”，以空白诉诸读者想象。然而，对我而言，若无《金瓶梅》被删文字的先睹为快，又怎能如此精彩地配套想象《废都》留下的这些空白？在我的脑补里，《废都》“被删”处，填满了我和室友隐秘狂读的那个简陋笔记本上的迷人文字。至于作者留白的动机，或如伊甸园中被禁的智慧果，禁止莫非正是为了诱惑？

此理或许大谬，却是我当时挥之不去的想法，而且它也适用于馆藏中那些尚未发现的另类书籍。欲望的发现导向了发现的欲望，这些未知异类的待填空白本身变成了诱惑。对于《金瓶梅》的这种“摘要式”精读，令我突破禁忌、寻找异端书籍的越野之乐颇受鼓舞。后来又搜出一些古书中的另类，野读之火继续蔓延。事后看来，这些书其实性质各不相同，有妙趣横生的讽刺小说《何典》，也有现在早已记不清名称的大尺度作品。当野火最后烧到《一片情》之类古代情色小说时，便燃料耗尽，戛然而止。其中不断重复的性描写令我生厌，其水准与《金瓶梅》不可同日而语，至此我开始怀念那些具有丰富内涵、曲折情节与优美文笔的“无色”作品。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教学研究分会会长，曾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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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丹